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曾国藩模式，第十天——日进一寸，月进一尺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这短短数语，是曾国藩给自己立下的“月度功课”，却藏着他“修身、砺志、成事”的深层逻辑——以诗文为镜，照见学识之深浅；以笔墨为尺，量出心气之盈亏；更以“不耽著”为戒，守住本心之清明。

“亡所能”即“不忘所能”。曾国藩认为，人若不常练技艺，便会日渐荒疏，正如他在日记中警示自己：“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 诗文创作，正是他对抗“懒”与“忘”的利器。

每月做诗文数首，绝非文人闲情，而是他“积理”的“验收机制”：平日读书、观事、悟道所积累的道理（“积理”），若不能通过文字外化，便是“虚积”；唯有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中，才能发现哪些道理只是“听过”，哪些才是“吃透”。他在《家训》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诗文创作，正是“有恒”的体现——用持续输出倒逼持续输入，让学识在“写”与“改”中沉淀为真才实学。

曾国藩谈“气”，尤重“文气”与“心气”的相通。他在《求阙斋日记》中写道：“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 这里的“情”，便是“气”的载体——积理深厚者，文气自然醇厚；心气衰颓者，笔墨必显萎靡。

“验积理”是量“学”，“养气”是修“心”。他曾批评自己：“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诗文创作的“慢”，恰是对“求捷”的矫正：构思时的苦思、修改时的推敲，本质是让心气在“耐烦”中淬炼——气盛者，面对难题能“愈挫愈奋”；气弱者，稍遇阻碍便“半途而废”。每月以诗文“养气”，实则是在培养“扛事”的心力。

曾国藩最忌“耽著”——沉溺于技艺本身，反而忘了初心。他深知：“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 若因诗文得几句妙语便沾沾自喜，或因写不出佳作便郁郁寡欢，便是“溺心”；若为追求文名而钻营辞藻、背离真情，更是“丧志”。

这正是他“中庸”智慧的体现：既以诗文为“修身之具”，又不被其绑架。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诗文的价值，不在于“胜人”，而在于“自修”——检验学识、涵养心气之后，便应“放下”，回到日常的格物致知中去。否则，便成了他所警惕的“玩物丧志”：“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若读书作文成了“玩物”，何谈“变化气质”？

曾国藩的“月课”，本质是一种“平衡术”：用“每月必作”的坚持，对抗惰性；用“不耽著”的清醒，避免偏执。正如他总结的人生智慧：“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月无亡所能”，是戒“惰”；“不耽著”，是戒“傲”。

于今人而言，这何尝不是启示？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爱好，既要以“持续输出”检验“真实积累”，又要以“不沉溺”保持“清醒方向”——毕竟，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死磕”，而是在“精进”与“从容”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