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古人背后生疮，就难逃一死，范增，孟浩然，徐达皆因此

一个看似普通的“背疮”，为何成为古代不分贵贱、通杀的“绝症”？

西楚霸王项羽的“亚父”范增，满腹韬略，回乡途中因此含恨而终；

诗名满天下的孟浩然，一场与好友的欢宴竟成诀别。

这令人闻风丧胆的“背疽”究竟是什么，它为何在古代拥有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翻开史书，"疽发背卒"的记载常令人扼腕。

从运筹帷幄的谋臣到名满天下的诗人，再到功勋赫赫的将领，都未能幸免。

秦末汉初，楚霸王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被尊称为“亚父”，是项羽阵营的核心智囊。

随着陈平反间计的实施，项羽对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也产生了深深的猜忌。

范增力劝项羽尽快在荥阳消灭刘邦势力，但项羽犹豫不决，并对范增的忠诚心生疑虑。

深感愤懑与绝望的范增，以年老多病为由向项羽请辞，踏上了返回故乡彭城的归途。

旅途颠簸劳顿，心情极度郁结压抑，不幸在途中背部生出了恶疮。

当时身处偏僻之地，医疗条件极其匮乏。

范增只能强忍剧痛，采集一些常见的药材尝试敷治。

疽毒扩散迅速，普通的草药根本无力控制凶险的病情。

这位曾为项羽大业殚精竭虑的老人，最终在返乡途中，怀着悲愤与遗憾，凄然死去。

时间流转至盛唐，以山水田园诗闻名于世的大诗人孟浩然，在科举仕途上却屡遭挫折。

晚年，他患上了严重的背疽。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包括内服汤药、外敷药膏和严格的饮食禁忌，孟浩然的病情曾出现了显著好转的迹象，背疽的创面逐渐收敛，痛苦也大为减轻

就在这时，他的好友，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正好路经襄阳前来探望。

老友久别重逢，孟浩然感到由衷的欣喜。

或许是出于待客的热情，或许是为了抒发重逢的喜悦，更可能是病情好转带来的疏忽，他没能严格遵循医家关于忌口的告诫。

违背医嘱的饮食行为，导致他本已好转的背疽急剧恶化。

病情发展迅猛，疽毒深入，很快引发了更严重的全身症状，终于因这次“食鲜疾动”而一病不起，溘然长逝。

这位留下“春眠不觉晓”等千古名句的诗坛巨匠，人生终点竟如此令人唏嘘。

明朝开国功臣徐达，被誉为明朝建立的第一功臣，位极人臣，受封魏国公。

在他晚年，也患上了严重的背疽。

关于徐达之死，存在着一个流传甚广的野史传说。

据一些民间笔记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猜忌这位开国元勋，得知徐达身患背疽后，明知中医理论中背疽需“忌口发物”，而蒸鹅被认为是发物之首，却故意派人给徐达送去了一只蒸鹅。

这种说法认为，徐达面对御赐之物，明知食用会加重病情甚至致死，但迫于皇命不得不食，最终因此毙命。

不过，史家多认为这种赐食蒸鹅致死的情节更接近于后人的附会，缺乏坚实的证据。

徐达晚年确实患上了严重的背疽，无论朱元璋的态度如何，明朝宫廷御医集中了当时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对他进行救治。

但即便是最好的传统中医手段，面对这样凶险的疽毒也显得束手无策。

徐达最终未能战胜病魔，病逝于南京。

无论有无那段惊悚的传说，徐达的死亡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功勋卓著、享有最优医疗资源的上层人物，一旦罹患恶性背疽，死亡结局也几乎难以避免。

背疽，即现代医学所称的急性化脓性蜂窝织炎，是一种由细菌感染引发的皮下组织炎症。

其典型症状为背部红肿、热痛，伴随脓液积聚，严重时病菌侵入血液可引发败血症，导致多器官衰竭。

古代文献中“疽发背卒”的记载频现，正是因缺乏有效抗菌手段，感染失控后死亡率极高。

古人因卫生条件有限，日常劳作中背部易受磨损，加之衣物粗糙、居住环境潮湿，伤口感染风险显著增加。

年老体弱者免疫力低下，更易成为病菌侵袭的目标。

孟浩然患背疽时已52岁，长期忧愤与饮食不节进一步削弱其抵抗力；范增73岁返乡途中发病，年老与旅途劳顿加速了病情恶化。

古代治疗背疽主要依赖三类方法：

比如外科清创，用刀具剔除坏死组织并排脓，但操作无灭菌条件，易加重感染，常用黄连、蒲公英等消炎草药，但药效缓慢，无法根治病菌。

中医强调忌食“发物”，如鱼虾、鹅肉等易引发毒发的食物。

孟浩然的死亡直接关联于此，背疽本近痊愈，却因宴饮时食用汉江特产一种河鲜，触发感染复发。

这些方法存在根本缺陷，古人将背疽归因于“湿毒”“风邪”，未意识到细菌感染的本质。

名医稀缺且诊费高昂，普通民众难获救治，徐达虽享顶级御医资源，仍因缺乏抗生素而病逝。

过度依赖放血或针灸可能加速体力衰竭，如孟浩然在“浪情宴谑”后暴饮暴食，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与背疽协同致命。

抗生素未诞生的时代，背疽一旦恶化即成“绝症”，无论身份贵贱，医疗手段的终点仅是延缓痛苦，而非治愈。

背疽在古代被称为“绝症”，但现代医学已将其定义为“背部急性化脓性蜂窝织炎”。

这一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绝症到可治的变化。

在古代，背疽的致命性源于细菌感染的失控，而现代抗生素的发明从根本上阻断了感染扩散的路径。

如今，通过规范使用抗菌药物、必要时配合清创手术，多数患者可完全康复。

这种转变不仅挽救了生命，更揭示了古代悲剧的根源，对病原体的无知和有效药物的缺失。

古代医家虽未掌握细菌学理论，却在实践中积累了应对背疽的经验。

他们强调“情志调养”，认为忧愤抑郁是诱发背疽的主因之一。

范增因项羽猜忌愤懑离世，宗泽连呼“过河”含恨而终，孟浩然虽康复却因宴饮破戒复发，均印证情绪管理对疾病预后的影响。

此外，中医提出“五源论”，将背疽病因归纳为天行时疫、体弱气滞、怒气伤肝、肾气虚衰、饮食药毒等，并发展出系统的疗法。

内服方剂，外治技术以及饮食禁忌，这些方法受限于时代。

古代外科清创缺乏无菌条件，刀具可能加重感染；草药见效缓慢，难阻败血症发展；名医资源稀缺，徐达虽享御医救治仍难免一死。

更关键的是，传统疗法无法解决细菌入血的本质问题。

有背疽患者经放血、敷药后暂缓症状，却因“脂膜空腐”在康复数月后突然出血身亡，暴露了古代治疗仅能治标、难愈根本的缺陷。

古今对比之下，背疽的防治启示超越医学本身。

一方面，现代医学的进步凸显科学认知的重要性，细菌学的突破使“热毒”“风邪”等模糊概念转化为精准的病原体靶向治疗。

另一方面，孟浩然的饮食失控、范增的忧愤成疾，说明情绪稳定与生活自律，仍是抵御疾病的基础。

即使今日，慢性压力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仍会加剧感染风险。

古人面对背疽的挣扎，实则是人类与未知病原体抗争的缩影。

而今，抗生素虽终结了背疽的“绝症”时代，但医学认知的持续革新，仍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