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淳 ｜论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方法与实践逻辑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从青年时期探索“大本大源”到革命实践中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动态过程，其核心特征是将传统哲学的“本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一套“从根本规律出发、以矛盾分析为工具、用实践检验为标准”的完整认知体系。这种认识方式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超越了朴素唯物论的局限，最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方法论基石。

一、“执大本以驭百纷”：对根本规律的终极探索

青年毛泽东即表现出对“根本规律”的强烈追求，将“大本大源”视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这种探索既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探骊得珠”思维的影响，又蕴含着对规律普遍性的深刻洞察。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明确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他认为，古今圣人之所以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并非因“谬巧”，而是“得一大本而已”，即掌握了支配万物的根本规律。这种规律“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纲。在他看来，当时变法之所以“支离灭裂”，正是因为“本源未得”，仅从“议会、宪法、军事、实业”等枝节入手，最终沦为“赘疣”。这种认识直指问题本质：规律是“一干竖立”的根本，而非“枝叶扶疏”的表象，只有抓住根本规律，才能“解释一切”。

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并非抽象的玄思。他在信中强调：“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里的“哲学、伦理学”，本质上是探索规律的路径——通过哲学把握宇宙的普遍规律，通过伦理学把握人类社会的价值规律。他将“宇宙之真理”与“人心之动”相联系，认为“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这种认知已蕴含“规律既存在于客观世界，又能被人掌握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的辩证思想，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论”埋下伏笔。

青年时期的探索还体现出对“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初步理解。毛泽东推崇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认为其成功在于把握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本质规律；而批评康有为“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因其理论缺乏对具体规律的深刻把握。这种“推崇实学、反对空论”的倾向，使他的规律探索始终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避免了传统哲学“玄虚化”的弊端。

二、“用心去想一想”：形象思维与规律的抽象把握

规律具有“眼睛看不见”的抽象性，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出一套通过形象思维把握规律的方法，强调“用心思去想”的理性加工过程，将局部经验升华为全局规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这里的“用心去想”，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对感性材料的理性提炼——从“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更高级的东西”。例如，从无数次战役的胜负中总结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规律，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提炼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都是“用心去想”的结果。

这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体现为“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路径：

第一步是积累“局部经验”：通过亲身实践（如参加秋收起义、指挥反“围剿”）获得感性认识，掌握“看得见的”具体事实；

第二步是“用心思去联结”：将分散的经验串联起来，寻找其中的共性（如“胜仗和败仗”“前进和后退”的反复出现，体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规律）；

第三步是“上升为全局规律”：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普遍性结论（如从“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转化中，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变化”的规律）。

毛泽东特别强调，规律的抽象不能脱离具体实践。他在分析战争规律时列举了35对矛盾（如“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持久战和速决战”等），这些“对对子”都是从战争实践中提炼的具体范畴，通过对这些范畴的辩证分析，才能把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这种方法既避免了“经验主义”（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又避免了“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空谈规律），实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

三、“矛盾分析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系统运用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最具特色的是矛盾分析法的运用。他通过分析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规律的本质，形成了一套“以矛盾为核心”的规律认知体系，其表现为对“对对子”的系统把握。

在战争规律的分析中，毛泽东列举的35对矛盾（如“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消耗和补充”“正规军和游击队”等），本质上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每一对矛盾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

“集中和分散”：体现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战略上分散兵力，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通过矛盾的转化实现歼敌目的；

“持久战和速决战”：反映了“全局与局部”的规律——抗日战争整体上是持久战，但具体战役必须打速决战，通过局部速决积累全局胜利；

“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展现了“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消灭敌人是争取群众的手段，争取群众是消灭敌人的基础，二者相互依存。

这种矛盾分析方法，源于青年时期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升华为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在1917年的信中已蕴含“对立统一”的朴素认知，他将“宇宙之真理”视为“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暗含“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想；而后来的《矛盾论》则系统阐述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将“对对子”的分析提升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科学理论。

矛盾分析法的运用，使毛泽东能够在复杂现象中把握规律的本质。例如，在分析中国社会时，他通过“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矛盾的分析，确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为革命策略的制定提供了规律依据；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分析“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等矛盾，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科学结论。

四、“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规律的检验与发展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始终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路径，强调规律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深化的动态过程。

青年毛泽东在探索“大本大源”时就强调“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反对“以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的教条主义。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规律的正确性必须通过实践验证，而实践的发展又会推动规律认识的深化。

例如，对“中国革命道路”规律的认识：

初期受“城市中心论”影响，试图通过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实践）；

秋收起义失败后“用心去想”，认识到“城市敌人力量强大”的规律，转向农村建立根据地（认识深化）；

通过井冈山斗争的实践，验证并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规律，最终指导革命胜利（再实践）。

再如，对“统一战线”规律的认识：

土地革命时期，从“反蒋”实践中认识到“联合农民”的规律；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民族危机的实践，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规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阶级矛盾重新成为主要矛盾”的规律，调整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体现了规律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绝对性（如“农村包围城市”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但当条件变化时（如全国解放后），规律的表现形式也会变化（如从“革命规律”转向“建设规律”）。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恰恰在于未能及时根据实践变化调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条主义。

结语：规律认识的中国化路径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是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有机融合。从青年时期探索“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到革命实践中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具体规律，再到通过实践不断检验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一套“从根本规律出发、以矛盾分析为工具、用实践检验为标准”的完整体系。

这种认识方法的核心启示在于：

规律不是“玄虚的教条”，而是“支配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从“大本大源”处探索；

规律不是“直观的现象”，必须通过“用心去想”的理性加工，从具体经验中抽象；

规律不是“僵化的公式”，必须在实践中动态调整，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对规律的认识，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遗产——在新时代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过程中，这种“立足实践、把握根本、矛盾分析、动态发展”的认知路径，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