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晏殊的交往，藏着一段北宋文人“知遇相惜”的佳话

范仲淹与晏殊的交往，藏着一段北宋文人“知遇相惜”的佳话，既有朝堂上的相扶，也有江湖中的相念，故事里满是乱世中难得的温情与风骨。

范仲淹年轻时命运坎坷：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家境贫寒到“划粥断齑”。他苦读多年，26岁中进士后入仕，却因刚直敢言，仕途初期并不顺遂。30岁那年，范仲淹为母守丧（丁忧），正值人生低谷——按礼制不能为官，生计拮据，更难施展抱负。

此时，晏殊已官至“留守南京”（北宋南京为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是当地最高长官。他早闻范仲淹的才名与气节，深知此人虽在丁忧，却非池中之物。于是，晏殊主动向范仲淹递出橄榄枝，聘请他主持应天书院。这封聘书对范仲淹而言，是雪中送炭。他在书院里“勤勤督劝，以身先之”，不仅严格治学，还亲自授课，甚至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资助贫困生。一时间，应天书院学风大振，从者云集。而晏殊则全力支持他，为书院调拨资源，从不干涉其教学主张。这段经历，既让范仲淹积累了声望，也让他与晏殊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范仲淹后来常称晏殊为“晏公”，感念其知遇之恩。

多年后，范仲淹因政绩卓著入朝，晏殊已官至宰相。1043年，宋仁宗决心改革，启用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而晏殊正是这场改革的暗中支持者。

新政触动了保守派利益，反对声浪四起。有人罗织罪名弹劾范仲淹，甚至牵连晏殊，说他“举荐非人”。一次朝会上，御史中丞王拱辰当众指责晏殊“结党营私”，逼得宋仁宗不得不问责。晏殊虽位高权重，却性情温和，面对攻讦一时语塞。这时，范仲淹站了出来。他当众直言：“晏公举荐我，是因我有可用之才，绝非结党。若新政有错，我一力承担，与晏公无关！”他还连夜写下《上执政书》，为晏殊辩白，言辞恳切。晏殊后来感慨：“希文（范仲淹字）虽刚直，却重情义，我没看错人。”

不过，新政最终失败，范仲淹被贬邓州，晏殊也被调离中枢。两人虽相隔千里，却常有书信往来。范仲淹在邓州写下《岳阳楼记》时，特意寄给晏殊一份，晏殊读后赞叹：“‘先天下之忧而忧’，此等胸襟，古今罕见！”

晏殊晚年退居洛阳，范仲淹则在各地辗转任职。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临终前仍惦记着未竟的国事。晏殊得知消息时，正在家中宴客，听闻后当即罢宴，叹息良久：“希文去矣，天下少一君子！”他亲自为范仲淹撰写祭文，文中写道：“昔年书院同袍，今夕阴阳两隔，悲哉！”

而晏殊自己，也在三年后离世。两人一生，一个以“太平宰相”温润处世，一个以“先忧后乐”砥砺前行，却因一份知遇之恩，在北宋的朝堂与文坛上，留下了一段相互成就、彼此牵挂的佳话。他们的故事，恰如晏殊词中所言：“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乱世中的相知，本就是难得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