明明可以凭权势，却偏要凭才华！幸好厉害得留名千古！王诜第二话

发布时间：2025-08-01 18:14 浏览量：38

（续上）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熙宁十年，王巩向苏轼转达：“王诜说您为他所作的《宝绘堂记》中，有‘桓灵宝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等句，觉得文意欠佳，希望修改这几句。” 苏轼回应道：“若不用这篇记文便罢。” 最终并未修改。由此可见，尽管二人情谊深厚，却绝非相互吹捧之辈。苏轼的坚定态度，并未对他们日后的情谊造成影响，反而使他们交往更为频繁，心灵契合度更高。

作为志同道合的师友，面对王诜对艺术近乎痴迷乃至玩物丧志的状态，苏轼在《宝绘堂记》中给予了善意的忠告：“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凡物只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留其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锺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

苏轼还以自身少年时的经历告诫王诜：“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去本心也哉！”

当然，苏轼对王诜的评价颇高，他说：“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 最后，苏轼依旧警示道：“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苏轼劝诫王诜，书画收藏应如 “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去而不复念也”。就现有史料来看，王诜显然接纳了苏轼的忠言规劝，未蹈前人覆辙，也不像米芾那般偏激，做出 “投江相要挟” 或为夺画 “二人相告绝者数岁” 之类的举动。

黄庭坚与王诜的交往，虽现存史料不多，但仍能从中窥见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黄庭坚曾受王诜邀请，参加元祐三年的 “西园雅集” 以及多次聚会，这在《黄庭坚全集・别集》中的《大暑水阁听晋卿家韶华吹笛》、《黄庭坚全集・外集》中的《从王都尉觅千叶梅云已落尽戏作嘲吹笛侍见》等诗作中可寻踪迹。

王诜时常请黄庭坚为其藏品题跋，黄庭坚在《题北齐校书图后》写道：往时在都下，驸马都尉王晋卿时时送书画来作题品，辄贬剥令一钱不值，晋卿以为过。某曰：“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 收书画者观予此语，三十年后当少识书画矣。

当然，对于王诜艺术上的优点，黄庭坚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在《跋王晋卿墨迹》中，他称赞道：王晋卿画山水寒林，缥缈风尘之外，他日当不愧小李将军。其作乐府长短句，踸踔□语，而清丽幽远，工在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近见书《戒坛院佛阁碑》，文字与笔画皆顿进，所谓后生可畏者乎！

黄庭坚对王诜收藏观既有直率的批评，又有真诚的肯定，充分展现了朋友间坦然、讲信、重义、厚德的君子风范。

在米芾的认知里，尽管王诜存在一些诸如 “不端” 的行为，甚至还抢夺过他心仪之物，但二人依旧交往频繁，米芾曾言：“王诜与余厚善，爱之笃。” 米芾将艺术收藏者划分为 “好事者” 与 “赏鉴家” 两类，此观点源于《历代名画记》中的《论鉴识收购求阅玩》，其中提到：“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些不擅长装裱的人，只能被称作 “好事者”。

四鉴藏对书法创作的涵泳

王诜的宝绘堂藏品丰富，既囊括了晋代王羲之、谢安，唐代颜真卿、欧阳询、陆柬之、孙过庭、怀素、张旭、李邕，五代杨凝式、宋代李建中等诸多名家的墨迹，同时也收藏有师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当代名家的真迹。由此，王诜古今兼收并蓄的情怀可见一斑，而从这些藏品中，亦能探寻到王诜书法风格形成的源流脉络。

王诜艺术所折射出的美学思想，与当时文艺界巨匠引领的尚意、尚韵之风相契合。画艺师承李成、郭熙水墨传统，同时汲取李思训父子青绿技法，创立“南宗笔墨、北宗丘壑”的新面貌。其水墨山水清润明洁，如《宋王诜渔村小雪图卷》以“破墨法”表现雪景，辅以“弹粉”技法呈现飘雪动态，兼具李成严谨与文人逸趣；青绿设色作品如《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烟波浩渺与奇峰叠嶂相映，笔墨细润而色彩典雅，被苏轼赞为“集宋元大成”。

王诜提出“四时为我供画本”，注重自然观察与程式化符号结合，作品多描绘烟江远壑、寒林幽谷等“难状之景”，体现文人雅士隐逸情怀。其风格影响后世赵孟頫、董其昌，被尊为“虞山派”先驱，与王原祁并称“画圣”，作品存世虽少，却为北宋山水画巅峰代表。

王诜书法风格疏宕流散，颇具杨凝式《韭花帖》的意趣。而王诜较为纵逸的行书，更是别出心裁，堪称 “怪体”。黄庭坚曾评价道：“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为书囊，人未有能识者，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

《王诜颍昌湖上诗词卷》大体就属于这种如 “蕃锦” 般独特的作品。此帖以行书为主，间参楷法与草法，字字虽独立，却笔断意连，通篇气势连贯，大小、疏密、轻重、刚柔相互映衬，浑然一体。

其字形保留着苏轼的扁方形态，但字势已由侧变正，纵笔更为放纵飘逸。结字也并非苏体那般平行排列、规整有序，而是灵活取势，提按收放对比鲜明。

书写时，王诜常以紧扼笔管来展现势积力聚的状态，运笔自如。细笔处刻画精致入微，粗笔则丰腴劲健，正如古人所云 “架构开阔处，又能荡漾笔墨，重按飞提，恰意疾驰”。此帖兼具欧阳询的险峻、颜真卿笔画的使转，风格独树一帜。行笔秀劲，线条变化丰富，时而柔媚俏拔、刚柔并济；时而尖峭方硬、生辣挺拔；时而婉转纵恣、奔放流畅。整幅作品率性而为，笔锋毫芒尽显。

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旧称黄庭坚）中赞叹：“观其书法纵笔如悬针，横笔如划沙，走绕盖作绕水波。结构紧实，锋芒凛凛，如快剑斩阵，迥与平日有殊，或因酒相助耶？不然何以臻妙至此？”

《王诜颍昌湖上诗词卷》赵肃跋称 “其书遒劲，一点一画自有晋人风度”，王洪跋说：“虽若草草不经意而波澜洄婉气象潇洒。” 陈继儒则谓 “此卷用颜平原笔法兼带杨凝式韭花帖波策，即八分书亦写其中，绝无纤毫本色……” 由此可见，众人对王诜书法的评价较为中肯。

曹溶的跋文更是对王诜的书法作品进行了辩证分析：“晋卿绘事为时所重，不以书名，山谷曾以蕃人锦囊致诮…… 即使未谙八法，犹当以人重，况豪落之气跃跃行墨间者乎……”

诚然，若将王诜的书法与晋唐诸位大家，抑或是 “苏黄米蔡” 等北宋名家相比，确实稍显逊色。然而，从书法史的维度审视，王诜的书法成就依然不可小觑。

王诜的书法艺术，无论是行楷还是行草，皆能明显寻得苏轼、黄庭坚、米芾，乃至二王、颜真卿等诸位大家法书的影子。但他并非一味模仿，而是能够另辟蹊径，自创新格，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宋代刘克庄更是推崇他的法书，赞其 “草圣杰然，有王子敬、张长史之遗意”。此外，王诜在钟鼎篆籀方面也颇具造诣，《画史会要》称 “晋卿碑版书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