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红：阳明学与明治维新无关论

【摘要】“日本阳明学”是19世纪末在日本兴起的社会思潮，和1867年发生的明治维新没有任何关系。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类的说法，是日本阳明学运动的创始人井上哲次郎以及盟友们创造出来的神话，其目的是提高“日本阳明学”的权威，借以抵制全盘西化的时代潮流。一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赴日的中国人不明就里，相信了这一说法，应该加以澄清。

【关键词】日本阳明学；明治维新；井上哲次郎

“阳明学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样的传闻在中国流传久矣。类似的说法有日本明治维新“有得于王学”（梁启超语）、“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章太炎语）、“日本尝以王学而造成开国维新之大业”（张君劢）等等。笔者最近几年在一些文章和著作里曾对这种说法进行过质疑和批驳，但因不是专文论专事，说得还不透彻明了，未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本文旨在对“阳明学与明治维新无关论”进行全面阐述，以辟邪说，正本清源。

明治维新发生在1867年，“日本阳明学”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初，本来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最先将二者扯在一起的，是一个叫三宅雄二郎（号雪岭，1860—1945）日本的媒体人。1893年，他出版了一本叫《王阳明》的小册子，塑造了日本阳明学的原型。在书中，他首次提出，日本从江户时代初期起便产生出了一个阳明学派，这个学派从中江藤树开始，经过熊泽蕃山、三轮执斋、大盐平八郎、春日潜庵，最后到西乡隆盛，而春日潜庵和西乡隆盛与明治维新有着不平凡的联系。其原文如下：

（大盐）中斋作乱殁时，春日潜斋年二十六，次年潜斋读《阳明文录》，喟然叹息曰“为人当至是为止，为学当至是为止”。乃锐意倡导良知学。即使屯亶困顿，动辄得咎，也始终受人敬畏。西乡南洲（南洲是西乡隆盛的号）曾让其弟小兵卫及门下十余人受业。在幕府藩制衰秃，学术的拘制弛废之际，维新时挺身而立之人，大多都修阳明良知学。如悍马般的高杉东行，在《传习录》上写下一诗：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上文将阳明学和明治维新扯上关系的理由有三点：一是说春日潜庵读过《阳明文录》而锐意倡导良知学；二是西乡隆盛曾让其弟小兵卫及门下十余人去春日潜庵那里受过业；三是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高杉晋作曾写过一首赞美阳明学的诗。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非常牵强。

春日潜庵（1811—1878），明治维新后任奈良县首任知事。他被说成是阳明学者的唯一证据是他二十七岁读过《王阳明文录》而已。他虽然跟随大和国诸侯久我通明参与过明治维新，其本人却马上成为了明治政府的政敌。可见他是阳明学者，以及是明治维新的英雄这两种说法都很成问题。高杉东行即“明治三杰”之一的高杉晋作，曾在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学习过，三宅引用的那首诗是证明他是阳明学者的唯一证据。但据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明治维新前他曾去长崎留学，阅读基督教之书，慨然叹曰：“其言颇似阳明。然国家之害，宁有过之者乎？其倾城复国，岂止大炮巨舰而已？”认为阳明学和基督教都是危害国家的学说，不过基督教比阳明学危害更甚。可见高杉晋作根本不是什么阳明学者，而是反阳明学者。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三宅雪岭作为一个媒体人（journaliast），除《王阳明》以外再没有写过阳明学乃至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为什么能像彗星一样于1893年突然写出《王阳明》一书，一举塑造了“日本阳明学”的原型呢？其关于王阳明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明治十一年（1878），三宅雪岭考入东京大学哲学科，于明治十六年（1883）七月毕业，随后进入新闻界。三宅从东京大学毕业之前的明治十三年（1880）七月，井上哲次郎（1856—1945）在东京大学开设了“东洋哲学史”的课程，根据听讲生井上圆了（1858—1919）的笔记，参加听讲的学生有“井上圆了、三宅雄二郎、日高真实、松本源太郎的十数名”。难怪如此，三宅居然是那个有名的井上哲次郎的学生。

首次对阳明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证的，是高濑武次郎（1869—1950）的《日本之阳明学》（铁华书院，1898），该书多次提到明治维新和日本阳明学的关系。高濑曾论述“日本阳明学之美风”：

日本阳明学的特点，在于出现了一批活动型事业家。藤树之大孝、蕃山之经纶、执斋之薰化、中斋之献身事业，到维新诸豪杰之惊天动地之伟业，皆是王学所赐予的。和中国堕落的阳明学派相反，我国的阳明学派带有一种凛然之生气，懦夫也可立志，顽夫也有清廉之风。此为两国民的性质之所然也。

认为阳明学在中国早在明末清初已经堕落，失去了事业性之风格。“明末学者，致使社稷灭亡，使得后人得出了亡国之学的酷评。故在当时之中国，一听说阳明学者，会直接联想到枯禅孤老，放荡狂逸。所以我们断言，中国王学者得到的是枯禅性元素，遗失的是事业性元素。”而日本阳明学继承了王学的事业性元素，带有凛然生气，趋于生动活泼，出现了许多活动型事业家。所以阳明学在明治维新时起了重要作用：

如悍马般的东行高晋杉作，也夙来喜好阳明学，曾在松阴门下得到讲习传授。其书《传习录》之后，有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沈湮。唯能信得良知学，即是羲皇以上人。”亦可见其喜爱王学。

高濑认为阳明学内具活泼泼之生气，学习之可以提高气格、锻炼心胆，继承之可以干大事。不过他举出来的例子还是高杉晋作，提出的证据还是那首诗，不禁让人疑窦再生。他又说：

在幕府没落之时，其它崛起之英雄豪杰还有佐久间象山、锅岛闲叟、吉田松阴、高杉东行、云井龙雄、横井小楠等。皆以阳明学练习其心胆，提高气格，贯道理于心肝，填忠义于骨髄，谈笑生死间，成就撼天动地之大业。

这一段话的可疑之处，在于他列举的这几个人物也不是阳明学者，有的甚至不是维新义士而是反维新分子。

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江户时代晚期著名朱子学者、幕府藩校昌平黉教头佐藤一斋（1772—1859）的学生。佐藤一斋据说私下里很喜欢阳明学，被称为“阳朱阴王”，但这个说法的创始人还是井上哲次郎。井上将佐藤一斋放入《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第四篇第五章，但又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第二篇第八章设有《佐藤一斋》一章。佐久间跟一斋学的是朱子学，主要在兵学方面有所成。佐久间很讨厌王学，大盐中斋叛乱时对大盐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认为王学对国家有害。所以井上哲次郎认为，由于吉田松阴算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把象山算作阳明学者也是可以的”。但他又说佐久间象山继承的是佐藤一斋的朱子学部分，颠三倒四，为我所取。

锅岛闲叟（1815—1871），幕末时的肥前（现佐贺县）藩主。在明治维新前采取了亲幕府政策但又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藩政改革，在藩政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建立现代化军队方面有一定功绩。热心于“兰学”，但没有学习过阳明学的痕迹。

吉田松阴（1830—1859），长州藩武士。曾在家乡山口县萩藩开设松下村塾。后来的明治维新志士如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出自松下村塾，于是他后来被神化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但松阴曾说自己“吾非专修阳明学”。

云井龙雄（1844—1871），米泽藩士，曾跟随著名朱子学者安井息轩学习儒学。幕末时站在幕府方面反对维新势力，维新成功后被明治政府判处死刑，可见此人是个反明治维新分子！

横井小楠（1809—1869），熊本藩士，政治上批判过锁国和幕藩体制，但学习的是正统儒学，曾任肥前（熊本）藩校时习馆塾长。其诗云：“吾慕紫阳学，学脉渊源深。洞通万殊理，一本会此仁。”紫阳学就是朱子的学问，由此可知，小楠是个朱子学者。

顺便说一句，高濑武次郎于1905年在东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不是别人，还是那个井上哲次郎。

如果说三宅和高濑所说明治维新和阳明学有关联的说法还使人半信半疑的话，那么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出版，井上哲次郎的东京大学教授和前文部省官员的身份，以及书中那一本正经的“考证”，便使得这一说法成了板上之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井上是如何考证的。

井上说：

大盐中斋之后，阳明学派的人物甚为稀少。但仔细考察，也可以发现笃学之人，一些间接受到阳明学影响的人物也值得注目。如山田方谷，他不但有经济上的才能，也有很多值得注目的政绩。再如吉村秋阳、奥宫慥斋、春日潜庵、池田草庵和东泽泻等，皆为笃学之士，在心术上用力甚多。又如横井小楠、桥本左内，西乡南洲以及吉田松阴等，不能直接称之为阳明学派，但其学无疑是源于阳明学。果真如此的话，与维新大革新相关的阳明学非常伟大。

逻辑学的矛盾律要求“A不能既是B又不是B”，而这个“不能直接称之为阳明学派，但其学无疑是源于阳明学”，用了“直接”和“无疑”两个副词，将A不是B的东西说成了A是B。这在逻辑上叫作“似是而非”。这句话道破了井上做“考证”的真实机关——诡辩。不能“直接称”是什么，但“无疑是”什么，类似于“指鹿为马”。

再就是“阳明学派”指的井上哲次郎自己为日本儒学划分的一派，而“阳明学”指的是中国明代王阳明的思想，井上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即使某些被称为阳明学派的人和明治维新有关系，也不能得出“阳明学”（中国明代王阳明的思想）和明治维新有关的伟大结论。因为参加过明治维新的人人数众多，影响过他们的思想千奇百怪，所有这些思想都伟大的话，“伟大”就没有意义了。可知这种说法无异于“偷梁换柱”。

有了以上“似是而非”和“偷换概念”两个关键词之后，下面再来判断井上哲次郎的具体“证明”。如关于横井小楠是阳明学派的论证，井上这样写道：

看了第二首的开头的“吾慕紫阳学”，可认为小楠是朱子学派。但第三首写着：“何以应无穷，灵活方寸中。果知君子学，总在格知功”，可知他实际上实行着王学式的工夫。

如前所述，横井小楠曾写诗赞美朱子学，一般认为小楠是朱子学派，而井上仅根据另一首诗的“方寸”二字，硬是要说小楠是阳明学派。这里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手法。

他如此论证佐久间象山是阳明学派：

佐久间象山，名启，又名大星，字子明，称启之助，后改称修理。信州人，仕松代藩。元治元年（1864）为刺客所杀。时年五十四岁。曾在佐藤一斋门下学习，虽奉朱子学，也尊崇阳明（可参见《醉时歌》），景慕蕃山（参见《跋熊泽蕃山真迹》），事迹可见《朱子学派之哲学》一书。

查《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附录有篇井上的讲演录《佐久间象山的人格和学说》，认为佐久间象山继承的是佐藤一斋的朱子学部分，学术上主要是朱子学的立场。可见这里井上还是使用了指鹿为马的手法。

在证明潜庵是阳明学派时，井上这样写道：

（潜庵）十八岁时，于铃木恕平处学习程朱学，渐渐崭露头角，到二十七岁开始读《王阳明文录》，大受启发。喟然叹曰：“为人当至是为止，为学当至是为止。”由此笃信余姚，沉潜反复，究其源流，道德气节事业，无不贯以良知之学。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段话和三宅《阳明学》中的话完全一致，贯穿的是同一个逻辑：年轻时学习程、朱学，成为朱子学派，成年后读王阳明的书，就变成了阳明学派。而按照常识，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读了王阳明的书就变成了阳明学派的话，世间儒者人人都会是阳明学学派。我们知道，先秦两汉的儒学到宋学、明学是儒学在历史上的发展顺序，而一般学习儒学者都是根据时间的推移从古及今。在第一节我们提到的井上自己1883年起在东京大学讲授“东洋哲学史”讲义大纲，便是循序渐进，从第一讲的“儒学起源”，讲到第十七讲的“杨子”（扬雄）。再根据金泽大学所藏《高岭三吉遗稿》中井上的《支那哲学》讲义笔记，井上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发达之世”（从伏羲到东周）、“思辨之世”（从东周到秦）、“继述之世”（从汉到唐、五代）、“调停之世”（从宋到明）、“考据之世”（清以后）。关于第四期“调停之世”，井上这样讲道：

总之，第四期在于取释老二氏之长处，以补儒家之短，调停三教。于是兴起三教合一论。从宋到明都有这种倾向，也即元代的许鲁斋、金仁山、吴草庐，明代的薛敬轩、胡敬斋、陈白沙、程篁墩、蔡虚斋、王阳明，皆为宋儒一般之学而已。

然后他整理第四期的学者，认为他们的特点在于：

周濂溪以太极为主，而程明道以气、程伊川以理、邵康节以数、张横渠以太虚、陆象山以心、朱晦斋以理和心、王阳明以良心为主。

认为王阳明只是儒学中的一个普通学者而已。由此可见，井上的教学也是按时间顺序来的，最后才提到王阳明。按照这个顺序教学生的话，所有的学生都是阳明学派了。所以最多只能说潜庵学习过王阳明的著作而已。

井上对西乡隆盛（号南洲）是阳明学者的论证如下：

他以前和大久保利通及海老田信义一起听过其故乡的阳明学者伊东潜龙的讲义。又曾从佐藤一斋的《言志四录》中选出百条为金科玉条。其用于修心练胆者，皆从阳明学那里得来。

伊东潜龙（1816—1868）曾私淑佐藤一斋，关于他的最早传记，还是来自井上哲次郎本人。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没有对伊东的论述，只是在1924年版“补正之一”塞进了伊东的传记，这就有着“循环证明”的可疑性了。

再来看西乡南洲从佐藤一斋的《言志四录》中选出的百条语录：

一、事无大小，踏正道推至诚，凡事不可使诈谋。人临障碍，多爱用计，一旦事畅，后伺机而动。然计必生烦，事必败矣。行正道，目下迂远，然先行则早成也。

二、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在于敬天爱人，以克己修身为终始也。克己之真义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纵己败。

十二、无欲成圣贤之志，见古人事迹，思难企及，较临阵脱逃尤卑怯也。朱子亦云，见白刃而逃者无救矣。诚读圣贤之书，身心体验其所为，是为修行，唯知其言其事，徒劳也。

此处引用朱子的语录，讲的全是朱子学式的读书修行、克己修身，完全没有阳明学式的心即理、良知、知行合一那样的东西。

最后来看对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的考证。先来看松阴部分：

吉田松阴，名矩方，字子义，称寅次郎。松阴为其号，又号二十一回猛士。长州人。曾学于佐久间象山。其学虽不限于姚江，但也离姚江甚近。其自辩曰：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甚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就其学统而言，不能不说和姚江没有关系，因为他原本在象山门下修学故。

首先，松阴本人否认自己是阳明学派，说：“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也就是说，他并非阳明学派，只是在“真”的方面阳明学和他的学问有相通之处而已，其次，“其学虽不限于姚江，但也离姚江甚近”。这在逻辑上说叫“虽不，但接近于”，还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最后，松阴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象山不是什么阳明学派，所以松阴的师承是阳明学派的说法很可疑。可见井上的论证有偷换概念之嫌，至少说井上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否定因素，还是硬要把松阴说成是阳明学派。

再来看对高杉晋作的论证：

松阴门人高杉东行，亦喜爱阳明学。东行名春风，字畅夫，称晋作。曾在松下村塾学习，作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他曾在长崎，时而阅读基督教之书，慨然叹曰：“其言颇似阳明。然国家之害，宁有过之者乎？其倾城复国，岂止大炮巨舰而已？”可知其见解。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井上举出的证据还是三宅雪岭的《王阳明》里的那首诗。而长崎对基督教和阳明学“害国”的感慨，完全证明了高杉的反阳明学立场。

综上所述，阳明学推动了明治维新的说法，就是通过这样一连串的似是而非的谎言“论证”出来的。对于这样牵强附会的说法，井上哲次郎本人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情愿的。1882年，井上开始在东京大学开设东洋哲学史课程时，还是把王阳明当作儒学中的一个一般流派，直到1891年，也就是三宅雪岭的《王阳明》出版前两年，井上哲次郎在东京作了一个题为“论王阳明之学”的讲演，才开始大捧起王阳明来。根据水野博太氏的考证，井上哲次郎在讲演中首先认为王阳明是明代人品高学识优秀最为卓绝的学者，并对日本的阳明学派进行了梳理，然后说：

日本最先遵信王阳明的是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中江藤树的门人熊泽蕃山也非常喜欢王阳明，尊崇其学问，而后有个叫三轮执斋的学者也是王阳明学派的人。而后最执着于王阳明的是大盐平八郎。……和大盐平八郎同时代的佐藤一斋也非常喜欢王阳明。……此后再没有了王阳明学者。

虽然这里举出的日本阳明学派，还是从中江藤树算起，再到熊泽蕃山、三轮执斋、大盐平八郎、佐藤一斋，和三宅的《王阳明》、高濑的《日本之阳明学》以及他自己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基本一致，但都是到近世为止。他认为佐藤一斋以后日本就没有了阳明学者，更没有和明治维新挂上钩。

然而，井上的这篇演讲后来被两本《阳明学》杂志转载，转载时做了重大修改。第一次是铁华书院的《阳明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到第三号（1896年7月5日开始）进行了转载，上面那句“此后再没有了王阳明学者”被删掉了，加上了春日潜庵、池田草庵、山田方谷、云井龙雄也“尊崇王阳明”的字样。杂志还删掉了讲演结尾批判王阳明的“非科学性”和“自相矛盾点很多”的评价。第二次是大阪的阳明学会的《阳明学》杂志第一号到第三号（1908年）进行了转载，上面那句“此后再没有了王阳明学者”被删掉了，加上了春日潜庵、池田草庵、山田方谷、云井龙雄，删掉了讲演结尾批判王阳明的“非科学性”和“自相矛盾点很多”的评价，还增加了佐久间象山、西乡南洲、大久保甲东（即著名明治三杰大久保利通）、桥本景岳的名字。

在日本阳明学派的系谱中增加进春日潜庵、池田草庵、山田方谷、云井龙雄、佐久间象山、西乡南洲、大久保利通、桥本景岳等名字，特别是西乡、大久保二人是明治维新最有名的英雄，将他们拉进日本阳明学派的队伍，意味着“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论的正式形成，意味着井上哲次郎为了迎合“日本阳明学”运动，改变了自己最初的王阳明观。

井上哲次郎自身对阳明学有着自己的臆断，他从这种臆断出发将大盐平八郎的“归太虚”说与松阴的生死观等作为阳明的哲学来介绍，而三岛在带有井上臆断的对平八郎和松阴的介绍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自己的臆断，构成了自己的阳明学像。

阳明学研究的开创者岛田虔次先生说：“在幕府末期阳明学开始流行，随后逐渐出现了用它来解释维新成果的风潮。”荻生茂博氏说：阳明学为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的说法，是“一些近代的媒体人将自己现在的实践性理想投影于历史而创作的命题（theme）”。也就是说，阳明学本来是中国明代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日本人毫无关系：江户时期有些日本人曾接触过王阳明的著作，但也只能将之作为中国儒学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流派来看待、阅读。只是到了19世纪末，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为了发起“日本阳明学运动”，再加上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他们的老师井上哲次郎本人开始对王阳明的思想有了某种特殊的偏好，从而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臆断”阳明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于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创作出了自己的“阳明学像”（image），并以之为标准再去寻找和日本思想的联系，将他们自己的近代化理想和臆断，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日本阳明学派”，形成了所谓“日本阳明学”运动。“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样的说法，只是这个创作活动的一个成果而已。这一创作活动分以下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他们认为，在东洋的思想中，阳明学最具有哲学性，王阳明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在《论王阳明之学》中这样说道：

王阳明在明代的学者中是第一号人物。……王阳明也是一个哲学家，在当时是不仅是最杰出哲学家，也是卓绝一世的文章家，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也是第一人，在明代以后也是如此。……王阳明作为文章家和哲学家也可谓是近来东洋杰出的人物。王阳明的哲学影响不仅影响了中国，也给予了日本更大的影响。

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井上对王阳明有种独特的偏爱，于是将王阳明挑出来说他才是个真正的哲学家。理由是王阳明的良知论和斯宾诺莎的智识论非常相似。不仅如此，井上还说：

中国的学者大多偏向于唯物论。虽然不能说是唯物论，总之是优于具体的（concrete），而缺乏抽象的（abstract）思想，但王阳明从整体上看倾向于唯心论，说是唯神论也可以。也可说中国鼓吹唯心论的哲学家唯有王阳明。如果说王阳明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唯心论这一点。

可见井上认定王阳明的思想具有哲学性有两点理由，一是因为王阳明“从整体上看倾向于唯心论”，二是倾向于唯神论。我们知道，井上哲次郎曾留学德国6年多（1884—1890），是将德国唯心主义观念哲学引进日本的第一人。他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以及“汉学三部作”本身便是用西洋哲学的方法论解释以儒学为中心的日本哲学的著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井上偏爱王阳明的理由，从内因来讲是王阳明的哲学倾向于唯心论，从外因来讲他对阳明学带有偏好性的理解乃至臆断，是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套用于江户儒学的结果。

第二步，他们认为日本的思想家中，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大盐中斋等人的思想最接近康德、黑格尔等西方的哲学思想，而这些人的思想和王阳明最接近，所以可以自成一派。

关于和西方哲学的比较，高濑武次郎认为大盐中斋近似于康德：

中斋的知行合一、理气合一、天人合一、心理不二、良心论、性情论等理论和实践有所关联。其中自有倾向于理论的，也有和和实践有关系的东西。……近世西洋哲学的泰斗康德，长于分析和综合，巧妙分析，巧妙综合，或起草纯理批判之论，或别立道德论之案，学理是学理，实行是实行，完全区别开来。

井上哲次郎则认为大盐中斋的太虚心说和黑格尔的思想有几分类似。

关于王阳明对日本的影响，井上哲次郎在修改后的《论王阳明之学》中提到，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大盐中斋、佐藤一斋、春日潜庵、池田草庵、山田方谷、云井龙雄等后来列入日本阳明学系谱中的人物都“尊崇王阳明”。高濑则具体论证道：

死生一贯之说，在宋明时代极为兴盛，至阳明子，达到极致。我国王学者无不达此观者。藤树以一生一死为一冰一释，以水依然存在为例。……蕃山说：“死为气形离也云云，堵塞鼻口窒息而死，为气离之故也。”而且他们如前所述，详细地论述过死生一贯。阳明学者在千军万马之间，驰骋激斗，从容不迫者居多，皆由此观而来。还有即使处于困难境地，亦从容取乐观主义，皆因不疑其死生之际。死生之际，谈笑风生，皆因贯道理肝心，不徒做客气胜心者之流所为。所谓一生死由来于大悟大彻。中斋将一生死放在其第五纲领之四，乃是不可移动之顺序。其根据积极的方法致良知，根据消极的方法变化气质，成就归太虚之功，我已使太虚合体，太虚本来不生不死，故吾亦死生一也。

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都是出于同一手法，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第三步，他们将阳明学当作能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功利主义相对抗的武器来塑造的。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进入所谓的文明开化时代，整个国家全盘西化，欧美思潮席卷日本，来自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文化思潮蜂拥而入。井上哲次郎认为大事不妙，说：

维新以来，世间学者或倡导功利主义，或主张利己主义，其结果终究可能破坏我国民的道德心。虽然其学不能彻底做到，但亦会损害国家的元气，蠹毒风教的精髓。如功利主义作为国家的经济主义是可以的，但将之作为个人唯一的道德主义则不可。这是因为这种场合下的道德是他律性的，没有丝毫养成心德的效果。功利主义将人向私欲引导，玷污我国自古以来的神圣心德。功利主义固然是巧妙的理论，但作为德教则不足为取。世间鼓吹的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实际上是要从根基上毁坏我国民的道德心。

是故，余无法等待订正此书之日，姑且将稿本原样发行。我国民的道德心，即普遍之心德，心德可说是东洋道德的精粹。本书在东洋哲学史中虽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希望能为将心德向世界万国发扬作出一些贡献。

以三宅、井上为代表的“日本主义者”和人们认为日本和东洋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急剧衰落，导致世风紊乱、人心混沌而惶惶不安，他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坚持发扬传统的思想文化来拯救急剧西洋化的弊端。这就是他们发动“日本阳明学”运动的原因。《阳明学》杂志第2号头条有一篇题为“精神之修养”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欧化主义、法文主义一旦侵染我国，世人滔滔，趋于细智曲慧，置精神修养之道于度外。高谈文明而处其世之道，忘记竭国所以之义。是以政治家不负道义之责者有之、代议士忘记德操者有之、将校坠落军人之品格者有之、学者以曲学阿世自得者有之……精神的修养，在于人自身的涵泳体察工夫。

文章认为如今社会腐败、世风日下都是从西方来的功利主义、全盘欧化所引起的。这样不但不能从道义上完成日本作为东方强国的重任，甚至会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所以需要每一个人涵养心德，体察情操，加强修养，以此来抵御外来的诱惑和腐蚀。在这个方面，他们认为阳明学有着独特的“心学修养、人才陶成”的力量。井上哲次郎说：

姚江学派的优秀人物众多是不争的事实，可见阳明学有陶冶人物之功。所以叙述其发展历史，探究其所存脉络，寻找其精神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在道义拂地，世人误入歧途的今天，若以先辈们的行为、心术等为鉴，岂不得以立志哉！

看来井上哲次郎他们抬出阳明学还有着“反潮流”的动机在里面。

第四步，既然对阳明学有了偏好，还得继续寻找其在日本应该被加以高度评价之处。他们认为，阳明学除了有哲学上的独创性以外，还有“事功”、重视实践性方面的优点，特别是“日本阳明学”。在他们眼里，相对于中国的阳明学派而言，他们塑造的日本阳明学派更优秀一些，不但具有实践性、行动性，意志也更坚定一些。井上说：

即使在中国，阳明学派也比朱子学具有更多的实践性。然我国的阳明学派和中国的阳明学派相比较的话，更富有活泼的精神，其实践完成的事迹，足以让中国的阳明学者瞠目结舌。譬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等人，还有那些在明治维新前后为国家立下显著功勋的诸多义士，他们意志坚定，具有排除万难而勇往直前的气概。他们的所作所为，峻厉激越，虽然有时脱离法度，但是也不能因之而非议阳明学。如果能回避其短处，培养其长处的话，绝对有助于今日的教育，所以希望对我国的阳明学有所关注。

井上又说：

阳明学往往不免被人说是浅薄，但其学者单刀直入得其正鹄，确为朱子学所不及。……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南洲等，都应看他们的事功。

既然日本阳明学派这么优秀、这么勇于实践，不和日本近代史上的最大事件明治维新联系起来简直说不过去。于是高濑武次郎直接得出结论：

维新前后的豪杰，多修阳明学，练其心胆，随之也为我王学增添了很大的活力。且王学主张学业和事业合一，不偏向学术，此等诸豪杰之伟业，业已赫赫照青史。

从上可见，井上哲次郎他们创作出来的“日本阳明学”和400年前中国明代王阳明思想的关系，犹如一部历史文学作品（譬如《三国演义》）和其历史事实（如《三国志》）那样的关系。而“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的说法，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以井上哲次郎等在发起“日本阳明学”运动中创作出来的作品阳明学像（image）所必需的装置（device），是他们臆断的“日本阳明学”具有的思辨性、日本性、反潮流性、事功性的修饰物。换言之，“日本阳明学”所具有的这四种特性，都可以在“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个说法中找到投影：

在思辨性上，他们认为阳明学具备东洋哲学罕见的思辨性，内具活泼泼之生气，学习之可以提高气格、锻炼心胆，提高人的精神修养。维新的志士们活跃于历史舞台，理所当然都应该和阳明学有关。在日本性上，“日本阳明学”系谱中的人物，从中江藤树到熊泽蕃山、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每个人都是日本人中的精英。在反潮流性上，井上公然宣称他们隆重推出阳明学，是企图以阳明学这个东方哲学的“精华”来对抗西方的所谓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逆转全盘西化的局面。而这个反潮流精神是“日本阳明学”先天具备的。在事功性上，“王学主张学业和事业合一”，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知行合一，阳明学者们的“事功”，才成就了明治维新。

有了“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个装饰，“日本阳明学”的理论才会显得完美，才会在反历史潮流而动中向西洋化的明治政府示好。算盘打得如此美妙，实际效果却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日本阳明学”运动的主阵地《阳明学》杂志从明治三十年（1894）起发行到明治三十二年（1896）废刊，先后出现过五种同类性质和名称的杂志，但从来没有在日本登上主流地位。昭和三年（1928）年最后一本《阳明学》杂志寿终正寝，标志着“日本阳明学”运动偃旗息鼓。战后安冈正笃之流的努力，只起到了为日本右翼提供理论依据的作用，1970年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给只要主观动机良好，无视现实而提倡精神万能的“日本阳明学”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而“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种说法被“日本阳明学”运动的发动者制造出来之后，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日本阳明学”运动开展期间的鼓吹者、信奉者和实践者之外，日本正统史学界从未认同过这个观点。现在，日本的大、中、小学的所有历史教科书里，也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说法。

总之，“日本阳明学”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才兴起的社会运动，运动中诞生出了“阳明学”之类的概念。用这么晚才创作出来的思想观念，去解释三十年前发生的明治维新，犹如吾人现在发明出来一个理论，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于是高声吆喝：几十年前明治维新那么伟大的事件都是我这个理论指导成功的，日本那么多名人和维新志士都受过我的影响！“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就是如此这般拉大旗作虎皮、贪天功为己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