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抗战遗址】抗战催生的自贡名校——旭川中学

自贡是一座因盐设邑的城市，更是一座抗战催生的城市。因战时经济、军事所需，因独特的井盐工业的战略地位，自贡得以立市。八年抗战期间，她以190万吨的盐产、近21亿元的盐税，成功支撑后方的军需民食和战争财政，还以1.2亿元的捐金、3万人的从军、1942人的捐躯，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中华民族在生死危亡关头立它为市的殷殷厚望。因抗日战争而书写的这些辉煌，融铸成这座城市永远的风骨和独特的价值核心，溶化进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舍、每一个人的每一寸骨骼、每一滴血液里，永远激励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为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为自己的进步发展，奋进不止、奉献不已。

无独有偶，这座城市有一所中学——旭川中学，也是由抗战催生，因抗战而兴。

这座学校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以作育乡梓人才为已任，以培养抗日救国人才为目标，把国家民族的担当自觉地负在自己的肩上。

这座学校广纳英才，从成渝等地引进数十的“下江人”执教，唯才是用，胸襟广阔开放。

这座学校因时而动，应时所须，紧密契合战时所需实施教育教学，因而学子们学而致世，学以致用，敢于以身献国，英才辈出。

这座学校是一个强烈爱国的群体，是一个敢以匹夫之责担当天下兴亡的群体，他们居人之先，以国之最多的抗日捐金，楷模天下，受人景仰。

抗战八年，旭川的这些作为和成就，铭刻成他熔铸在骨髓里的旭川精神：爱国奋进、开放向上、积极担当。

正因为如此，建校八十多年来，她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为国家民族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渊乎大哉，莽莽旭川，一波千万里，一勺千万年！”八年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赋予她的钢筋铁骨、热血神髓，必将指引这一所抗日催生的名校一往无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继9.18事变侵夺东北三省7年后，大举开始对中国腹地的侵略战争。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晋察冀等地民众不待国民政府的正式动员，纷纷起而慷慨前敌，广大后方民众亦慷慨激昂，广泛自觉地发动起抗战的宣传动员。

当时自贡“卢沟桥事变仅一个多月，民众就自发成立了四川盐务局军训队、自贡抗敌歌咏队、自贡乡村巡回话剧团”“有职员、教师、学生、工人等300多人……高唱着‘我们是抗日救亡的队伍……我们要唤醒全国同胞，把凶恶的日本强盗杀完’。深入到工厂、集镇、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时贡井亦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有的参加上文所叙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伍，有的在贡井就地组建的小型宣传队伍中参与救亡宣传，演出抗日歌曲和戏剧。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的1938年7月，旭川中学开始筹办。

据《旭川——旭川中学建校五十周年》文集载张永谷、罗志芳、谢芳庸文《老去方知创业艰》叙述：“1938年夏天，正值卢沟桥事变一年之际，因为组织抗日宣传队，队员大多是（贡井育材小学毕业的）失学儿童，希望贡井有一所中学，以便他们就近入学，”可以兼顾求学和抗日宣传。

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胡昭曦先生叙及旭川建校：“1937年抗日军兴，四川是大后方，希望入学的学生更多，自贡一所私立中学（指蜀光中学）远远不能适应广大社会人士的要求……于是贡井盐业团体和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集会讨论，决定创立中学一所，继过去旭川书院旧称，定名为旭川中学。于1938年秋，招收男女各一班。

”这样，在征得川康盐务管理局3千元提留税款作为创办基金、贡井十数位盐商组成校董会，各自捐钱献地送桌子板凳送书送物，盐商余述怀承担开办费的支出任务之后，旭川中学在前方抗战的硝烟炮火和后方抗日救亡的全民怒吼声中呱呱坠地！

古今中外的大规模战争，无不有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和军备动员，但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那样，具有全民族自发的深刻而广泛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动员的，实在少见。

这是由我们抗战的正义性所决定的，也反映了这场抗战的全民性，并决定了我方在长期坚持的战争中战力的持继性。这一切，最终决定了我们胜利的必然。

余述怀(1881—1947年)，号仁禄。四川省威远县向家岭黄石坡人(今向义乡)。早年经营油麻山货，以供应盐场各井灶。自1910年起改为以经营盐业为主，兼营煤炭、副食品等。到1944年，其职工人数已增至2200多人，年收租谷达1800余担。登上当时贡井的所谓宋(俊臣)、黄(敦三)、余(述怀)、刘(景贤)四大家族之称。冯玉祥来自贡发动抗日救国献金，他捐献法币1000万元，为当时自贡市献金的首户之一。余述怀热心地方事业，积极筹措资金，并带头捐资办学，从而获得社会的赞扬。

1938年，至卢沟桥事变一年之际，贡井许多参加抗日宣传的孩童小学毕业后无中学可升，贡井盐商余述怀、胡少权、张泽敷、黄象权、宋俊臣等又商议共同筹办中学。当年8月，经余、宋、胡三人垫资三千元，向四川省教育厅立案，以“自贡私立旭川中学”校名开办贡井第一所中学。

9月，学校招收学生140人，聘任教职员16人，开设男女生各一班，正式开校。贡井盐商为办此校，各各捐地、捐书、出资购买课桌椅凳教具及体育设施，不一而足。而余述怀则将自己存于西场的自留税金3000元用于建校的启动资金，又独自全部包了开办经费。其后，旭川中学的办学日常费用，全部由余述怀的天禄堂支用。

1941年，学校开办高中，余述怀出资10万元作为筹办高中的启动资金，继后又以100万元的巨资作为高中的开办费用。

1943年，余述怀又为旭川中学捐建一楼一底16间教室的教学楼一幢，因其捐建之德，这座楼被人称作“述怀楼”。

后又争取到川康盐务管理局支持，修建礼堂“剑霜堂”，修建中，余述怀又大笔垫付资金不敷之额，终使其竣成。

余述怀捐资建校的义举，除惠及桑梓外，还泽被川省。四川大学工学院于1946年修建的实验馆，便是当时的校长黄季陆约宴余述怀时，余述怀慨然捐款400万元修建起来的，黄季陆为示谢意，将此楼命名为“述怀馆”。

旭川中学诞生于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动员之中，因此它的办学宗旨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便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抗日救亡。

据1944年至1950年任旭川中学副校长（代行校长）的余文祥先生1997年回忆：

旭川中学的“校训：智仁勇。

校歌（余冠文词，陈颐仲曲）：渊乎大哉，莽莽旭川，一波千万里，一勺千万年。思皇多士，道义是肩。振精神，殚心血，须学个昼夜不舍，混混源泉。陶铸成补天浴日，英雄儿女，名实相兼，輝映后先。依然一波千万里，一勺千万年。长拥护，民国山河，不崩不骞。渊乎大哉，莽莽旭川”。

“智仁勇”是孺家经典《中庸》中提出的“三达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便可以修身、治人，进而治天下国家。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后组建国民革命军，即以“智仁勇”为军训，要求中国军人修身治人，以治天下国家为己任。旭川中学创建于抗战军兴之初，以孙中山先生拟定的军训为校训，使旭川的办学宗旨具有强烈的抗战军事色彩。抗击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天下，这一鲜明的办学理念贯注为办学者、施教者和受教者统一的行为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旭川中学的校歌，也和其校训一样，体现了抗日救亡的时代特点和为国育抗日精英、建国之材的强烈价值要求。她号召旭川儿女以铁肩担起道义，用真才实学报效祖国，像昼夜不舍的滾滚源泉一样为此终身奋斗，不怨不悔。她期望旭川学生锻炼成长。外敌入侵，天崩地裂；社会黑暗，日月无光。名实相兼的旭川“英雄儿女”要像女娲挽危亡于既倾，补天地之缺损；要像夸父逐日而行，为长留光明于人间而至死不辞。旭川人要誓御外侮，拥我祖国，固我河山，使之永不崩迁！正是其抗日御侮，救亡图存的时代之音和办学为国，为国育才的高昂旋律，使《旭川颂》这一首校歌受到一代又一代旭川人的挚爱，因而传唱不已，历七十余年而不衰。

旭川中学选择1938年10月10日举行建校开学典礼。在辛亥革命纪念日（亦是当时的国庆日）的这一天，全校师生高唱《旭川颂》这样一首充满抗敌气慨和爱国激情的校歌，迎接自己的母校诞生，声遏行云，血涌心脉，许多人唱得热泪盈眶，喉头哽咽！

也是在这一典礼上，挂出了一幅余冠文撰文，甘博渊榜书的楹联“旭日东升普照东亚西欧现象，川流不息造成抗日救国人才”，冠“旭川”校名为“旭日东升”，“川流不息”，申明旭川办学的宗旨是“培养抗日救国人才”，且要发扬光大于“东亚西欧”。在民族危亡，国事多难之秋，旭川中学甫一创办，就自觉地将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爱国意识的高张和民族精神的宣扬，恰好是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最强烈而迫切的喧响，最深刻而凝重的价值取向。

旭川中学创建的1938年，正值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寇大举疯狂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

她的建校初期，经历了中国人民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这一个诞辰和这一段幼年期，使她建校之初便积极主动地契合进了抗日战争这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奋争之中，并为她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经久而深刻——甚至可能终身影响她的生存价值和教育取向。

因此我们说，她是抗战催生的一所学校，抗战兴学，使她成为盐都自贡这一特定地域背景下抗日战争时期教育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极富研究价值的一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