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被贬为平民：都是吃喝惹的祸

苏舜钦被贬为平民：都是吃喝惹的祸

古时历代朝廷对官员的吃喝也有很多具体规定，但由于中国有一个重视人情的文化，监管官员对自己有利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有时也睁只眼闭只眼，往往执行起来难度就大。说不定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宋朝“进奏院案件”就是一例。

“进奏院案件”的主人翁是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宋史》本传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1]看来，苏舜钦是个大帅哥，恐怕至少身高一米八0吧。属于那种平时都有一大群美少女追着，喊“我爱你，舜钦哥”的网红明星。

苏舜钦大帅哥前面还加上一个“怪”字，恐怕与他“以《汉书》下酒”的故事有关。南宋·龚明之所著《中吴纪闻》记载：苏舜钦好饮酒，无节制。他住在岳父杜衍家中时，每天晚上携一斗酒，独自在书房中读书到深夜。杜衍心痛女婿，怕他狂喝滥饮，喝坏了身体。于是就派人秘密侦察。那人从窗户中见到苏舜钦正襟危坐，一字一句诵读《汉书·张良传》。当读到张良在博浪沙狙杀秦始皇帝失败时，苏舜钦抚案大叫道：“惜乎，击之不中！”于是满饮一大杯。过后又读到汉高祖大封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为封地。张良对刘邦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苏舜钦又抚案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又满浮一大白。去侦查那人回来，绘声绘色描述一番，杜衍哈哈大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2]

《宋史》本传：苏舜钦“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有才名，尝为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3]他是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好青年。在任荥阳尉时，因“玉清昭应宫灾，舜钦年二十一，诣登闻鼓院上疏。”[4]这么年轻，敢敲登闻鼓（朝廷设置的喊冤的鼓）上疏。（我县同是县尉的青文胜三次上疏朝廷，无人理会，吊死登闻鼓下。结果就不一样了。）洋洋洒洒千言。本传中百分之八十录的他的上疏的文字。这也可能是说他“怪”的一个方面。

可惜，“奏进院案件”发生后，他的仕途戛然而止，并且英年早逝。

宋朝每年农历七月初都要举行赛神会。当时，京师各衙门到了这个时候，都按传统习惯祭神，连禁苑之内也不例外，只是所祭祀的神各有不同罢了。礼部祭春神句芒，工部祭工匠之神鲁班，三司使祭财神陶朱公。因奏进院是玩文字的，所以祭祀的是创造汉字之神：史皇氏仓颉。

庆历四年秋季正逢赛神会，各部门各单位领导都在凑集资金，准备祭神后，请本单位的广大群众撮一顿，乐呵乐呵，以示关怀。当然进奏院也不例外。只因为进奏院是清水衙门，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平时积攒的一些废纸和“快递”文件的包装，卖不了几个钱。于是，苏舜钦和右班殿直刘巽“遂自以十千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5]也就是说苏、王各出十缗（一缗为一千文，一两银子）助局，还有一些人出了数额不等的份子钱。

这次进奏院的筵席，除了宴请本院同僚外，还请来如集贤校理王益柔，殿中丞江休复、周延让，太常博士周延隽、刁约等等馆阁名流。这些青年才俊也是新政的忠实拥趸和苏舜钦的好友。到了半夜，属吏和优伶玩累了，纷纷散去。苏舜钦等十多个铁杆哥们，一众清流，没有了下属，就喝得更嗨了。他们平时革命工作都忙，难得聚会，为了狂欢助兴，还派人召来歌女陪酒。这也是唐宋时代，官宴召伶的常例。

在座的都是文人墨客，有酒就得有诗。集贤校理王益柔诗兴大发，作《傲歌》说：“座中豪饮谁最多，惟有益柔如酒徒。”“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6]，有模仿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嫌疑。唐宋两代的皇帝多有文人心性，听到一些狂妄的字句，一般不会降罪，或龙颜大悦，或一笑了之。

总之，苏舜钦和刘巽张罗的这次酒会本来是自娱自乐，稀松平常。由于小人告密，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听闻此事，立刻命监院御史上奏仁宗，弹劾参会官员。还罗列了三条罪状：变卖公家的纸张用于吃喝，是典型的腐败行为；有几人是处于服丧期间，还招乐妓陪酒，是犯禁的；侮辱皇帝、先圣。王益柔作诗，对当今圣上和先圣周公孔子大不敬。并且认为“益柔作《傲歌》，罪当诛”。御史所罗列的罪状都是事实，不可否认。

“进奏院案件”最终处置是带头的苏舜钦、刘巽判监主自盗罪，除名勒停，也就是“双开”，贬为平民。作《傲歌》的王益柔，因枢密院副使韩琦暗示宋仁宗此事有党争的影子，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降为州镇税务官；其余七八人也俱被严办，或降职或贬谪流放。

苏舜钦的祖父、父亲都是朝廷大官，岳父还是当朝丞相。苏家背景深厚，关系网满布朝堂，为什么摆不平？还出现了“进奏院”冤案？普遍的看法是“事出仇人，情轻法重，至今天下冤之”。欧阳修《祭苏子美》：“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7]他认为苏舜钦不过是吃喝“醉饱之过”，批评教育一番就可以了，犯不着动气发火。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冤案呢？我觉得原因有三：

一是得罪小人而被告密是冤案肇始原因。我一贯认为不要得罪小人，否则祸不远矣。

时任太子中书舍人的李定听说苏舜钦搞聚餐，也想附庸风雅，撑点流量，通过梅尧臣的关系找到苏舜钦，说自己也想参加聚会。因苏舜钦平时鄙薄其为人，且其非科举出身，不是文人，凑什么热闹。便回绝说，我们下等官员喝酒，没有什么乐舞，你这么大的官，怎好劳您屈尊？李定触了霉头，心中不快。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载：“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不纳。定衔之，遂腾谤于都下。”[8]醵，意思是凑钱喝酒。李定要凑份子钱聚餐，都不给面子，他便向御史告密，并在京城四处散布诽谤谣言。如果让李定参加饭局，大家吃个饭，你好我好，酒醉饭饱，也就相安无事了，何必那么清流？。

二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仇恨是冤案的主要原因。北宋庆历四年，由宋仁宗主持，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实施，欧阳修、苏舜钦等呼应，杜衍支持的“庆历新政”，到了生死关头。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已趋白热化，一丁点小事都可能称为导火索，导致革新与保守两派的决战。

王拱辰是状元出身，是前宰相吕夷简死党，也属保守派。王拱辰一看机会到了，立即抓住苏舜钦的把柄，和同党夏竦、贾昌朝等保守派利用一场宴会，“举其事以动相臣”，给改革派致命一击。欧阳修后来在《苏氏文集序》中也说过，苏舜钦“其才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妒，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9]当时范仲淹自请外任不在朝内出不上力，宰相杜衍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加之避嫌，不能全力替女婿洗冤，患上了政治幼稚病。

王拱辰于是绕过中书省和枢密院，将参与宴饮者全部逮捕入狱，先严刑拷打军妓，罗织罪名，无情打击，兴起大狱。苏舜钦后来上书说：“深致其文，枷掠妓人，无所不至。”[10] “捽首就吏，虽具狱而无他；刺骨定刑，终削籍而见弃。素承清白之训，枉被盗贼之名。近戚当涂，陈冤无路，徊徨去国，举动畏人。”[11]在狱中，苏舜钦和馆阁同僚受到了肆意凌辱，百般折磨。将宋朝建立以来优待士大夫国策，弃之如草芥，王拱辰之流何等的阴险恶毒。

于是保守派顺利达到了击败政敌的目的，阴谋得逞。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不久辞去参知政事和安抚使，知邓州；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枢密副使韩琦罢为扬州知州；河北都转运使欧阳修罢为滁州知州；枢密副使富弼罢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一时间，庆历名臣从朝堂中被驱逐殆尽，“庆历新政”宣告彻底失败。正如王拱辰高兴时说的：“吾一举网尽矣。”[12]

三是宋仁宗放弃“新政”是造成冤案的根本原因。当时，一方面群臣分为两派相互攻讦不休，政治上谣言四起，乌烟瘴气。宋仁宗怀疑杜衍、范仲淹这些改革干将结党营私。另方面新政多所改革，损害了权贵的既得利益，推行新政困难重重。于是仁宗就有了中止改革之意。加之这个时候，宋朝与契丹、西夏的关系日渐缓和，契丹派遣使者前来修好，与西夏的战争也已停息，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无须继续改革朝政。他正好借助进奏院案件，将改革派逐出庙堂。于是，仁宗大怒，即令捕捉。

但进奏院案件发生之前，改革派与保守派互相攻击和倾轧，王拱辰曾率御史多次联名上表弹劾杜衍和范仲淹。仁宗其时正重用杜、范推行新政，不为蛊惑，屡次压下奏疏。更说明宋仁宗是造成进奏院冤案的根本原因。

“进奏院冤案”已成历史，但还是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办事，不得违法违纪。北宋时期，冗官太多，财政困难，朝廷曾出台法令整治公款吃喝。据宋代《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载，官员凡公务活动，皆有用餐标准，而且规章详细具体；若官员违规，将被处分，甚至法办。同时，朝廷还规定，若官员吃喝犯禁，再找歌妓作陪，当罪加一等：“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13]显然，苏舜钦用公款吃喝属顶风违纪，特别是有人还是戴孝之人，犯了不孝之罪，得到处分也是应该的。第一次的处分，苏舜钦降两级，罚铜二十斤，就比较合理，违纪了该处分。但后来保守派要整人，宋仁宗乐见其成，就成了冤案了。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鸡蛋没有缝隙，苍蝇就无处下嘴。如果苏舜钦洁身自好，不聚餐拼酒，李定、王拱辰等苍蝇就无处下口，何来冤案呢？

大文豪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谈了自己的观点：“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14]意思是说当公务员离开家乡、亲戚，四海为家，为朝廷效力。工作之余，吃喝玩乐，享受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啊。如果不消费，餐饮娱乐业就会萧条，市井也不热闹了。这会影响文旅商业、经济发展国家稳定，不是好现象。但这种文人豪放不羁的心性，如果没有底线，就会酿成大祸。

二是对于小人，不要轻易得罪。有人说，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梅尧臣痛惜苏舜钦等人不白之冤，反思案件发生的原因，也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而作《杂兴》诗一首：“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虽云九客沮，未足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为不均。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阳人。”[15]诗的主旨是评价“奏进院案件”，指出一个小人不高兴，导致其他人受难、遭贬。还用春秋宋国，右师华元杀羊犒劳士兵，没有分给他的司机羊斟，打仗的时候，羊斟泄私愤把车开到了敌军里，导致华元被俘的故事，来说明世界上就有这样的小人，不能得罪他们。同时还说不要把广大群众都看成宁愿饿死，不食周粟而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那样的仁人贤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三是内部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是政治上的大忌。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重视文人士大夫的朝廷。现在有些人把宋仁宗吹上了天，好像他是中国仁政的鼻祖，民本思想的巨擘。可是，宋朝内部长期存在党同伐异，阻碍国家团结强大，致使宋朝始终是一个偏寓南方的弱国，列强环伺，受尽欺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后来王安石的改革更是一波三折，改革派与保守派轮流执政，一事无成，国家越来越羸弱，致使钦徽二宗被金国掳去东北，客死他乡。

毛主席生前，反复强调要团结，不要搞分裂，反对搞团团伙伙。苏舜钦宴请一帮清流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搞团团伙伙。而且在宋仁宗看来，苏舜钦一伙人就是站在改革派一边，就是在搞党争。对于党争，皇帝有时会利于它，平衡君臣关系，驾驭群臣；有时会自己的需要打击它，不让臣子势力做大。此时，如果站错队，就会遭遇灭顶之灾。只有不搞党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25年7月11日）

[1] 《宋史·列传·文苑四》，中华书局，1977,13073.

[2] 《笔记小说大观·中吴记闻》第22编第1册，台北新兴书屋，270.

[3] 《宋史·列传·文苑四》，中华书局，1977,13079.

[4] 《宋史·列传·文苑四》，中华书局，1977,13073.

[5] 《东轩笔录》卷四，宋·魏泰撰，四库全书本，第2-3页。

[6] 《宋宰辅编年录》卷五，宋·徐自明，四库全书本，第26-31页。

[7]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乾隆三年敕编，四库全书本，第4页。

[8] 《东轩笔录》卷四，宋·魏泰撰，四库全书本，第2-3页。

[9] 《妙绝古今·苏子美集序》卷四，宋1杨汉编，四库全书本，第2-4页。

[10] 《学海类编·梁溪漫志》卷八，苏子美《与欧阳公书》，宋·费衮，第1-4页。

[11] 《苏学士集·上执政启》卷六，宋·苏舜钦，四库全书本，第3-4页。

[12] 《宋史·列传·文苑四》，中华书局，1977,13079.

[13] 《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九，第8页。

[14]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十四，第8页。

[15] 《宛陵集》卷十一，梅尧臣著，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梅氏祠堂本，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