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博物院：石承千载史 鼓铭九州文

咸阳博物院“辉煌的帝都——秦咸阳文明展”展厅中，静静矗立着一尊形似鼓状的花岗岩石刻（复制品），这尊石刻表面凿痕斑驳，字迹漫漶不清，却有着“中华第一号文物”美称——“陈仓石鼓”。陈仓石鼓是战国时期秦国遗物，考证为秦献公时期作品，真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陈仓石鼓共有十尊，质地为花岗岩，圆顶呈馒头形，上狭，中间略鼓，平坦光滑，下凹凸不平天然曲折，底部均为人工凿成的平底。十尊鼓的高低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最高者95厘米，最矮者60多厘米，直径约60厘米。

陈仓石鼓的流传史堪称一部跌宕起伏的“乱世漂流记”。唐贞观年间（一说肃宗至德年间），石鼓在陕西宝鸡陈仓被发现，共10件，刻有先秦时期的籀文（石鼓文）。最初散落在荒野，后被当地文人移至凤翔府孔庙保存，这是其首次有记载的迁移。唐末战乱中，凤翔孔庙遭毁，石鼓被弃于荒野，部分流失或受损，其中“乍原”鼓甚至被凿去顶部作为舂米工具，文字受损严重。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时任凤翔府签判的苏轼发现残存石鼓，劝官府加以保护，但未获重视。至北宋英宗治平年间，金石学家向传师（一说司马光之父司马池）重新寻访，找回9件，唯独 “乍原”鼓仍下落不明。北宋徽宗大观年间，“乍原”鼓被找到，10件石鼓终于集齐。徽宗对石鼓极为珍视，命人将石鼓文描刻于木碑上供临摹，同时为保护原石，用黄金镶嵌石鼓文的字口，随后将石鼓从凤翔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的辟雍（太学附属机构）。北宋末年 “靖康之变”，金兵攻破汴京，石鼓被当作 “奇物”运至燕京（今北京），但黄金被剔去，石鼓再次遭损，随后被弃于荒野。

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 年），石鼓被重新发现，移至中都（今北京）的国子学保存。此后元、明、清三代，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庙内存放。乾隆年间，清高宗命人仿刻10件石鼓，同时对原鼓进行清洗、整理，并撰写《御制石鼓文》，进一步确立了其“石刻之祖”的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避日军战火，故宫文物开始南迁，石鼓作为“国宝中的国宝”，于933随第一批文物从北京出发，经上海、南京，最终辗转至四川重庆、乐山等地，全程万里，被妥善封存于山洞中，避免了战火损毁。1945年抗战胜利后，石鼓从四川运回南京。1948年，国民党政权计划将部分文物运往台湾，因石鼓重达吨余，运输困难，最终留在南京。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石鼓被运回北京，重新安放于故宫博物院珍宝馆。

陈仓石鼓的流转轨迹，恰似一部浓缩的中国文物保护史，每一道裂痕都记录着文明传承的艰辛。石鼓的珍贵，更在于其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石鼓每面均凿刻文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字体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被称为“石鼓文”，既是研究汉字演变的实物资料，也是先秦文学的珍贵遗存。

每尊石鼓的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个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每尊鼓文内容与《诗经》中的狩猎诗风格相似，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均为四言诗，共十首，计718字。七百多字的石鼓文虽历经风化，现存仅四百余字可辨识，却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政治、军事、祭祀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咸阳博物院陈列的这尊复制石鼓名为《吾车》，文字以四言诗形式，描述了秦公车马整备、率众围猎的场景，开篇“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强调了车马装备的精良与队伍的整肃。又如“车工鼓”记载了秦王狩猎时车马仪仗的盛况，“田车鼓”描述了围猎场面的壮观，“銮车鼓”则记录了祭祀天地的礼仪。因鼓文内容系记述秦王出猎、祭祀等重大活动，因此又被称为“猎碣”。这些鼓文比文献记载更具现场感，让后人得以窥见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风貌。

在书法家的眼中，石鼓文更是“书家第一法则”。其字体方正端庄，笔画遒劲凝重，既保留了大篆的古朴浑厚，又蕴含着小篆的规整匀称，被历代书法家奉为圭臬。唐代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曾临摹石鼓文，宋代苏轼、黄庭坚对其推崇备至，清代吴昌硕更是潜心钻研数十年，创造出独具一格的石鼓文书法风格。这种文字艺术的传承，让石鼓超越了单纯的文物范畴，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纽带。

如今，安详陈列的石鼓，早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石刻。它们是中华文明延续不绝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人为之守护、研究、传承，让这组诞生于战国的石头，始终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2013年，石鼓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因其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成为不可移动的文化坐标。凝视石鼓上那些模糊却坚韧的文字，仿佛能听见两千多年前的回响。它们见证了秦人的雄心壮志，经历了王朝的更迭兴衰，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陈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