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为什么消失的这么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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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墨家消失了呢?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主要原因，是与儒家针锋相对，受到儒家的攻击和报复，其学说立足于底层百姓，威胁统治者的利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走向消亡。

儒家奉“尊卑有序”为纲，墨家则高举“兼爱”大旗，主张人与人无差别的平等相待；

儒家重血统论，以“亲亲”为仁之本，墨家却推崇尚贤，坚信才能应超越出身；

儒家视礼乐为治国基石，墨家却直指繁文缛节无用，更批判其耗费民力；

儒家言“天命”，暗含对现有秩序的顺从，墨家则倡“非命”，强调人力可改命运；

儒家默许礼葬厚葬的奢靡，墨家却以“节用”“节葬”为信条，直指铺张是对民生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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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墨家组织上的问题。

墨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松散的学术社群，而是依托“尚同”理念构建的严密组织，其凝聚力与行动力，更接近一个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

这种组织性体现在方方面面：

墨家弟子若赴他国为官，首要忠诚的并非所仕之国，而是学派领袖“巨子”；即便身居高位，所得俸禄也需上交团体，由组织统一分配，个体利益完全让位于集体。

内部更有清晰分工：“墨辩”一支专攻思想与学术，钻研“兼爱”“非攻”的哲理，亦包含《墨经》中逻辑与科技的精妙；“墨侠”一支则投身实践，以武力践行“非攻”主张，止战扶弱。

二者虽术业有别，却都绝对服从“巨子”的号令，形成了类似“军政分离”却高度统一的运作模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内部自有一套独立的法度准则。“巨子”手握惩戒权，即便弟子的行为未触国法，若违背了墨家的规条，仍会受到“巨子”的处刑。

《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

“墨者巨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赐，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其子。

我们可以看到巨子腹䵍身为首领以身作则，确实做到了公正严明，连自己的儿子犯法也要坚持处死，可这对于秦惠王来说，却一定是无法容忍的。

墨翟成功阻止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也阻止楚国攻打宋国，晚年时试图阻止齐国攻打鲁国。

我们看这些事，可以感受到墨翟的伟大，但是被阻止的国君绝对不会这么想，试问哪个国君可以容忍一个“学术团体”对自己的国策指手画脚，甚至作出威胁?

并且墨家还真有能威胁的实力，墨家的游说和纵横家是截然不同的，纵横家是迎合国君的欲望，借力打力，狐假虎威，才能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

而墨家组织，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先进的守城器械、专注战斗的“墨侠”、死不旋踵的门徒，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威胁国君更改自己的国策，而熄灭一场战争。

《淮南子·泰族训》记：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

这种纪律严明、旗帜鲜明的组织，保证了墨家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在天下纷争时实现自己的主张，也为天下一统后墨家组织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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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墨家的“尚同”和“尚贤”要搭配起来看待，因为墨家的世界观里，“贤者”一定是居上的，是组织的领袖（“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既然底层人都没有“巨子”贤能，那么自然应该服从“巨子”的安排。

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理想化了，谁更“贤能”往往不是可以清楚辨别的。

而且“巨子”的权利过于集中，客观上导致了墨家内部的争权夺利。

墨翟逝世后，很短时间内墨家组织就开始了分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缘故。

更难能可贵的，墨家把单纯的“尚贤”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中国真正的民主思想：“选天子”。

《墨子·尚同上》：“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同时还提出了依据能力选拔官员的理论《墨子·尚同下》：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墨家这种真正的民主思想，相比儒家的“民贵君轻”“民惟邦本”那种所谓的“民主”，以及其他周秦诸子的思想，自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传播开来，将会彻底打破封建帝王的世袭制度，从根本上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墨家在漫长的历史里，几乎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遭受各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绞杀。

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能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相较于其他长篇累牍的诸子传记，曾经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只得到了24个字的记载，连墨子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

虽然细究其思想，可以看到墨家本身对于“选天子”这件事也有犹疑，并没有具体的主张和理论，同时也没有真正的执行和实践，只是对于尚贤思想的发展，停留在简陋的空想上，但这毫无疑问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星星之火，其宏大和深远已经超越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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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墨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一蹶不振的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变化，且墨家所承担的部分职能被取代了。

秦汉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成为了历史潮流，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的纷争不休，而朝代结束时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在“大一统—改朝换代——大一统”的步骤中循环，小农生产者和和手工业者被长久的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团结起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墨家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而儒家通过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依靠行政手段，成为了国家思想的主流，而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自然也遭到重点打压。

随着儒家逐年巩固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也产生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已经没有什么人能用非儒家视角看待墨家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民初墨家才重新得到了客观的审视。

此外，宗教的兴起，取代了墨家的部分职能。

大一统年代，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主流宗教，同样的宣传类似“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思想，只不过他们是以臆测的玄学和宗教神话为根基，并不以这些思想内容为核心，且缺少组织力和执行力，起到的正面效果是很少的。

而改朝换代的混乱时代，起义者多打着封建迷信的旗帜，也宣扬“均田均产”“相亲相爱”的口号，但起义途中基本都逐渐腐化，把口号抛之脑后，即使起义成功，也还是会选择儒家治国来维护统治。

墨家再次遭到重视是在清朝末年，西学东渐，救亡图存，儒家话语权逐渐下降，思想解放，人们终于用另一种角度去看待墨家。

《民报》创刊号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翟、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尊其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

梁启超提出：

“今欲救之，厥惟墨学。”

易白沙说：

“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

谭嗣同更是墨家精神的实践者：

“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可以说那时的墨家是鼓舞了无数爱国反儒志士的，在救国救民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再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墨家就被淘汰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全面优秀于墨家的主义，取代了墨家当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