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佳丨中国当代神怪研究概述及反思（1980—2019）

1980年以来，广义或狭义概念上的“神怪”研究集中在神话学、文学、考古学、美术、影视传媒、文化产业和民俗旅游等方面。纵观这些研究可看出：在研究时间与研究对象上，学界普遍缺乏对探讨时段做阶段划分，尤其对佛教和道教兴盛以前的早期中国的神怪图像之所以然重视不足，由此带来问题意识的局限性；在研究理念上缺乏对最重要的借鉴与参照对象——日本妖怪学进行深入反思，存有中日横向移植的盲区；在研究视域上往往从文献出发，或仅对部分器物作考察，缺乏结合中华文明探源成果进行溯源研究，缺乏对更多器物类型的神怪图像进行综合研究。在总结现状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对中国神怪的研究亟须被融入中国思想史研究脉络中，使其成为理解中华文化起承转合的有效组成部分。

2017至2019年间发生了许多中韩大事，例如文在寅当选总统，朴槿惠被调查，中韩萨德事件持续发酵，中韩贸易战如火如荼。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汹涌诡谲的外交、政治和经济大事件，可能尚不如文化交流有冲击和影响力。这两年，韩国电影《釜山行》和韩剧《鬼怪》在中国大热。[①]一时间，从影视角度谈中日韩神怪研究的论文显著增多。[②]当下，已有专著介绍日本妖怪类型及发展，妖怪学与日本文化、历史、文学及艺术的关系，并收录近百件经典妖怪模型。[③]从天狗传说到宫崎骏笔下的怪物，从《三国遗事》“纪异”到韩国影视剧中的怪物，从《山海经》中的怪物到中国《捉妖传》《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热门大片，[④]“神怪文化”成为各国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影视传媒关注的热门领域。[⑤]有中国媒体很是不甘心地感叹：“中国这上下五千年，关于鬼的传说五花八口，种类繁多且贯穿了整个历史，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却从来没有一本像日本《百鬼夜巧》这样系统的鬼怪图鉴，要知道，日本70%的鬼怪都起源于我国啊！”[⑥]也许，正是以此为动力，该杂志搜集整理了中国历史上100个鬼的形象进行报道。不仅这类流行杂志，诸如中国的网游、艺术策展、纪录片、游乐园设计，甚至给高科技产品命名等等，也经常以传统神怪形象为背景或创意。[⑦]自然而然，这波神怪热潮也吸引着学院派学者的跟进和参与。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有一句名言“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提醒着人们：某类拥者众、热闹时髦的研究，也很容易沦为庸俗浅薄的领域。清华大学的刘晓峰教授曾评论：

2013 年，日本最大的妖怪文化数据库早已经完成并提供免费公开检索，更多学者正把研究方向从依托传统转向创造未来，一批留学日本接受妖怪研究专门培养的专业学者已经完成学业分布到美国、英国、法国，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然而在一个曾经诞生过《山海经》、孙悟空和《聊斋志异》的国度，很少有人意识到一种危机的到来——是否真的有这么一天，“妖怪”的英文读法会定型为“yakai”而不是“yaoguai”。在继承民族民间创造力、想象力的妖怪文化领域，我们是否又会输掉一场甲午战争？[⑧]

在“危机”现状面前，当下学界或立足当下，建构相关学术话语和研究体系[⑨]；或做好民俗个案的调查和分析，或回到学术脉络本身沿波讨源，都是可行办法。本文在概述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神怪研究的反省视角和重勘路径，希望得到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的斧正。

一、新时期神怪研究概况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广义上的“神怪”指神、仙、魔、妖、鬼、神兽、精灵等等，涵括所有非现实存在的、似人非人的或不寻常的动植物；狭义的“神怪”专指妖、魔、鬼、精、怪。无论广义或狭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神话学、文学、考古学、美术和影视传媒、文化产业和民俗旅游等方面，其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广义的神怪研究在上述各领域都有体现，相关论文和专著尤其丰富。在神话学界较早出版专著的是蒋廷锡《神怪大典》[⑩]，继而，对神怪做出分门别类整理的集大成者是袁珂先生。他的《中国神话大词典》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所有神兽和怪物形象，此书可作为了解中国神怪形象与文献出处的入门和必备书籍。[11]之后有栾保群《中国神怪大辞典》[12]、张晶《神怪传说》[13]、唐麒《中国神怪故事》[14]等著作，均可参阅。在妖怪形象的总结方面，可参考张文智《新齐谐——改革开放以后妖怪形象研究》一文[15]。中国学界在纵深研究方面以“中日比较”视野为亮点，尤其对日本妖怪学的兴盛有系统介绍，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例如王鑫《中国“妖怪学”研究的历史回顾》[16]和《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17]，刘晓峰《妖怪学研究》[18]、职文芳《井上圆了的妖怪学及启蒙思想》[19]等论文皆对相关问题有深入涉及。这批文章在对中国神怪的界定和分类方面，多采用他人之说（虽然并非错误）。此外，马竹君《先秦至汉初妖怪观念研究》一文不乏新见。该文认为，“就观念的变迁过程而言，‘反物为妖’才是先秦至汉初妖怪观念的主流。只有部分具有祸福预兆功能的物怪能够与之并列，得以一同在董仲舒以后作为政治预兆符号进入体系化的官方神学系统。物怪的政治象征内涵少有人知，被简单看作山林川泽之物，后来在‘精气说’等气化宇宙论的影响日渐精怪化，与少部分‘反物之妖’合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畏惧、厌恶、驱除的危险因素。”[20]这个结论注意到了中国神怪研究的时段性和政治属性，颇具启发性。英国汉学家胡司德所著《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通过对战国两汉文献的梳理，考察了关于动物的文化观念如何构成圣贤概念和社会政治权力，从现代学科立场揭示出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神兽的话语方式和思维特点。[21]

第二，狭义的妖怪研究。这类研究以在文献中能被对号入座的精、妖、鬼、怪等形象为重点，例如徐华龙《妖、怪、精故事的分类研究》[22]、于沁可《论草木精怪的文化发生》[23]13、张倩倩《图与书：上古时代山川神怪类文献分析——兼与江林昌先生商榷》[24]，柳军《精怪、鬼魅、神仙》[25]等论文。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多起于东汉以后，即佛、道两教日趋成熟后的妖怪形象。吴康的专著《中国的鬼神精怪》将传统笔记小说中存在的神仙鬼怪故事分为鬼神、精怪、梦幻三部分做归纳整理[26]，刘仲宇的《中国精怪文化》详于梳理精怪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表现。[27]显而易见，神怪文化与中国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很难区分和辨别。

第三，继续上文所论，中国文学界的神怪研究多从《山海经》《左传》《国语》等典籍来溯源“怪”之出处，基本以《庄子》的文本叙事为肇始，至魏晋“志怪小说”为成熟标志做分析，再到唐传奇、明清小说，尤其以《西游记》《聊斋志异》为高潮发展，梳理以鬼神妖怪等形象的文学流变及特征。[28]这些研究中有很多关于妖怪形象及其社会意义的分析，以及国内外神怪小说的比较研究都很有启发性。这方面代表性专著如林辰《神怪小说史话》[29]、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30]、刘凯《中国神怪小说》[31]等。应当讲，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专门致力于研究《西游记》《聊斋志异》的学者及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由于与本文论述主旨没有直接关系，兹不列举。

第四，针对传统典籍中的具体鬼怪形象，例如对《山海经》《搜神记》《楚辞》《淮南子》的神话研究。其中，对《山海经》的研究可谓重镇和源头，甚至可称之为中国神话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其中较为著名的成果有：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32]、欧阳健《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33]、江林昌《图与书：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山川神怪类文献的分析——以〈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为例》[34]，以及诸多学位论文。[35]在这些研究中，较早别开生面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一书。该书在日本初版于1986年，1990年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东方出版社再版，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增补修订版。作者将《山海经》中的神怪分类为恶鬼、神怪、怪兽、神兽等类别，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正邪及功能分析，希望揭示中国古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知方式，好奇与畏惧的特点。[36]时至当下，仍可看到各种手绘《山海经》神怪图像的书籍出版，例如徐客《山海经神怪异兽全画集》[37]，号称“‘百鬼画师’杉泽绝美诠释”的《观山海》[38]，以及号称“解密神兽真容”的《山海经古彩图》[39]等等。不难看出，中国读者市场对《山海经》神怪形象问题仍然很有兴趣。陈连山教授曾撰写《神怪内容对于〈山海经〉评价的影响——从文化背景谈〈山海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从文化背景和学术史角度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对《山海经》的低评价是中国古代文化模式所造成，现代学术对神话价值的推崇是源于西方文化模式中超自然的宗教传统。陈连山认为《山海经》实际是中国古代地理志，并非文学叙事著作，更不是神话著作。[40]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川教授反省了中国神话学界参照西方模式和理论样板来发掘本土资源建构新学统。他将《山海经》放到华夏文化奠基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认为《山海经》为殷周王室之书，其书所记正是“王官之学”，代表了东周理性化思潮之前文化之主流。[41]在个案研究方面很为新颖的个案，典型代表是北京语言大学刘宗迪教授对《山海经》西王母形象的探源。与向“西”溯源相反，刘宗迪认为《大荒经》中的西王母是东方女神，文人对经典的误解借助教化和权力的力量变成现实，现实又反过来赋予误解以权威，使误解成为正解，真正的史实反倒被掩盖。[42]综合而言，对《山海经》文本性质与常见研究路径的反思体现了中国神怪研究的突破所在。顺势追问，倘若《山海经》不仅是今日意义上的神话学著作，那么，又应该如何理解其中的各种神怪叙事呢？他们还仅仅是文学性想象而已吗？这是后文将提及的开拓之处所在。

第五，考古学的研究体现在帛画、石雕、青铜器、玉器、建筑、汉画像、壁画等具体形式中，尤以对造型的形象研究为重点。[43]其中，对青铜器的神怪图像解读以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为代表。该著从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兽面纹、人面纹之形成与变化进行梳理，阐释他们的形式特征和象征意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44]在玉器图像方面，目前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是王仁湘教授和叶舒宪教授对中国史前神像的系列研究。王仁湘《凡世与神界：中国早期信仰的考古学观察》用大量精美的文物照片和专业的器物绘图，烘托出先民有关日月、天地、自然、器灵、祖先信仰的神怪世界，将史前神怪图像研究与中国思想发生相联系。[45]叶舒宪教授在玉石神话信仰和玉器神像的神话阐释方面引领风潮。叶教授认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八千年来传承不息的玉礼器传统就是一套物化符号的神话学思想系统，由此，玉器上的神怪图像也是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他的相关论述集中体现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46]《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47]《玉石里的中国》[48]等著作中。这些研究的共性是通过对早期中国的玉器神像解读，阐释其背后的神话观对时人宇宙观和礼制的奠基作用，体现了国内跨学科研究的前沿趋势。

二、对中国神怪研究现状的反思

纵观上述研究面貌，最大的遗憾在于缺乏当代的研究史综论，即使拙稿也仅是择其一二而论之，无法全面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神怪”定义和范围择取不好把握，在学界并未取得一致共识。另一方面，也因为神怪研究所涉足领域太过宽泛，全面的综述难以完成。所以，笔者仅就神话学界的研究进行评论与反思。

（一）在研究对象的时效性上，缺乏对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分析

对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分析的不足带来对历史节点的划分及其局限性问题。就神怪研究而言，东周和东汉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时期分界线，然而，目前的研究对此几乎未作涉及。将东周与东汉凸显出来的道理不难理解：东周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同时也是铁器推广，生产力改善，文字向民间普及的变革时代，时人心目中的神怪形象也随之调整和定格，比如族群神话和感生神话在这个时期都有重组，体现在《诗经》《左传》等典籍中。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对神怪体系的影响巨大。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普及，诸如“罗刹”、地狱中各种“鬼”的形象，借助雕塑、壁画、画像、文学描写等形式而普及，相关的神怪形象越发深入人心，形成与之前不同的风貌。东汉中后期兴起的道教将天神、地祇、人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神灵体系。张道陵创建的五斗米道也被称为“鬼道”，各种神仙形象对东汉以后的神怪形象有莫大影响。在中国神话学界，前沿的思考已经指向：“在东周时代，随着天神转换为人王，神话转换为传说，人化与德化的古帝、古史传说终于替代了原始的神及神话而成为信仰领域的终极实体。古帝先王的道德典范为东周现实的伦理秩序提供了超越性的价值与批判源泉，从而最终使汉语神话达到了它的古典形态”。[49]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神话最具体系性、神圣性和影响力的是‘帝系’神话，三皇五帝的排列才是中国神话的核心所在。以‘帝系’为标志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神话完成于战国晚期，帝系是被后世建构出来的知识体系。”[50]笔者在拙著中也曾指出，崩乐坏的东周遭遇“王制”断裂，《春秋》及其当时一批“文化工程”的实质是用巫史资源来重建王制神圣和礼乐规范。在这层意义上，不断被强化的君权神授观和圣人崇拜情结，才是中国最重要的神话现象。[51]结合这些神话学研究前沿，我们不禁追问：神怪形象必然伴随着东周社会变迁而发生系统性演变，其演变前后的内核是什么？前后影响又是什么？笔者认为，研究东周神怪系统变化，进而揭示出东汉以前的汉语古典神怪体系及其特征，乃是中国神怪研究的当务之急。唯此才能理解在王官之学解体和佛道兴盛以前，汉语古典形态的神怪渊源之所以然。

（二）在研究理念与范式上，缺乏对“中国神怪”概念及研究范式的深入辨析

对“中国神怪”概念及研究范式存有中日横向移植的概念盲区。从最早的《山海经》《尚书》《左传》中提及“神、仙、怪”等概念，到专门记录神怪的《搜神记》《述异记》《太平广记·妖怪类》《太平御览·妖异类》《聊斋志异》等经典，传统中国不乏专门搜罗列举各种神怪的典籍。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神怪研究起源于日本现代以降的妖怪学。日本近现代为何有兴盛发达的妖怪学呢？简言之，这源于在19世纪末，日本佛教学者井上圆了为了促进日本明治时期的大改革，要剔除那些（所谓）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思想和封建迷信因子，由此开创了“妖怪学”。井上圆了的妖怪研究将几乎所有不可理解的现象全部归为妖怪之列，运用心理学、医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各种现代学科知识对这些妖怪加以阐释，最终达到消灭假怪、伪怪。继他之后，柳田国男是日本妖怪学的重要转折者和开拓者。柳田国男认为妖怪的产生对“神”的信仰的衰退结果，反之，可以从妖怪变迁来探索日本民族史和民族性格，寻找日本的国民性与固有信仰。柳田国男的研究实则要将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圣人文化进行切割，从而在日本的民俗中探讨国民性，建构一个精神独立的现代日本文化。在妖怪学领域，被誉为“妖怪博士”的小松和彦进一步发展了柳田国男的研究目的与路径，力主妖怪文化是观察一个民族民间创造力、想象力的重要视角。可见，日本妖怪学兴起的真正目的是“脱亚入欧”，借此撇开和传统中国的千丝万缕关系。

然而，无论是20世纪初的学界，还是当代中国神怪研究，几乎都从狭义“妖怪学”概念去对接日本的研究，并以此为前提来寻找中国妖怪研究的出路。自然而然，这种前提与参照缺乏从学术话语和文化异同角度进行探测，忽略了被日本学界刻意回避的“圣人”“王制”等核心概念。换言之，中国当代学界的神怪研究理念是直接从日本横向移植而来，缺乏文化辨析。这种现象也鲜明体现在中国的神话学领域，对此，中国学界的共识在于：在削足适履的概念移植中，前辈们筚路蓝缕找到的“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本身并不自洽，“中国神话”也没有取得欧日神话于其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神话”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初，与日本可以现成的将“记纪神话”直接套用研究不同，中国传统典籍没有与现代神话概念能相对应的经典，故此中国神话材料的再造问题成为一代神话学者们的当务之急。茅盾、鲁迅、袁珂等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大家重建的中国神话系统以希腊、罗马神话为标准，力图在宏大结构和具体细节上与之尽量对应。因此，他们只能从《山海经》《风俗通义》《艺文类聚》等文献记载中发现所谓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等超自然故事，视之为中国神话。建构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先贤们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了一个狭隘的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并根据这种概念研究所谓的中国神话材料，于是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给中国神话学界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52]不妨讲，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困局与中国神怪研究的盲区高度一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强调要重返东汉以前的神怪研究。从源到流，东汉以前，中国的神怪传统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政治符号参与到政治权力中，具有王权象征功能，同时又有监督权力的正义之职，成为今文经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的神、怪、鬼之上还有“圣”范畴，王者可以德匹圣，衡量有德或失德时会出现“物”：王者有道则出现神与瑞（比如瑞兽）等正面形象；王者无道则对应妖、怪、异等负面形象。今日的诸多研究只看到支流而忽略总脉，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三）在研究视域上，缺乏结合中华文明起源特性的综合研究

学界已有研究更多习惯于从文献出发，或从部分器物中考察，缺乏结合中华文明独有的玉器时代，对更多器物上的神怪图像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将神怪研究融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脉络中。笔者曾在多项研究中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特点都是围绕“物”而展开：

1.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以最早的显圣物玉器为代表，先进的生产工艺并未用于生产劳动中，而是成为特权阶层彰显权力、实行垄断，被大量用于祭祀仪式和政治活动中。

2.在文明起源阶段，玉器信仰仪式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以祖先崇拜、天地祭祀为主要内容，并逐渐演化成礼制系统，至周代完全建立。

3.中国古代的城市体现出政治上强控制的特征。城市并非出于商贸经济的考虑而建立，而是成为权力角逐的舞台和特权阶层实施统治的场所。

根据这些特点不难理解：神话研究聚焦“物”的背后是要挖掘更深层的神圣信仰、权力垄断、祭祀仪式等因素，研究围绕“物”所形成的权力垄断和强政治的历史根源。这也昭示着超越文学性的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神话学发展的必然趋势。[53]无疑，有别于西方文明以青铜时代为文明标志，中国文明有着独特的玉器时代。更值得学界重视的在于，从至今八千年到商代青铜礼器出现，中国东北部的红山文化、东部的龙山文化、西北部的齐家文化、东南的石家河文化、仰韶文化，都有不曾间断的神像、神兽图像，它们直接影响着青铜器构型与文献记载。这方面虽然有考古学者，比如前文提及的王仁湘教授在研究，以及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教授的研究，但仍需大量深入跟进。现代学术构建以来，尤其新时期各种人文研究方法被引进以后，阐释出土器物和文物图像是各学科的热门话题：考古学侧重类型和断代研究，神话学重视挖掘象征意义，人类学重视对功能和社会结构的解读，艺术学重视对宇宙观和美学精神的阐释。然而，除了文字记录，考古实物和考古图像也是探索神怪和先民精神信仰的另一途径。换言之，从神怪信仰的起源视角考察中华文明起源特点，强调考古、图像、神话的互证互补，这类跨学科研究在欧美和日本学界蔚然成型，在国内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神怪研究虽然日趋热闹，但是在反思性、深入性、开拓性上还需展开。诸如中国神怪的源与流、中国神怪的意义与功能，现代中国神怪（或妖怪）学的学术史辨析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倘若这些基石性问题没能辨析清楚，可想而知，顺流直下的民俗界运用、传媒化运用、景观打造、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实践，在本土生命力和历史接榫方面都难以达到优质效果。笔者期盼将来有更多的机会与各同道再进行交流。

注释

[①]作为力证，在中国知名的文艺网站“豆瓣”（https://search.douban.com）上，《釜山行》获8.4高分，讨论人数多达60余万人；《鬼怪》获8.6高分，20万人参与讨论。这两部片子并没有在中国公开上映，中国观众仅能通过互联网观看，因此以中青年居多。若考虑到中老年群体，理应更受关注与追捧。

[②]从中国知网（www.cnki.net）检索可知，从2010年至今，以“神怪”“精怪”“妖怪”“鬼怪”的学术论文多达160篇。

[③]叶怡君：《妖怪玩物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④]电视剧方面的情况可参阅闫伟：《谈我国神怪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⑤]最典型地体现在对影视动漫的神怪研究中，比如汤梦箫：《国产妖怪类网络动画：多元文化激荡中的选择与迷失》，《电影艺术》2015年第6期；房立秋：《中外动画怪兽角色设计差异研究》，沈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安泓宇：《中国传统神话中的四神兽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李星皓：《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妖怪形象研（1926-2000）》，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吴伟峰：《中国影视动画中的妖怪形象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刘幸：《奇之异象，幻之梦魇：新千年中国神怪电影中的“妖怪”形象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季琦玙：《基于中国妖怪文化的文字图形创作与应用研究》，杭州：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温玉多：《民俗学视角下国产动画中的妖怪形象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唐冰：《当前影视作品中的妖怪形象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本文所引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皆出于中国知网，后文不再注明）

[⑥]详见《男人装》杂志在2012年９月第100期和第101期上制作的《百鬼特辑》。

[⑦]这方面的专业网站可查阅：日本民俗文学中收集的鬼怪和妖怪大全：，中国妖怪百集：，神魔精妖名辞典：，日本鬼怪在线数据库：。

[⑧]刘晓峰：《中国妖怪行不行》，《光明日报》2013 年12月29日05版。

[⑨] 这方面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的研究为代表，详细情况可参加杨利慧《朝向当下的神话学：“神话主义”再阐释》，谭佳主编《神话中国：中国神话的反思与开拓》，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该书有对杨教授研究的介绍，可一并参阅）

[⑩]蒋廷锡：《神怪大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1]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12]栾保群：《中国神怪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张晶：《神怪传说》，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

[14]唐麒：《中国神怪故事》，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5]张文智：《新齐谐——改革开放以后妖怪形象研究》，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16]王鑫：《中国“妖怪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日本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7]王鑫：《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18]刘晓峰：《妖怪学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6期。

[19]职文芳：《井上圆了的妖怪学及启蒙思想》，上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0]马竹君：《先秦至汉初妖怪观念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21]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2]徐华龙：《妖、怪、精故事的分类研究》，《文化学刊》2009年3月第2期。

[23]于沁可：《论草木精怪的文化发生》，《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

[24]张倩倩：《图与书:上古时代山川神怪类文献分析——兼与江林昌先生商榷》，《学术界》2014年第1期。

[25]柳军：《精怪、鬼魅、神仙》，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6]吴康：《中国的鬼神精怪》，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7]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8]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蔡毅：《〈三国演义〉中的神怪描写》，《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汪远平：《光怪陆离、瑕瑜互见：〈水浒〉的神怪描写》，太原：《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吴新锋，刘晓峰：《妖怪学与秩序：〈从中国四大传说看异界想象的魅力〉问答、评议与讨论》，《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韦凤娟：《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孙文起：《〈白泽图〉与古小说志怪渊源》，哈尔滨：《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夏广兴：《隋唐精怪小说与佛教流播》，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贾海建：《神怪小说中精怪居山现象析论》，《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2期；王允亮：《鬼魂、精怪与玄异：论汉魏六朝小说中的亭传鬼怪观念》，《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杨宗红：《精怪母题的空间分布：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为中心》，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第3期；杨大忠：《〈史记〉西汉史中天命神怪思想初探》，《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张筠：《从对神怪材料的处理看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观》，《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等等。学位论文如秦娟：《明清神魔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元胜：《唐代志怪传奇小说中妖怪形象研究》，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熊保莹：《明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的妖怪形象研究》，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宫美宁：《〈水经注〉中的志怪小说史料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慧琼：《精怪、妖术与明代神魔小说》，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张一：《宋元神怪类小说话本研究》，南宁：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彭磊《先秦至唐五代妖怪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9]如林辰：《神怪小说史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0]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1]刘凯：《中国神怪小说》，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版。

[32]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

[33]欧阳健：《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4]江林昌：《图与书：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山川神怪类文献的分析——以〈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为例》，《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35]例如冷英：《〈玄怪录〉浅论》，湘潭：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李璐：《〈山海经〉神灵形象及其美学意蕴探析》，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陈帅：《〈山海经〉神怪形象流变研究》，延安：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陈雪：《〈搜神记〉精怪形象探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刘婉竹：《〈搜神记〉中的妖怪文化》，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帆：《〈山海经〉与〈怪奇鸟兽图卷〉中的异兽形象对比研究》，北京：北京服装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谢地：《〈山海经〉中古今妖怪艺术形象的分析及应用实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6] [日]伊藤清司：《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史习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37]徐客：《山海经神怪异兽全画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38]杉泽：《观山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39] [日]佚名：《山海经古彩图》，北京：线装书局2019年版。

[40]陈连山：《神怪内容对于〈山海经〉评价的影响——从文化背景谈〈山海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41]李川：《〈山海经〉神话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42]详见谭佳主编：《神话中国：中国神话的反思与开拓》（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中对相关学者介绍与其文章。

[43]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吴荣曾：《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文物》，《文物》1989年第10期；王厚宇：《考古资料中的蛇和相关神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刘瑞连：《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中蛇与神怪图像新考释》，《美术大观》2011年第8期；杨建芳：《古代玉雕中的神怪世界：与〈山海经〉中的神怪对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樊海涛：《试论滇国出土文物图像中的怪兽形象》，《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贾璞《石辟邪的辨识及其源流考析》，《文物天地》2017年第7期；葛彦《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西晋青瓷神兽尊考》，《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等等。

[44]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

[45]王仁湘：《凡世与神界：中国早期信仰的考古学观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46]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47]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8]叶舒宪：《玉石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49]吕微：《重新认识中国神话：从“神话形式优先论”的立场》，参见谭佳主编：《神话中国：中国神话的反思与开拓》，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

[50]陈泳超：《从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参见谭佳主编：《神话中国：中国神话的反思与开拓》，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

[51]谭佳：《断裂中的神圣重构——〈春秋〉的神话隐喻》，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52]谭佳：《反思与革新：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发展》，《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

[53]详细参照谭佳：《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绪论”第二节“中华文明起源特性与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