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16：秦瘦鸥有一种说不出怪脾气，许多人对他都有些格格不入

我从医校毕业之后，创刊中医常识性的《康健报》，一时销行甚广，遍及全国各省城乡，订户极多。望平街上报贩头子蒋润卿看见这般情形，未免眼红，因此他短期对我批出的报费，往往借词拖欠，靳而不与，因为旧时发行报纸，半途不得换人，他认为我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我也的确奈何他不得。

老友胡雄飞兄，他是两三种报刊的发行人，我把蒋润卿对待我的情况告诉他，他很热忱地对我说："你把发行的地点，搬到我龙泉园路，归我代你发行，今天发报，五天之内就清账，他决不敢再欺侮你。"于是我就缴付八块钱房租，还有一张写字台给我坐。那时我爽性把编辑的工作也搬到那边去做，每天接触的朋友很多。

胡雄飞办的社会性报刊，编辑是吴微雨。吴在工作时对来访的客人，无论男女，只是说声"请坐请坐"，于是男女来客，除了说明来意之外，就是静坐看报，因此我写字台旁的椅子，也常有人坐。一定要等到大家工作完了，才开始谈话，或是一齐上馆子吃饭。

一表斯文 自称怪风

那时节上海穿西装的人十不得一，有一位西装革履者，年纪和我相仿，常常坐在我桌旁看我工作，稍有余暇，彼此就攀谈起来，这才知道他姓"秦"名"怪风"，是上海东吴法科的毕业生。

日久之后，我和他成为朋友，因为这个圈子里的一班人，等候编辑工作完毕之后，无非是上菜馆、写局票、叫堂差（即召妓女），我和怪风看不惯，两人相约到沈大成或是到高长兴去随意小酌。我笑说："你的大号叫怪风，叫起来未免有些不雅。"他说："我的学名叫'秦思沛'，怪风是我写稿时的笔名。平时帮着一个律师做翻译工作，将来还打算做律师。但是我实在欢喜写作，以写稿作为消遣。"他又告诉我，他有一个志愿就是要翻译一篇长篇小说，登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中。我说："这件事我或许可以帮忙，因为我的诊所，在南京路望平街转角，下午四时之后，空闲着毫无用处，'快活林'的主编严独鹤先生发起，利用我诊所四点后的空余时间，作为他们打牌之用，所以我天天能见到严独鹤，你以后可以到我诊所来，我介绍你认识独鹤先生。"几个月之后，他写好一篇小说叫做《秋海棠》，署名怪风。厚厚的一沓稿笺，面交独鹤，不料，从此音讯全无。隔了三个月之后，独鹤把《秋海棠》原稿交还给我，说："现在'快活林'正在刊登李涵秋的长篇小说，登完了之后，由报馆当局通过要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怪风的《秋海棠》，因为著作人的名气与地位还够不上，而且怪风这个笔名，登在大报上也有些不雅。"说完就将原稿退回了。

其实，在这一段时期内，怪风三天五天，都带一盒蛋糕或朱古力糖送给独鹤，已经花了不少钱，一听到原稿退回的消息，顿时嗒然若失。

初遭挫折 改名瘦鸥

我安慰秦兄说："《申报》编辑赵君豪，与我情同手足，我们每进行一件事情，他姓赵，我姓陈，我们的谐音就叫'造成一切'。你可不可以把怪风的笔名改掉，重新写一篇小说，我来替你拿去，一定要做到逐日刊登。"怪风就说："好，我要找一本英文小说，再改一个笔名。"当时售英文小说只有一家别发洋行（专营英文书籍），他就在这家洋行埋头找寻，都是世界名著，他想想又不敢落笔。

当时我常与日本的旧书店通信，购买日本汉医汉药书籍，有时汇寄的款子有多余的话，他们常会附上一些别的书籍作为了结。其中有一本日文小说，叫"西太后绘卷"，原著作人是德龄女士，她写的是英文，经日本书店译成日文出版。怪风看见这本书，有图画有人物，就灵机一动，抄出原著英文本的名字，向别发洋行去定购，居然如愿以偿，从此他就埋头赶译，并且定了一个中文译稿的名字叫做《御香缥缈录》，笔名也改为"秦瘦鸥"。

那时节文人的笔名总是有一些儿鸳鸯蝴蝶派的气息，笔名多数用燕、鹃、鹤、鸥等字样，所以他就用"秦瘦鸥"三字。但是从前《申报》上登的长篇小说，规定每日只登一篇，作者也必然是"名家"。此时正值交替时期，就在这时，秦瘦鸥从英文署名"德龄公主原著"，译成了中文的《御香缥缈录》已脱稿，笔调生动，情节很曲折，经过他一改再改，十分精彩。我就把这部稿件交给了赵君豪，君豪说："新申两报的长篇小说，每天只登一篇，须经编辑委员会决定，所以要请秦君写一段短短的提纲，最重要的是要先请《自由谈》编辑周瘦鹃过目，希望他在编辑委员会议时说几句好话，否则很难通过。"后来他又补充说："秦瘦鸥的名字不见经传。还有中华书局有一位王光圻，译过不少清宫书籍，如《清宫二年记》、《清宫写照记》、《瓦德西回忆录》等好几本小册子，现在《申报》步入后尘，恐怕还有人说闲话。"

御香缥缈 读者称妙

于是我代瘦鸥把中华书局所出的小册子，都搜集齐全，每一本册子不过一两万字，虽然译得很好，但《御香缥缈录》全书的字数在二十万字左右，当然不同于那些小册子，我就要求君豪说："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可以把中华出版的那些小册子拿出来，作一比较。"

周瘦鹃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后来《申报》编辑部会议时，他竭力推荐，但是他说《自由谈》向来不登长篇小说。不料总主笔陈冷血早已把这篇《御香缥缈录》全部看了一遍，认为内容极好，他提议说："《自由谈》没有地方登可以登载在本埠附刊中。"（《申报》另有一张叫做本埠附刊，专登戏目及分类广告等，外埠是没有这一张的。）经陈冷血这样一说，秦瘦鸥译的《御香缥缈录》就在申报上出现了。

最初刊登时，编辑部同人还有人认为秦瘦鸥不是小说名家，贸然刊出这一篇长稿，有损《申报》报格。不料连登了二十天以上，读者的反应良好，纷纷到报馆来补报，发行部、广告部都向报馆当局反映，最好能从每天刊载一千字，扩展到一千五百字左右，从此秦瘦鸥一举成名。

秦瘦鸥，是江苏嘉定人，我总是称他为思沛兄，但相熟了之后，就喊："思沛！思沛！"照上海口音就成为"死胚、死胚"，很不好听。当时他因为律师做不成，自不量力，单恋陆小曼女士（徐志摩的未亡人）未成，我也因为追求爱丽丝女士失败，两人同病相怜，常到高长兴去饮酒解愁，醉后就大唱高调，并且声言互抱独身主义，决不结婚，其实这也是年轻人失恋后的一时常态而已。

《御香缥缈录》将近登完时，陈冷血特别关照副刊编辑要秦瘦鸥再译一部清宫的秘史，于是瘦鸥又从别发洋行买到德龄公主原著的一本《清宫续记》，是专门描写慈禧后半世虐待光绪的情况，瘦鸥的译名叫作《瀛台泣血记》，又在《申报》上刊出，地位则更为显著。

《御香缥缈录》在将完未完时，已开始排印单行本，是二十二开的大本，黄色封面，再加上叶恭绰的题签，看来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待到刊登完毕，书已出版，初版五千册，二版、三版、四版，一共销了两万本，打破了当时上海长篇小说单行本的纪录，严独鹤虽未获得此稿在《新闻报》刊登，但与瘦鸥反而友谊日益加深。

我与瘦鸥是同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是我生辰，我就告诉瘦鸥这天请你来吃饭，瘦鸥说："奇怪！奇怪！我也是这天生日。"于是两人握手互相道贺，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于是那天只好各做各的生日。

隔了一个短短的时期，我已经与王定芬女士定期结婚，料不到那结婚的日子，也正是瘦鸥与一位同乡某小姐结婚之日，又只好各做各的新郎，而且事先说明大家不要送礼。

德龄其人 并非公主

我们彼此结婚之后，某日，忽见报纸上登载了一段新闻说："德龄公主到上海。"《新闻报》登出一段考证，德龄是旗人官员裕庚之女，在清宫中只是女官的地位，怎么样都不能称公主的，而且考证极详，连《字林西报》都把它译成英文刊出，还讲到《御香缥缈录》的内容都是小说家言，某段某段出之虚构，某段某段更加荒谬，与史实不符。德龄曾留学欧美，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进入清官，颇为慈禧所宠爱，逢到洋务事情，有时也听听她的意见。

瘦鸥打听到德龄下榻于沙逊饭店八楼某号，就约了《申报》馆摄影记者一同去拜访她，准备拍几张照，做一篇访问记，同时还希望她在《瀛台泣血记》书前题词。

到了那边，摄影记者直上居室嘭嘭拍门，也不曾看见门上挂着"请勿骚扰"的英文牌子。这位《申报》记者胡乱拍门，德龄大光其火，她把门打开一条缝，用英语对来客大骂，说"来者不懂规矩"，骂得声色俱厉，等到瘦鸥从门缝中递上一沓申报，并且用英语告诉她："你的著作，已经刊登在这张报上。"德龄听了这句话，更是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报馆中人，滥施诽谤，我正打算控告你们，要你们赔偿名誉损失。"

说罢将报纸抛到门外，跟着砰然一响把门关上。瘦鸥碰了这一个钉子，懊丧不已，但是他已看到德龄的真面目，原来是一个十足洋化、皱纹满面的老妪。

那天，瘦鸥失望到极，和我商量，怎样才能得到她的一张照片。我说："由于各报揭穿她不是'公主'，她在盛怒之下，决不会接见记者，而且要拍她又老又丑的真面目，更是难上加难。我倒有一个办法，德龄有一个闺友，叫做吕碧城，住在我叔岳丈庞竹卿家对面（在威海卫路慕尔鸣路转角，这里的十字街的四边，一边是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宅，一边是颜料商邱长荫的老家，一边是府绸商庞竹卿的私邸，还有一边就是吕碧城的寓所），四个转角处住的都是名人。"

当年庞竹卿收藏古董瓷器达数百件，他是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会长，在上海颇负盛誉，一般人往往误会他与书画鉴赏家庞莱臣为一人。我常常到庞竹卿家去盘桓，庞氏不识英文，不时闹笑话，在府绸装箱出口时，常问职员们："怎么不把'梅藤卿'弄好？"我正在暗想，什么叫做"梅藤卿"，原来是一个"毛刷黑印"，上面是英文" Made in China "几个字，我心中正暗笑着，忽然间有一位西装打扮的贵妇出现，头上戴着一顶意大利草帽，手里抓着一柄法国洋伞，长裙细腰，足蹬高跟皮鞋，庞竹卿也不知来者为何人。就叫我说："沅弟，你去和她周旋一下，问她来此何事？"我刚打算开口问她，她已先作自我介绍："我姓吕名叫碧城，就住在此地对门，出国多年，屋内虽经粉饰一新，可是我常常招待外宾，家中如不摆一些古董，未免不雅，但是我行踪飘忽无定，又不愿花巨款去购买，所以想向庞老先生借几十件古董来陈设一下。"她说话斯文有礼，庞老伯就让她进入内室参观他的古董，但是我知道我那位叔丈人的个性，要空口借是借不动的。吕碧城一连看了两间古董室之后，她说："我明天带一个摄影师来，将你整个一间屋子里的古董，一一拍成照片，凭着这些照片，再做一个合约，我愿意年付租金二千元，把古董租给我陈列一年，你要律师证明，或是要保险公司保险的话，都由我负责。"庞老伯一想，这倒是一件无本生意，就一口应允下来。到了次日，吕碧城果然带了摄影师、律师与保险经纪来，幸亏我的堂兄幼青，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深通英文，就把手续都办好。隔了两天，便把许多古董送到对面，我也跟着到吕碧城家去看一看，见到吕碧城正在弹琴，钢琴上放着一张女友的照片，吕碧城起身招呼我们，在关钢琴时，上面的那张照片跌在地毡上，幸而玻璃未碎，她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闺友德龄女士的照片。"因此我知道她有这张照片。

后来，我转告了瘦鸥，瘦鸥抚掌大笑，问我："有没有办法借来一用？"我说："那倒不难，只要请庞老伯去走一趟，这照片就可以借来一用。"所以后来的单行本上刊出了德龄的中年照片，就是从吕碧城那里借得来的。

闻名见面 判若两人

拿到了照片之后，约隔十天，麦加利银行买办王宪臣在家举行园游会，我接到他的一张请束，而且他的太太电话来邀，说："这天欢迎德龄女士，你一定要来。"我说："我要请你多加一份请柬，请小说家秦瘦鸥夫妇同来。"王太太说："好。"

到了那天，我与瘦鸥会晤到德龄女上，细细端详她的相貌，实在可以说是一个丑到出乎想象的老太婆，不过她完全是西洋化的装束，所以在园游会中，她与吕碧城女士二人，显得最为令人瞩目，彼此倾谈之后，她会饮酒，我也能饮几杯，所以还谈得来。

挂线诊脉 荒谬绝伦

我笑着说："你的小说资料丰富，真写得生动活泼，可是你里面的一幅图画，画一位御医为太后诊病是挂一条线，并非由御医亲手切脉，这件事，难道是你亲眼见到的吗？"德龄哈哈大笑说："我的书，本是小说家言，而且读者都是外国人，所以越是戏剧化，越是有人要抢来看，我明知挂线切脉是历来民间的传说，实际上绝无其事。"我说："是，是，是。"

但是我心里大不谓然，一般人总以为《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两书，是德龄女士的第一手资料，一切都是事实，读者也不会把它和普通想象性的小说等量齐观。

我知道，旧时即使是太医院的太医，为太后或者嫔妃看病，在明朝还是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界限，后妃有病，都用一种牙雕的裸体像叫做"像身"，放在病榻旁的几上，病人不说痛苦在何处，由宫妃女侍用墨笔在牙雕"像身"的相同处点上一点黑点，如在乳部有核子，就在"像身"的乳部加上一个黑圈，病痛在下身，就在"像身"下身某部加圈或点，剧痛的话加一个 x ，这是明朝御医诊病的实况。民间的贵妇人也有用"像身"的。（现在象牙铺中，还有象牙刻成的"像身"出售，是一个裸体侧卧的女子，不过现在是放在一只小小的红木架上了。)

到了清朝，宫中已不用"像身"了，御医对太后诊脉，和民间诊病一样，由医生亲手按脉，看舌苔，看面容，或者按捺病灶，互相问答，完全废除男女授受不亲的限制。想来满洲人并不注重过去的禁例，我有许多实例考证如下：

一、照《大清会典》及《古今图书集成》两书中的文献记载：关于御医诊病实状，纂辑成《太医院志》，查出所说诊病情形，不但不用"像身"，对诊脉叫做"请脉"，还设有外科、眼科、口齿科、妇人科及针灸科，均由太医用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这就见得到御医看病，是和民间一样，而且在乾清宫东配殿中，特准御医值宿，以防病变。道光元年，甚至在宁寿宫、慈宁宫、乾清宫、钟粹宫、寿康宫、寿安宫六处，各派一个御医当值，名为"六值"。足见御医与皇帝、皇后及其随侍极为接近，所说挂线诊脉，绝无其事。

二、《太医院志》又说：光绪十八年，景庙逢慈禧太后驻颐和园，太医院随侍入值，并无挂线听脉之记载。

三、《一士类稿》记载说："光绪六年，慈禧太后大病几殆，太医院御医已重手无策，诏告各省保举名医，李鸿章荐东临道薛福成，此人知医。由曾国荃荐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此人亦知医。光绪八年十二月，病渐愈。下诏薛福或赏加头品顶戴，汪守正赏加二品顶戴。"诊病时均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法，亦未见有挂线切脉之记载。

四、常州名医马培之，在苏州开业，由某显贵举荐，入京为西太后诊病，归来后，刻了一部《纪恩录》，叙述诊病和受赏经过，并将"请脉"及病情逐日记载，原书中所谓"请脉"，即是"诊脉"。

这是一本木版印的书，只有薄薄的数十页，当时吾师丁公甘仁、谢公利恒，都是马培之的门生，谢师得到此书一册，晚年时转赠给我，那时节德龄的《萝香缥缈录》已经出版，我就问谢老师：马培之为西太后诊病，是否用挂线办法？谢老师哈哈大笑说："你看《纪恩录》中所说脉细，脉绥、脉礼、脉弦，要不是亲手切脉，何以能知道这些脉象，所以挂线切脉仅是小说家言而已。"接着他又讲："《纪恩录》书中，有一件事不敢讲出来，原来西太后的病是"小产"。经手的人据说是荣禄，北方民间的传说则说是李莲英所干出来的，李莲英虽然是一个太监，但是他阉而未尽，犹能人道，所以这个李莲英，在宫外还娶了老婆和妾侍，而且还有子云云。"

由此看来，德龄所著的书，一味是迎合外国人的好奇心理，所以写出来的情况，只能作为稗官家言，与史实很多不相符的。此外，我对德龄在她的原著上自称公主" Princess "，更大起反感。

瀛台一书 瘦鸥泣血

从前出版界偷印翻版的风气极盛，等《瀛台泣血记》在《申报》刊完之后，秦瘦鸥的初版尚未印成，而偷印本已提前出版，遍销全国，所以瘦鸥的《御香缥缈录》赚了不少钱，而《瀛台泣血记》却赔本约数千元。这倒不是瀛台泣血，却是瘦鸥泣血。

这时，秦瘦鸥已相当有名，便想挂牌做律师，可惜他在学校中的学名是秦思沛，政府后来发给的律师执照上写的也是秦思沛，虽然仍旧可以注上瘦鸥两个小字，但是对号召方面，总是打了一个折扣，他筹划了三个月，考察一切实况后，对我说："我再三考虑，律师牌子决计不挂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挂？"他说："律师事务所，至少要雇用两个人，加上房租贵，设备又要花不少钱，这先是一个绝大的负担，而上海的银行帮、钱庄帮，几乎是冯炳南、江一平、蒋保厘等的天下，黑社会犯了刑事案，都由李时蕊、秦联奎一手包办，强盗案件的辩护律师，总是由范刚出场，人称强盗律师。鄂森（吕弓）开业时，第一年连打六场免费官司，如林雪怀与胡蝶解除婚约、吕美玉控告华成烟公司案等，这六场官司只能当做宣传，分文没有收入，而且大部分老律师的状纸，都不是自己执笔的，由老资格的师爷彭毓秀等代笔。一件讼案，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算来算去，还是以不做为妙。"我又问："难道你就靠一支笔写小说来维持生活吗？"他说："我有几家熟识的公司，帮他们做翻译的工作，生活还不成问题。"

瘦鸥对我很忠诚，不过他常有一种说不出话不出的怪脾气，许多人对他不大了解，连独鹤、瘦鹃、君豪等，对他都有些格格不入。

瘦鸥的《御香缥缈录》等两部小说，翻译时，因为家中儿女众多，不能集中精神执笔，都是在我诊所内一间痔瘺医生诊室内写成的，因为这个医生手术很好，无奈他的家乡闵行诊务极忙，每月只到上海来应诊几天，其余的日子，室内空无一人，所以瘦鸥就借用这个房间，静悄悄地埋头写作。

《瀛台泣血记》登完之后，报馆方面要求他再写一部小说，他就拣出旧稿《秋海棠》把它重行整理，悉心改写，这一篇稿，比上面两部小说更轰动，电车上、巴士中的乘客都在谈论着。

过主笔瘾 出报七天

那时，已在"八一三"之后，《申报》、《新闻报》先后挂出英美旗帜，而日、德、意三国，订立同盟条约。忽然间他有一个朋友，是德国领事馆中人，拿出一笔巨款，说："《申报》、《新闻报》，不久就要被日本人接收，现在请你主编一张报纸，定名《政汇报》，不但有登记证，而且有一笔巨额开办费。"那时纸价飞涨，但是德国领事馆贮藏在仓库的卷简纸，不计其数，坚要瘦鸥答应。瘦鸥想《秋海棠》一稿正写了三分之二，已经轰动全沪，要是兼当主编，这篇小说怎样再有时间写下去？

因此，瘦鸥便引起了思想上的冲突，既想过一过总主笔的瘾，又不能不续写《秋海棠》。那时他把心一横，就把《秋海棠》原定的程序根本推翻，就是秋海棠在毁容之后，经过种种凄凉情状，最后便"一跃跳楼而死"，引起他的女儿梅宝抚尸大恸。这一段写得凄惨不堪，就把整篇小说匆匆地结束了。

老实说，我看过他的原文节略，并不是如此结束。因为他想做总主笔，只好把《秋海棠》的生命缩短了。万不料这样的一缩，倒把这篇小说的最后高潮提高了，这一幕高潮，竟引起无数读者为之大洒同情之泪，有些女性简直泣不成声。这样的草草结束，而获得如此的效果，却非瘦鸥始料所及。

再说办报，看来很容易，事实上并不简单，虽然门口挂上了一面希特勒的德国卐字旗，经过门口的人，个个都侧目而过。后来《政汇报》第一天出版预定印五万份，但在望平街上那天只销了三千多份。

上海望平街上报贩的规矩，凡是新报初刊三天，是分文不收的。而当时望平街报贩，对日本人的《新申报》，完全拒不代派，对德国人办的报纸，也加以歧视，所以这三千份还是硬塞的。第二天只有二千五百份，第三天只有两千份。到了第四天报馆开始收钱，这一天，凄凉到只销八百份。这个情况，德国领事馆的下层职员，早已报告了他们的文化参赞。秦瘦鸥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是弄到手足无措，于是做了七天总主笔，报纸就此停办。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