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章对兴国县历史的贡献

吴之章以幕宾身份扎根兴国十年，后又以 “常客” 身份持续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其足迹与创作不仅成为清代兴国文人生活的鲜活注脚，更在文化传承、文献留存、地域认同等层面，为兴国县历史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记。

一、文化圈层的构建者：激活地方文人交流生态

在张尚瑗任兴国知县的康熙年间，吴之章通过 “幕宾身份 + 诗文唱和” 的双重纽带，串联起本地士绅与外来文人，推动兴国形成了具有辐射力的文化交流网络。他与陈巽之在柳溪山房 “联句赋诗”，与林栋、林植同游灵山时 “抗论古今”，更以 “畏友” 之谊与隐逸诗人钟谷兰深度共鸣 —— 这些交往并非孤立的文人互动，而是通过《泛梗集》中 “同题诗”“送别联句” 等文本的留存，将私人情谊转化为公共文化记忆，让兴国从 “地理空间” 升华为 “文化场域”。

尤为关键的是，他突破了 “客居文人” 的身份局限：张尚瑗卸任后，他仍多次往返兴国，为谢大昺的濯香亭题诗、为钟氏牌坊撰句，说明其已深度融入地方士绅圈层。这种 “离而不去” 的参与，让兴国文人交流从 “依赖官员主导” 转向 “士绅自主联动”，为清代中后期兴国地方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社群基础。

二、文献遗产的创造者：为地方历史留存 “活态档案”

吴之章的创作与参与，为兴国留下了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的双重遗产。在文学层面，他的 23 首兴国相关诗作（含 4 组联句）是清代赣南文人 “山水书写” 的典范：《游灵山》以 “异禽喧隔竹，空翠积深松” 勾勒丹霞地貌的灵秀，《过平固江口》用 “红叶江边寺，黄云陇上村” 定格秋日江景，这些诗句让灵山、平固江等自然景观脱离 “地理名词” 的单调属性，成为被文学赋予灵魂的 “文化地标”。

在史料层面，其文本堪称清代兴国社会的 “微观档案”：《潋署苦雨》中 “衙斋漏湿” 的描写，侧面反映了当时县衙的建筑状况；为陈巽之画 “寿松图” 并题诗的记载，印证了地方士绅 “以画祝寿” 的民俗；参与文庙碑记 “书丹篆额” 的经历，则补充了康熙四十五年兴国文庙落成的具体细节。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赣州府志》参辑者，将兴国的山水沿革、人文掌故系统纳入地方志，让地方记忆突破 “口耳相传” 的局限，进入更权威的历史记载体系。

三、地域认同的强化者：让 “兴国记忆” 融入赣南文化脉络

吴之章的存在，让兴国在清代赣南文化版图中占据了独特位置。作为 “贞堂九子” 之一，他在参与《赣州府志》纂修时，与赣县、信丰、宁都等地文人的合作，实际上将兴国的文化特质（如灵山的文人聚集传统、柳溪山房的联句风尚）纳入了赣南区域文化交流的框架中。而他晚年为钟名谟作挽诗、为钟氏牌坊题句的行为，更是以 “文化见证者” 的身份，将兴国士绅的德行事迹转化为可传播的文化符号。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吴之章的诗文与活动，为后世留存了 “认识清代兴国” 的关键线索。今天我们能通过《吴之章年谱》还原康熙年间兴国的文人作息，通过《泛梗集》追溯灵山的游览传统，甚至通过联句诗的分工细节，推测当时文人的交往礼仪 —— 这些由他亲手记录的 “历史碎片”，经过后世学者的梳理，已成为构建兴国文化谱系的重要基石。

可以说，吴之章对兴国的贡献，不在于政绩的轰轰烈烈，而在于以文人的细腻与执着，将地方的山水、人事、习俗转化为可传承的文化基因。他的诗作与活动，如同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清代兴国的文人精神与地域记忆，让这片土地的历史不仅有 “时间刻度”，更有 “文化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