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是红军，却不是共产党人，年近60岁对贺龙说：我跟你们长征

1936年，贵州毕节的街头突然安静下来。红军队伍涌进了小城，只有零星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回荡。奇怪的是，大伙却发现队列中竟抬着一位年近花甲的老绅士。衣着体面，胡须花白，端坐滑竿之上，只见底下还垫着软褥子。年轻的红军一脸小心翼翼，嘴里喊着“周先生”。外人看着都犯嘀咕，这人是谁啊？怎么红军里还有这么别致的人？

传教士勃沙特悄悄掏出小本子记了下来，他没见过这样的画面。不像宣传画上的红军战士，这一幕全然不同。有人说是地方大户，那气质劲儿倒像那么回事。但为什么红军会一路带着一个文质彬彬的老人呢？周围人都在猜。

其实这位周先生，原名周素园，早年间叫周培艺，贵州当地有几分声望。气氛冷清的赶考日子里，他16岁中了秀才。此后不到三年，又考了贡生。清廷那时候已经不中用了，官场乱糟糟一锅粥。可分明是朝廷念着他的成绩，想拉他去做新官。旁人都替他欢喜，可他偏偏不领情。

周素园觉得，这种官不坐也罢。清廷本就是苟延残喘，没啥指望。他倒不如自己折腾，遂创办了地方报纸，敢说点不一样的话。那些新思潮、改革的想法，一股脑地往报上倒，胆子是真大。动荡年代，这类举动其实挺冒险。不过他似乎不在乎，或许从头到尾都没信过那些陈规矩。

辛亥革命爆发，对他来说像一场暴风雨。周素园动作快，迅速和贵州的进步人士打成一片。贵州独立时，还将他推到军政府总理的位置，那时周素园年纪并不大。政坛上的浮沉，比他想象的残酷多了。不久后，唐继尧兵变，贵州政权变天。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理想飘走，转头被新的权力摆布。之后在国民政府里混过几次职位，身边全是尔虞我诈。渐渐就厌烦了，索性辞官，蛰居乡村。

那些年，他喜欢闭门苦读。研究起马列的书，《资本论》《宣言》用得极勤快。很多在外人看来完全是“洪水猛兽”的理论，在他那里反成了信仰。大清早上，擦亮眼就啃书本。书页写满了笔记，墨迹一层又一层。谁也想不到，个把年后，他会跟红军扯上关系。

但有趣的地方正是这里。人这一辈子，常常是刚认定了归宿，命运就来敲门。红军来了，城池一变天。周素园家书房被一帮红军小伙闯了进去，书架上异乎寻常地摆着一排排马列著作，红军也看得出奇。

“地主老财看这个？”有小青年翻书页时喊出声。手指满是笔墨的圈点，笔迹老气横秋。王震闻讯，也赶来了。他花了点劲才从老太太嘴里套出，周素园就是这院主人的底细。

开门见山，王震不知道怎么和眼前这位谈。“您当过国民党的官，咋不怕我们呢？”周素园眯着笑，把这帮儿郎看得通透。“怕啥？没干过亏心事，这年头怕有用？” 反重的声音落下，显得颇有分寸又带点自嘲。

贺龙和任弼时后来也来了。他们和周素园讲话不绕弯子，马列主义聊得激烈。谈深了，大家才发现，红军能走到这一步不完全是偶然。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隔阂。彼此一照面，倒也算是相见恨晚。

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时，周素园第一个站出来。总司令的活计接得心安理得，司令部直接摆家里。地方武装纷纷赶来投靠场面很热闹，说不清到底是谁感染了谁。可不久后，红军准备转战长征路，众人下意识觉得周老该留下养老了。出人意料，他却非要跟着队伍走。

起初没人信，他真能跟得动。贺龙劝了半天，周素园立场没变。“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认你们的理想。”话说出口，没人再反驳。

出发前的夜里，滑竿上的软垫还换了新的。红军讲规矩，没人觉得他是负担。一路上，红军小伙子围成圈，听他夜谈往事。周素园总说自己不过是过客，深夜常把旧事翻来覆去讲，但听的人总是不腻。

翻山越岭时，周素园虽获照顾，却始终没想过搞特殊。他不会走捷径，遇急流挺身提出搭桥法子——用藤蔓编了浮桥，大家都说这主意行。行军里他偶尔累倒，年轻医生用针灸搭救，旁人看着心里一紧。

红军到了苗族村寨，语言不通。周素园笨拙地模仿族语，磕磕绊绊总算沟通开了，把红军的想法说给当地人听。不知怎么的，这个人和红军之间的气氛，渐渐变得自然起来。有人热情请教文化问题，他教起战士认字，临时办起小课堂，一步不落地参与进来。

有段时间，他还成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之间的“润滑剂”。每过一村，地方有点读书背景的人便跑来看稀奇，“红军队伍里怎么还有个老学究？”大家听他讲共产党，听新思想混着传统故事，有的人上头了，干脆跟着红军走。

不过，周素园的身体也确实不好。节骨眼上，他又开始犯胸闷，翻山头力不从心。那一阵，小伙子有点失落，多少觉得，老人家不该跟着受苦。但没人真说出口。他反倒觉得，这点苦算不得什么，信念里头给他加了码，撑着走下去。

长征结束，周素园在队伍中已成了传奇。他既似顾问又像亲人，和所有人都打成一片。一边用他那套教书法子教孩子认字，一边还琢磨着退下来后说不定还能做点更大的事情。

延安的窑洞，他过得踏实。学生们乐于听他讲解传统故事和马列理论，课堂里常年满座。他讲得慢，很琐碎，但你若有耐心，时不时会听到新颖的见地。他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时，周素园想得挺复杂。中国今后得靠科技，可他喜欢拿自己的老经验再咀嚼一遍，偶尔却怀疑新事物难成气候，说不定还不如旧学问稳当。有时又否定自己，这矛盾来回打转，让人看着觉得亲切又揪心。

关键年头，他为扫盲搞宣传，带头体验农民生活。长时间下来，他和延安的青年打成一片。不喜欢站在高台上喊口号，更愿意拉着人家聊聊天、讲些古今事情，说得云里雾里也没人计较。

抗战拉开序幕，他组织文化抗日队，带着一帮人下乡演出，“咱中国老百姓，不是完全不懂道理。”他私下嘀咕，反正谁也管不着他怎么表达信心。只是有时候遇到村民不理睬，他又气又急，生怕自己白折腾了。

新中国成立时，他兴奋不已。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周素园在人群中遥望。他感慨道，以前跑过多少弯路都值了。可也有人说他这一生飘忽，每遇关键时刻他就犹豫着要不要继续。其实有时候，他自己也拿不准，往前冲吧，担心大环境，若干等着风头过了继续发力，凑起来倒挺复杂。

建国后，扫盲运动他亲赴前线，一点也不像八旬老人。去西南，去了多少次没人数清，整天和小孩搭木板教认字。他主编教材到深夜，有时累到对稿纸发呆。偶尔嫌自己过分用功又停下，第二天卷土重来。

年岁渐长，周素园参与了无数教育制度的研讨和教材编写。开会发言到嗓子沙哑，投票表决从不含糊。他搞《中国教育史》时，反复来说“这段历史或许记不得太细，但能留下点儿东西，总归不坏嘛。”可是，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老东西未必都值钱，书写下来或许没人要看？

他的健康状况威胁着工作，最后几年行路不便，但写作、参与讨论一刻不停歇。同事劝他休息，他反问“能躺下就闭眼？我不信！”语气没啥温度，却带点粗犷和无奈混杂的坚韧。

最终，1960年的冬天，周素园在北京去世。他的日记底页写着：“这条路真长，偶尔走错也罢。”屋子里余下的只是些书本和认字的木板，没什么形式感。活着的人偶尔提起时，谁也没法说清周素园到底属于哪一类。红军战士里有这样一位不算典型的“革命者”，他时而怀疑、时而热烈，总带着旧社会的影子，却又死心塌地跟着走到底。

这一生当中，变数太多，难得有一件事能从头到尾做圆满。但有些人留下的，不是结论，是行动。你说这到底算成就，还是遗憾？谁也没讲清。

其实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如果细算起来，时代换了无数，却总需要那点不合时宜的勇气与胆识。周素园活得不完美，这一点恰恰说明，他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