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明朝末年的最后三场科举考试

近日，我的孩子在考研上犹豫不决。

为了要让他知道在时下的社会，考研是一条重要的进身通道，别无他路可选，我为他搜寻出大量的史书凭证。

在我看来，时下的考研就相当于历史上的考取举人。

历史上，只有考中了举人，才有望进入官场。

而时下，如果您连研究生都考不上，那您要想进入体制内，恐怕只能是望洋兴叹。

而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现也拿出来在此与各位分享。

这是明朝末年的最后三场选拔进士的考试记录。

当年的考取进士，与时下的考取博士有类同的地方。

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我想对各位应当有所裨益。

崇祯十年至十六年的这三场会试、廷试，是明朝科举制度的最后实践，它既延续了制度框架，也显露出末世特征。

明代科举以“会试+廷试”为核心，考官多由阁臣或尚书担任，取士流程规范。

但到了崇祯朝，又略有变化。

崇祯十年刘同升“御批特选”，打破阁臣拟卷惯例，体现皇权对取士的直接掌控；

崇祯十三年传胪前加“平台答辩”，依临场表现授官如赵王森授御史，突破“唯卷面”传统；

崇祯十三年增宗室名额，这一点，又能看出，当时的上方试图通过科举拉拢宗室，它暴露出了统治基础已有所松动。

那么，考中者的背景与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这些进士多为寒门或地方士人，结局与大明王朝可谓是共命运。

刘同升（吉安人，理学家刘宗周弟子）：官至南京国子祭酒，南明时募兵抗清，兵败后忧愤而死；

魏藻德（顺天人）：崇祯十三年状元，官至内阁首辅，李自成破京后降顺，被拷掠致死；

陈名夏（江南人）：崇祯十六年探花，入清后官至吏部尚书，因“留发复衣冠”言论被顺治处死。

他们的结局折射出末世文人的困境：或殉国，或降顺，或仕清，难脱时代裹挟。

明朝科举的影响延续至今。

它的积极面在于：“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原则为后世所借鉴，形成标准化人才选拔传统；

它的局限性在于：崇祯朝的“皇帝特选”“临时答辩”，暴露出制度的弹性，有易沦为权力工具的风险。

对比当代考研考博，二者均延续“分层考试（初试+复试）”“专业选拔”逻辑，但科举为“选官”服务，考研考博侧重学术能力；崇祯朝的“平台答辩”类似如今复试的综合面试，但当代更强调专业公平，减少了个人意志干预。

崇祯末年的科举，既是制度惯性的最后运转，也是王朝崩塌前的人才挣扎。其“规范中藏变数”的特征，既印证了科举作为古代文官制度核心的稳定性，也警示着：任何选拔制度，都需在规则与弹性、公平与实用间找到平衡——这一点，对古今人才选拔始终适用。

好了，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梦野艳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