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 《中国书法报》武威汉简专题

敦煌汉简书写与字体演变

文 | 李逸峰

通过对敦煌汉简宏观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汉字书写正处于字体演变活跃期，表现为笔形特征相杂、字形体态多样，许多字体类型难以做出明确判断。

一

篆、隶、草书写熟练，特征鲜明；行、楷笔形、字形特征开始出现

敦煌汉简书写使用了篆、隶、草等字体，隶、草书写中还出现了楷、行字体特征。

很多历谱简使用了篆书书写，但这一时期篆书已不纯粹，与秦系古文字书写系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某些笔形与部件已经带有隶书的字体特征，将其归入古隶体亦未尝不可。

隶书与草书是敦煌汉简使用的主要字体。

敦煌汉简书写使用了篆、隶、草等字体，隶、草书写中还出现了楷、行字体特征。

很多历谱简使用了篆书书写，但这一时期篆书已不纯粹，与秦系古文字书写系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某些笔形与部件已经带有隶书的字体特征，将其归入古隶体亦未尝不可。

隶书与草书是敦煌汉简使用的主要字体。

敦煌马圈湾汉简

隶书根据笔形与结构等书写系统特点又有古隶与八分之别。古隶直承秦系古文字书写系统而来，开始出现隶书字体的笔形、结构特征，有的已经出现波磔；八分是汉代成熟隶书，敦煌汉简隶书简中书写比较规范，波磔笔形特征分明，横向取势明显的字体即此。八分的成熟标志着汉字书写与字体演变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体来看，敦煌汉简草书用笔已经非常灵活丰富，笔形与部件书写建立了一定的规范，而且尽可能简化笔形数量，符号性越来越强，书写追求快捷的目的更加明显。体态已经基本稳定，整简书写能根据简牍的形状与空间而随时调整字势，可以看出汉代草书书写基本奠定了后世草书写法的基础，一部分已经与今草写法接近，很多草书字形一直沿用到今天。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汉简草书因书写者个性、习惯与熟练程度的不同，草化书写表现出各种字形体势。部分笔形之间连笔映带较少、偏于隶书者可称草隶；连笔映带较多、偏于草书者可称隶草；有的还表现出楷化笔形与结体特征，或可谓之行书；也有相对规范的章草，整简书写熟练，草化符号相对统一，但仍部分保留隶书波磔笔形，连笔映带限于字内笔形之间的连写，字与字之间有映带笔触，而无连笔笔形。如马圈湾汉简中《王骏幕府奏书稿》档案简，笔形与部件书写正走向规范化，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已是典型的章草。这种草书保留波磔，字字独立，与后世的今草相比，成熟性与规范性尚不够，还处于继续发展之中。

敦煌汉简中未见典型的楷书字体，但楷书某些笔形特征已经表现出来，即隶、草书写中某些笔形开始楷化，楷书的典型笔形如横向、纵向、斜向笔形中的斜切起笔，横向笔形顿笔回锋与下出锋收笔，纵向笔形的右出锋收笔，斜向笔形中的尖撇、捺脚，以及转折笔形中的硬折、硬钩、峻拔一角，都在敦煌汉简草化书写过程中出现。行书实际上是宽泛意义上的草书，也是草书字体尚不规范、书写尚不成熟的表现，这种字体表明当时人们的书写态度在易识与易写之间追求一种平衡。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汉简书写正处于字体演变活跃时期，字体使用复杂多样，多种过渡性字体并存。汉字的某一种字体在未成熟之前，对其判断往往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篆、隶还是草、楷，不易分辨，即一字体处于过渡阶段，其自身最基本字体特征还不具备或完善。

笔者认为，字体发展与完善是在书写中不断完成的。字体演变一方面要求顺应手的书写生理要求与眼的视知觉原理，另一方面也试图强化某一字体的最基本特征以消除其模糊性。在强化最基本特征时就包含视觉相似性原则的应用。即在书写过程中，笔形的书写方式、形状及其组合原则要尽可能保持相似，一字之内、一行之间以及整篇的书写中各个笔形的书写方式与形状、笔形之间的组合连接方式相似性程度的高低就决定了各笔形之间、各字之间、各行之间的“亲密程度”。这种亲密程度越高，字体的最基本特征越明显，模糊性就越低。如果一字部分笔形具备隶书特征，部分笔形具备楷书特征，各部分之间亲密程度低，字体的模糊性就高。如六朝时期楷书尚未成熟时，夹杂很多隶书甚至篆书的笔形，这一时期的字体就很复杂，裘锡圭先生统名之为“新隶体”。这类字体因为自身并不具备最基本特征，笔形及各组合部分之间相似性程度较低，所以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字体。敦煌汉简书写中字体使用复杂，本文在进行字体判断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二

应用性书写特征明显，规范性书写表现不一

1.敦煌汉简书写表现出明显的应用性特征

敦煌汉简形制多样，内容丰富，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中西交通、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尤其对于西北边境军事防御设施、士卒生活、屯戍活动、官吏制度，以及汉代对边塞如敦煌、玉门、酒泉的管理，记载非常详细，具体的书写主要还是日常应用场合，其书写追求便捷的应用性特征表现明显。

敦煌马圈湾汉简(局部放大)

首先是字体选择表现出应用性书写特征。隶书与草书是敦煌汉简所用字体的主体，这两种字体都具有俗体的书写性质。隶书解散篆体，笔形数量上有所减少，草书源于篆隶快写，随着连写的出现，笔形数量进一步减少。从结构体势来看，隶书改篆书纵向体势为横向体势，横向笔形整体长度大于纵向笔形，增加斜向笔形数量，将篆书的紧束型字形改造为隶书开放型书写；草书笔形置向更加多样，尽可能顺应书写生理要求，表现出不同于篆隶的便捷性。书写的便捷性决定了字体的应用性，字体的应用性反过来影响书写的便捷性。

其次，用笔方式的改变，顺应了应用性书写的要求。用笔方式在笔形书写中表现最明显。通过对敦煌汉简隶书简与草书简笔形书写分析，可以发现敦煌汉简作为应用性书写在用笔方式上的特点。笔者选取了敦煌汉简、上博简《䌶衣》、秦简《效律》、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本、帛书《周易》、武威汉简《士相见之礼》、《曹全碑》、《大字阴符经》进行比较，从横向、纵向、斜向笔形起笔的顺逆，顺锋起笔中的直入与斜切，行笔过程中的转折、重笔、波磔，收笔的出锋与否等方面进行考察，发现敦煌汉简书写在保持字形规范性前提下，尽可能追求简便快捷，满足当时社会发展对书写“以趋疾速”的要求。作为字体演变处于活跃时期的敦煌汉简书写，其用笔方式的选择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用笔方式改变必然导致笔形与字形的变化。随着新的用笔方式的成熟，新的字体书写系统必将建立起来，新的笔形、字形及其书写规范也将逐渐成熟。应用性书写中包含新的规范形成，只是这种新规范还处于应用性书写的胚胎里。因为书写个体对规范掌握程度的不同，书写水平也存在差异，表现在各种具体的书写中，其应用性书写特征相同，但字形与书写的规范性却各异。敦煌汉简书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样本。

马王堆帛书

还有，简牍书写形成了一定制度，但具体形制五花八门。敦煌汉简书写基本符合汉代书写制度，但简牍本身的长短、宽窄、制作的精细程度、简牍用途、简牍书写者等都会有所不同。这些方面决定或影响简牍形式，也影响书写的效果。敦煌汉简长短尺寸选择比战国楚简更一致，宽度相对较大（从现有出土材料统计来看，战国楚简宽度常在0.5厘米左右，敦煌汉简一般为1厘米左右，简牍则多达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加工更为精细，用途更为广泛，书写字体更多，个性化书写特征更为明显。这是书写逐渐建立规范，又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马圈湾汉简

2.敦煌汉简书写具有其自身的规范性

敦煌汉简书写尽管字体规范性程度表现各异，但单简或一编简之内保持其书写秩序的相似性。部分简牍书写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相似性程度较高，整体视觉效果很协调。

首先，字的大小保持相似。汉字发展到秦汉时期，书写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成为时代要求，小篆如此，隶书也不例外。在敦煌汉简中，很多简牍上的字大小相当一致。甚至可以认为，在简的单行书写中，书写者之所以将字形横向撑满简片的左右空间，其中动机之一即为了保持字形大小的一律，形成字形相似性，以求整体统一和谐。

其次，笔形置向、书写位置与布局、字形体势保持相似。敦煌汉简成熟隶书笔形置向、字形体势都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尽管汉代文书书写形式多样，表现为敦煌汉简书写格式不一，但无论单简还是一编简都讲究书写位置的一致性，如直行下行的书写格式，字与字之间位置的安排，简牍分节书写之间的空间分布，简牍的行与行之间的安排，都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

正是经过如敦煌汉简一样的应用性书写之后，汉字形体开始从旧的规范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书写者手的解放，更是人们思想解放的表现。随着隶变的完成，草化的出现，隶书、草书打破了篆书以紧束型书写为主的字形体势，变得舒展开放。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规范正在建立，敦煌汉简八分、章草等字体符号相对统一、书写比较规范。

敦煌马圈湾汉简

三

篆书已经过时，楷书尚未形成，八分与章草成为敦煌汉简中字体最规范、书写最成熟的两种字体。相对于篆书正体而言，隶书是一种应用性字体，为徒隶所书；相对于八分正体而言，草书是一种应用性字体，或称俗体，为日常所用。敦煌汉简八分书写兼具正体与俗体双重特征。这一时期隶书已经成熟，作为书写水平较高的书写者，在应用性书写中尽量保持符号的规范性，但八分书于简牍，有别于正式场合的碑版，这就决定了敦煌汉简八分具有作为俗体而存在的特征。同时，隶书作为与正体篆书相对，本身即在应用性书写中简化篆体而来，本然具有俗体的性质。所以，在敦煌汉简八分中，可以看到汉字书写在易写与易识两个原则间发展的事实。易写是俗体的要求，易识又必须保持正体的规范。当然，不排除简牍书写用于正规场合的情形，如官方文书要求字体规整，汉代文字即以八分为主，这与该时期八分作为正体的情况是相符的。从出土的敦煌汉简来看，有八分书写相当成熟规范的简牍，与东汉碑版成熟八分书写情况几乎一致，但仍是应用性书写，这就说明八分作为一种成熟字体，已经应用到各种场合。八分字体成熟规范，应用广泛，是汉代书写文化发达的重要表现。

八分与章草字体的规范性与书写的熟练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开始对其书写提出了审美的需求。因此，敦煌汉简中很多八分、章草简牍书写美观讲究，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今天，这些字体多样、书写水平很高的简牍材料，开始进入了人们学习与研究的视野。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汉简多样化的字体，熟练、规范、美观的书写，足以代表当时汉字书写水准。敦煌，作为汉代西北重镇，亦是文化渊薮，文字书写是文化的重要表征，敦煌汉简如此高的书写水平，正是汉代敦煌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

文章摘编自《适时与趋变：敦煌汉简书写研究》（中华书局，2025），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拟。

武威汉简书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文 | 杨晓军

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武威县磨咀子六号汉墓中发掘出大量汉代竹、木简，确定其为《仪礼》7篇。次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加入整理工作并将其分为甲、乙、丙3本。甲、乙、丙3本不仅有木、竹材质之异，内容也有所不同。根据统计，甲本木简共存398简，缺失24简，乙本木简37简，丙本竹简34简，共469简。9篇共存27298字，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简本《仪礼》出土后，甘肃省博物馆相继在《文物》《考古》等杂志上就墓葬考古挖掘的具体情况以及随葬出土的竹简情形作了及时报道，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被称为“晋太康二年汲郡魏冢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经书的重现”。

1964年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出版了《武威汉简》一书，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武威汉简的研究内容变得丰富，涉及对汉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医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限于篇幅以及选题的相关度，本文就武威汉简中有关文字考释、字形字编、用字及字体风格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梳理。

一

文字考释

简牍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文字释读。《武威汉简》一书的释文和校记撰写工作主要由陈梦家负责。陈梦家之后，做文字考释的又有刘文献、王关仕、沈文倬三位先生。《武威汉简》一书主要对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竹、木简进行了科学地整理和研究，完整地将汉简研究与传世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拓宽了《武威汉简》的研究领域。

首先，陈梦家在研究方法上，改进了以往单纯讨论简牍的方法，重视对简牍出土地点的分析；其次，他在利用汉简的基础上，将简牍文献与实物文献以及传统的文本文献结合起来，相互渗透地研究历史问题。此外，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的《中国简牍集成·仪礼简》也对文字进行了考释。陈直的《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通考》，将王杖十简进行释文，方便研究者了解木简的内容。由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成的《武威汉代医简》一书，在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各界学者的关注。书中包括医简的图版、临摹以及医简的发现与清理等内容。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的《中国简牍集成·医简》更侧重于简文的断句、标点和汇释。而何茂活的《中国简牍集成·武威医药简标注本指疵》对其中的疏误之处进行了指正。其他研究专著有张延昌、朱建平的《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是研究医简最早的专著。刘文献的《武威汉简仪礼校补》则较为简略，主要依据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作对校，考察陈梦家的《释文》《校记》以及《摹本》的疏误，并参考汉石经残字以及《十三经注疏》，把二者相关之处做了标记。

武威汉简《王杖简》

武威汉简《王杖简》（局部放大）

王关仕的《仪礼简本考证》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字考释，从文字音韵的角度对陈梦家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异文的考证和句节的调整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第二部分则主要为探究家法及其简本成篇的考释。顾涛的《武威汉简〈仪礼〉诸家校释斟补》解析了与今传郑注本间的一些歧义。陈邦怀的《读武威汉简》主要探讨了甲本的抄写时代，作者利用王莽时金文中“四、七”的写法与简本写法相同的原则，推断出甲本木简抄写年代在新莽，而不属于西汉晚期。何双全的《〈武威汉代医简〉释文补正》是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补正校释。田中利明、刁小龙的《仪礼中“记”的问题——关于武威汉简》提出了年代的相关问题，并作出具体分析。李中生的《读武威汉简本〈仪礼〉札记四则》将简本《仪礼》与今本《仪礼》相对比，并参考唐石经等文献，考释出甲本《少牢》第22简中的一个字的本字和今本《仪礼》的两处错误，并纠正了陈梦家校勘和王念孙、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有关误说。杜勇的《〈武威汉代医简〉考释》以1975年文物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武威汉代医简》为基础，对简文的考释作了精细的研究。

沈文倬先生的《汉简异文释》是深入研究武威汉简的奠基之作。通过今本《仪礼》与简本《仪礼》的对比，对简本《仪礼》的异文进行了研究。重点对文字的隶定提出疑问，纠正了释文中不当之处。崔永东在《〈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法律思想研究》一文中对简文进行了考释，并对《王杖十简》的排序和简文的句读提出不同看法。刘奉光的《汉简所记敬老制度研究》也对简文的阐释提出了6点不同意见，例如“官廷不趋”，刘奉光认为“不趋为不拜”，而非多数人阐释的“快步走”。郝树声在《武威“王杖”简新考》一文中，结合《史记》《汉书》等典籍进行考证。不仅对脱漏讹误之处进行了订正，而且对其中“王杖十简”中记录的幼伯受杖时年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郝树声否定了“受杖年龄放宽”这一观点，解决了与典籍记载不符的问题。

张焕君、刁小龙的《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集合了诸多学者如陈梦家、王关仕、沈文倬等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多个角度，包括简本的抄写年代、简本的篇题和篇次、简本的家法与师法等，对诸家的研究结果作了归纳和整理但未作是非判断。探讨版本问题的还有杨天宇的《从汉简本〈仪礼〉看〈仪礼〉在汉代的传本》。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句读补正注解》详细地对武威汉代医简的句读和释文分别进行了考释。陈荣杰的《〈武威汉简·仪礼〉释文校勘札记》里对简本《仪礼》中释文里的若干字提出了校勘意见。这是在陈梦家、沈文倬两位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的，并结合了《中国简牍集成》，罗列出11条自己的观点。陈魏俊的《武威汉代医简字词考释简述》以概述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的历史现状为基础，选择了一些有争议的字词考释成果进行论述，并提出个人意见。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之上他撰写了《武威汉代医简考释二则》。该文章主要对“加、五辰”这两个争议较大的词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牍87甲里的“加”字应该解释为在疮面结痂的一种皮肤病，这种说法在文献和医学上都是被认同的。

范常喜的《〈仪礼·士相见礼〉“众”“终”今古文辨》这篇文章从诸家结论为出发点引出作者自己的观点，且利用其他出土古文字材料来为此提供旁证。他认为今本《仪礼·士相见礼》之“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一句中的“众”当据郑玄注“今文”，以及《武威汉简·仪礼》校改作“终”。此句郑玄注所说的古文作“众”为汉人用字习惯，并非真正的战国“古文”。刘玉环的《利用武威汉墓〈仪礼〉校正通行本〈仪礼〉一则论“父”字当为“久”字》是对通行本《仪礼·士相见礼第三》与《武威汉简甲本士相见之礼》第12号简两个版本存在的异文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将“久”直接释为“父”，不符合原简文字形和文意，指出“久”是正字，“久”比“父”更加契合文义。李具双的《“膏药”考》是结合武威汉代医简着重对“药膏”的最早得名及其演变状况进行了梳理。易雅琴的论文《〈士相见礼〉整理与研究》对《士相见礼》的文本和内容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将汉简本《士相见之礼》与传世《士相见礼》进行对读，探讨了传世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和衍倒，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古代社会各个阶层相见礼的礼仪等内容。

武威王莽新简 《仪礼·士相见之礼》（部分）

杨耀文的《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四十年研究综述》内容丰富，包括成书年代、文字考释、语言文字、简序与句读、书法、医简的临床运用等方面，涵盖的范围广泛，内容有详有略，布局合理。文章不仅有材料的整合，而且还加入了作者自己的观点。金涛的《武威汉简仪礼校勘及王杖十简集释》首先探讨了《仪礼》简古今的版本问题；其次文章对《仪礼》的用字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王杖十简》作出集释。张延昌的《〈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武威汉代医简出土的意义及其价值，也包括当前研究成果在医学界临床的应用。此外，他的《30年来〈武威汉代医简〉研究进展》，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成果的综述。

二

字形与字编

在释文研究基础之上，何茂活、程建功用“六书”理论对医简字形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文章有《〈武威汉代医简〉用字的构形模式分析》《从〈武威汉代医简〉说“转注”与“假借”》。吴婷的硕士论文《武威医简形声字研究》主要对医简里形声字的类型、形符和声符的位置、构字频率、历时对比等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形声字在整个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杨捷的《武威汉简·仪礼形声字研究》，将简本《仪礼》的形声字分为一形一声、亦声、省声、多形多声四大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简本《仪礼》中形声字的字形与甲骨文、金文、小篆时期的字形进行对比，明确了东汉隶书成熟时期形声字的发展概况，有助于我们对东汉隶书的书体发展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文字编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汉字字形材料进行整理，并按照一定体例要求编纂而成的字形工具书，更直观地将汉字字形在一定体例范围内展示出来。徐富昌的《武威仪礼汉简文字编》，按《说文解字》十四卷的排字顺序，全面收录了武威汉简的所有字形，该书附录部分“武威仪礼异文编”将简本、今本的异文现象加以比较，方便后学研究。陈荣杰《〈武威汉简·仪礼〉整理研究》中编写了简本《仪礼》的逐字索引和文字编，该文字编字形采用张邦彦的摹本，附篇名和辞例。另外，刘立勋的《〈武威汉代医简〉集释及文字编》主要从文字考释、用字特点、文献价值三方面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情况进行介绍，采用穷尽式的方法对简文中的字进行整理，用表格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

用字研究

通过对简牍文本（简本）详尽的考释和总结，那么对简牍文本（简本）中文字的用字整理和研究便成了许多学者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主要涉及异体字、通假字和其他用字研究三个方面。

邓春源的《武威汉代医简通假字异体字例释》扼要梳理了医简中的异体字，何茂活、程建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古今字和异体字》对武威汉代医简的古今字举了十例，并将武威汉代医简中狭义的异体字分为六种情况。涉及异体字研究的还有他的《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补议》对医简中的异体字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研究。这对研究或者印证汉字构造原理提供了帮助。《汉语大字典》在许多字条下收录了武威汉代医简相应字的写法，可见这批医简在文字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张显成的《〈武威医简〉异体字初探》主要研究了汉字从隶书到楷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武威汉代医简中有传世文献见不到的不少特殊用字现象，弥足珍贵。作者对其中的异体字进行较全面地整理，然后分析总结这些异体字的类别，并逐条解释了它们的特点以及简帛异体字研究的价值，进一步说明了两汉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此外，徐莉莉的《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考》分析了医简中的异体字。段祯、王亚丽的《〈武威汉代医简〉“芎藭”臆说》则是运用偏旁分析和辞例比较的方法分析出，“藭”“穷”之异体、俗体抑或误写字。

武威汉简《医药简》（部分）

陈荣杰的论文《武威汉简·仪礼整理研究》对简本《仪礼》进行了更深入的整理和考释，总结出《仪礼》的收字情况，对《说文》的印证和订补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用字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陈荣杰写了《从〈武威汉简〉看〈汉语大字典〉引证之不足》一文，指出了《汉语大字典》（三卷本）在引用古代文献方面存在的例证疏漏、缺失和体例不统一等问题。

武威汉简的通假字问题比较突出，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具双的《〈武威汉代医简〉的用字特点》，重点分析了通假字的使用情况，对了解汉字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何茂活、谢继忠《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通假字和讹误字》系统地分析了医简通假字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并结合实例辨析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之间的关系。金涛《武威汉简〈仪礼〉校勘及王杖十简集释》中简述了《仪礼》简文中的通假字、异体字、讹误字等用字问题。陈邦怀《读〈武威汉简〉》对简中的古文、本字、借字加以研究。另外，高明《据武威汉简探郑注〈仪礼〉今古文》，通过简本《仪礼》与郑注本的今古文用字比较，总结出用字上的差异表现为：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通过简本与经文对比校勘，详细地考订文本字词，解决礼学疑问。此文奠定了其在礼学界的学术地位。史大丰的《论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从经学、小学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及它的研究现状，总结了简本《仪礼》中存在的古文现象。文章提出要从多角度出发并综合更多的实证材料才能判断简本《仪礼》的今古文性质。王锷的《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从版本学、文字学、校勘学三个角度与十三经本《仪礼》作比较，总结其学术价值。孟美菊的《武威汉简〈仪礼〉异文研究》，通过《仪礼》与《十三经注疏》本的对比，从用字、用词角度对简本中的异文现象进行归纳总结。

武威汉简《特牲》（局部放大）

四

字体风格

对武威汉代医简字体风格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硕、博学位论文。如林进忠《武威汉代医简的行草书法》，认为武威汉代医简的书写年代正是汉代隶行与隶草均发展成熟的时期，出土医简文字具有相当的质量，除有隶书之外，也有隶行与隶草，书写表现均极优异可赏，对于草书源起发展的探索，以及行书、草书的文字形体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胡之主编的《甘肃武威汉简》也从书法理论的角度对简文中的字形作分析。李丹的《甘肃汉简书法风格研究》是对甘肃出土的简牍上的字体进行总结，包括简牍书体演进、汉简书法形制、汉简书法风格等。秦田田《武威汉简书法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武威汉简进行了研究：一是对武威汉简的书写形制与内容做了整理与研究；二是对武威汉简的隶书简书写特征进行了分析；三是总结了武威草书简的草化规律；四是通过与其他刻石简牍之间的比较得出河西地区的隶书简在书体发展上比同时期的摩崖碑刻发展更快；五是结合武威汉简的相关问题讨论了两汉时期的书法教育。此外，宋梓慧《〈云梦〉秦简与〈武威·仪礼〉汉简的书法比较研究》、陈亚兵《武威汉简书法风格研究》等，都从书法的视角对武威汉简书风和书体演进作了初步考察，但整体不够深入扎实，学理性不强。

综上所述，学界对武威汉简的研究体现在内容丰富，角度多样，并且正在不断深化。尽管如此，学界对于武威汉简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在医学、历史学、文字学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书法研究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书法研究方面缺少系统性的梳理，因此在书体研究上也应当有更加深入的考察。

武威汉简《服传》（局部）

五

武威汉简书法研究的展望

学界对武威汉简文字的考释、构形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系统研究书体流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威汉简文字校释与字编的整理为我们研究字体提供了材料上的便利。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前贤研究成果，更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发现，使武威汉简的书法研究更加具体深入，有助于完善学术体系，建立新理论、新方法。反思学界对于简牍书法的研究成果，还有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体现在研究还不够系统，对于武威汉简书法的泛论较多，却未能将武威简牍看作一个整体而进行研究。具体表现在学者们对书法转型时期的书体演变和书法风格涉及较少。学界大多将简牍书法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忽视了过渡和转型时期的书法特点，而过渡和转型时期的书法恰恰最能体现简牍书法在书体和书法风格上的变迁。如果将其固定在某一个历史时间段进行研究，则使得简牍书法失去了完整性。显然，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其次，是新理论和新方法在武威汉简书法研究中运用不够。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传统的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研究与书法研究未能进行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极少运用国外的相关研究方法来审视简牍书法，如图像学和形式分析等。随着简牍学研究的深入，简牍书法研究应该借助注重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将史料与简牍实物内容互证的方式，全方位清晰地呈现出简牍书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原貌，进一步挖掘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第三，个案研究不够深入。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武威汉简书法的研究侧重于具有典范性的作品，并且以此来印证该历史阶段书法创作的主流风格。简牍书法中所谓典范性的作品在当时只是极少数，而那些书写水平不高的手书墨迹才是简牍书写中的大宗，因而综合探究典范性作品之外的大多数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简牍书法的原始面貌与整体水平。

综上，要使武威汉简书法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研究者须兼顾简牍书法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特征，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和长处，重点关注武威汉简规范类书写以外的其他手书墨迹，在研究过程中要以微观研究取代宏大叙事，在掌握基本要素的同时注重书写细节和书写形态的变化，才能将简牍书法研究推向深化。

甘肃简牍整理研究及保护现状概述

文 | 常燕娜 常晓丽 曹小娟

从20世纪初开始，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武威、甘谷、天水等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数量多、内容丰富、包含大量的屯戍简是其主要特色。时代跨越秦、汉、晋、前凉、西夏五个时期，其中汉代简牍是甘肃简牍的主体。

一

甘肃简牍整理与研究

随着甘肃简牍的出土，对甘肃简牍的基础整理与研究工作也随之开展。甘肃简牍的基础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是对简牍的释读、注释，以及对简牍文物图版的整理公布。

武威汉简《医药简》（部分） 23.4cm×0.5cm—1cm×10cm 甘肃省博物馆藏

医药简共计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78枚简为一卷册，系单行隶书书写，每行20—40字不等，分为两种：一种宽度1cm，边侧有锲口，内容为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以及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共41枚，多呈黑褐色，残朽较甚；另一种宽度0.5cm，边侧无锲口，内容为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共37枚，为浅黄色。14枚牍为一卷册，有两道编绳，先书后编。医药简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针灸学和药物学的宝贵资料，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75年10月，甘肃省博物馆和武威县文化馆整理出版了《武威汉代医简》，对1972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汉墓的92枚简牍进行了整理公布。书中包括武威汉代医简的图版、摹本、释文、注释及论述，揭示了武威汉代医简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随后《居延新简释粹》《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散见简牍合辑》《敦煌汉简》《居延新简》《武威汉简》等简牍基础研究书籍相继出版，公布了在甘肃汉简的图版、释文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以来，随着研究力量的加强和现代科技的融入，红外拍摄技术大大提高了简牍文字的识别率，对简牍的整理研究与再整理研究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一）简牍新材料的公布

2011年8月始，《肩水金关汉简》第一至五册陆续出版，收录了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1万余枚汉简的图版以及释文。2017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纂的《地湾汉简》，公布了1986年出土于地湾遗址的778枚汉简，以及1986年在肩水金关遗址采集的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并附有吴礽骧先生的发掘日志。2019年11月，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纂，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收录了1987年至1990年采集于敦煌悬泉置及1998年在玉门遗址发掘出土汉简的图版和释文。2019年11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纂的《悬泉汉简（一）》出版，公布了1990年至1992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汉代简牍。敦煌悬泉置出土有字汉简17000余枚，截至目前，已经陆续公布悬泉汉简总量的一半左右。

肩水金关汉简（部分）

肩水金关汉简（部分）

悬泉置《文书简》（部分）

释文：十一月丁巳中郎安意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都郡农田官常平籴调均钱谷以大司农丞印封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太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破羌将军军吏士毕已过具移所给吏士赐诸装实□□

悬泉置《文书简》（上图局部放大）

悬泉置《文书简》（部分）

释文：今共奴已与鄯善不和则中国之大利也臣愚以为钦将兵北

悬泉汉简（部分）

（二）简牍材料的再整理

《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丛书对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对之前公布的简牍图版做了改进，分为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使简牍照片更加清晰，便于学者研究使用。另外，由于图版更加清晰，对之前公布的简牍释文重新做了校释，对部分简牍还做了集释工作。

二

甘肃简牍的研究方向

甘肃简牍数量众多，涵盖内容丰富且独具特色，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极具研究价值。近些年来，大量专家学者立足于甘肃简牍，从中探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等状况。除了将简牍文书的分类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甘肃还出土有部分典籍类简牍，例如武威医简、王杖诏令册及其他出土地如居延地区、敦煌地区等零星简牍。从公布的简牍材料中，探寻古代典籍的痕迹，并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进行对比研究。这些典籍类简牍对历史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

同时，甘肃简牍的大量出土，也为书法界提供了研究点。甘肃简牍中字体涉及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等，作为珍贵的墨迹文物，为研究书体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书法工作者开始关注和研习甘肃简牍中的文字，简牍书法在书法界也备受关注。

三

甘肃木质简牍的保存现状

近些年来，简牍学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在各人文学科中的地位也越发突出。同时，对简牍文物的保护也开始受到关注。长期以来，对简牍的保护主要集中在我国湖南、湖北等地出土的饱水简，而对西北干旱地区出土简牍的保护研究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是西北地区除少量墓葬出土的简牍外，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且甘肃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干旱、半干旱区面积占比率高，严重影响简牍保存的病害发生率比较低，干燥环境下的简牍出土时状态普遍较好，这种干旱环境反而使大量有机质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就包括简牍类文物。

甘肃简牍多为就地取材，除少量竹简，绝大部分是由柽柳、松木、胡杨等木材制作。从保存现状来看，甘肃干燥环境下的木质简牍其主要病害有断裂、残缺、糟朽、裂隙、变形、变色、虫蛀等类型。

虫 蛀

（一）断裂、残缺

这类病害主要是因为简牍堆积埋藏，长期叠压受力造成，加之简牍在相对糟朽的状态下，更容易发生残断。其表现为简牍主体断为多个部分甚至出现缺失现象。这类病害性质相对稳定，一般不会进一步劣化。

简牍出土状态（图片来自网络）

（二）糟朽

简牍在埋藏过程中，主要组分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发生降解，导致胎体的生物结构疏松，力学强度大幅度降低。除密度相对较高的柽柳，胡杨、松木多见糟朽。这类病害属于活动病害和可诱发性质的病害，会严重影响简牍的保存。

（三）裂隙

此类病害在干湿冷热交替作用下极易发生。一般多发生在相对糟朽的松木制成的简牍，裂隙走向多为横向，少量为纵向。对此类病害的预防主要是保持简牍保存环境的相对稳定，避免发生断裂的风险。

裂 隙

（四）变形

此类病害是指简牍形体原本形体上的改变。木质简牍受光照、温湿度的影响，呈现翘起、扭曲的状态。目前基本通过改善文物保存条件和环境调控的方式，减缓和控制简牍的变形速度。

（五）变色

变色主要表现为简牍材料颜色发生变化，其形成原因主要与木材组分中木质素芳香族结构中碳、酯和醚键的氧化还原、自由基的反应有关，助色基团中羟基、羧基、醚键等发生化学反应，并结合在苯环或者芳香物质上形成发色体系，导致原材色发生变化。另外，微生物的侵害也是简牍变色的主要原因。简牍变色从外观来看主要为颜色加深，对简牍文字的识别造成一定的困难。

四

甘肃木质简牍的保护修复

甘肃木质简牍的病害类型主要是断裂、残缺、糟朽、裂隙、变形、变色、虫蛀等，针对不同类型的病害及文物保存状态实施具体的保护修复步骤。

（一）清洗灭菌

清洗灭菌是在对污染病害科学检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清洗和消毒。主要清洗和消毒材料包括去离子水、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硼砂等。

（二）加固

针对糟朽的木质简牍进行加固处理，提高简牍文物的机械强度，目前加固材料主要有糖类、树脂类、聚醋酸乙烯酯等。

（三）残缺、断裂、裂隙的修复

残缺的简牍根据实际情况先分析是否需要实施修复干预，对于无其他病害的残缺简牍，可保持文物原状，不需要进行修复。

断裂或者因原粘接材料脱落需二次修复的简牍，使用生漆或者树脂类粘接剂进行粘接处理。粘接前需对断裂简牍形制、断口形态、文字拼接等进行拼对确认，确保拼接部位合乎简牍的原貌特征。

有裂隙的简牍在最小干预的原则上，科学分析需修补的部位和修复程度。修复材料采用生漆调制木粉末等，尽可能使用“原材料”修复，使修复后的简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原始风貌。

修复工作剪影（图片来自网络）

（四）预防性保护

1.简牍环境的监测及调控

主要是通过对简牍存放环境的监测和调控，使简牍可以长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防止简牍发生病害。甘肃简牍因其出土地环境气候的特殊性，在温湿度上应以本地域的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简牍长期存放的适宜环境条件为依据实施预防性保护。

一是对大环境的调控。在文物库区、展厅等简牍存放区域进行环境监测和调节，包括温湿度、光照、有害气体等方面的调控，确保文物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二是小环境的把控。根据简牍的文物特点，采用定制文物储藏柜及定制囊匣的方式，对文物的保存环境进行改善。文物展陈过程中，对文物展柜设置相应的文物存放环境条件，确保简牍在展示过程中得到有效地保护。三是微环境下的简牍保护措施。对简牍微环境的调控主要采取玻璃管密封的形式，可有效隔绝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同时又可兼顾简牍的展示利用。

2.简牍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保护的重点是对简牍基本信息以及本体二维、三维信息的采集和整理。简牍数字化保护可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简牍的信息长久保存，并在多空间实现展示利用，同时为简牍保护修复和科学研究提供支撑。

修复工作剪影（图片来自网络）

五

甘肃简牍保护工作中的几点思考

（一）简牍保护需要多学科的介入

甘肃简牍是木质文物，同时也是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献。保护修复是技术，考古发掘是依据，文献研究是基础。在对简牍实施保护修复时，多学科配合，将使简牍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也会促进多学科的同步发展。

（二）建立以甘肃汉简为主导的西北简牍类文物保护体系

甘肃简牍在材质、出土环境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独特性和地域性，因此，在进行简牍保护工作时需要更多地结合其独有的特点进行。目前在简牍保护工作方面，亟须建立起以甘肃简牍为代表的西北干旱地区出土简牍的特色保护体系。一方面在南方饱水简保护修复技术上的改进和补充，甘肃简牍更需要结合西北简牍的特点建立特有的保护修复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在完善甘肃简牍保护修复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于西北简牍保护修复的实施标准，用以指导西北干旱地区出土简牍的保护修复工作。

（三）保护修复技术手段和修复材料的探索

针对以甘肃简牍为主体的西北汉简，其病害发生的类型与饱水简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实施保护修复的过程中，就需要根据其特有的病害探索研发新的修复材料，使干旱地区出土简牍得到更有效地保护。

《中国书法报》520期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