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人物：颜之推、甄鸾、傅奕、魏徵、王通

颜之推（531—约590）北齐文学家、语言学家。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北）人。仕梁，曾任散骑侍郎，仕齐，任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自叹一生“三为亡国之人”（《观我生赋》）。曾与陆法言等撰《切韵》。著有《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以传统道德观念及古今事例，劝其子弟守道崇德，志学修业。提出“农商工贾厮役奴隶……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勉学》）。批评玄学清谈尽管“妙得入神”，但总不能“济世成俗”（同上）。对魏晋玄学家祖述玄宗，弃“周孔之业”持反对态度。反对当时华而不实的学风和过重辞藻的倾向，说“《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闻一言辄酬数百（言），责其指归，或无要会”（同上）。主张文以内容为本，文辞应为表达内容服务。批评当时士族不学无术，骄奢淫逸。崇信佛学，说：“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归心》）并认为释家“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符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主张以“五戒”纯化民俗，维护封建伦理及封建统治。还记叙了当时社会世态风俗人情及历史人物轶闻轶事。另有佛书《冤魂志》、《诫杀训》，唐道世的《法苑珠林》有辑录。

甄鸾北朝北周学者。曾任北周司隶大夫。曾造天和历。周武帝天和四年（569）曾在御前详度佛道二教深浅、真伪。次年上《笑道论》三卷，斥责道教的“方术以升仙为神，因而诳惑”，“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导民，民多诡惑”（见《辩惑篇》），被周武帝在殿庭前焚毁。后人将《笑道论》收入《广弘明集》。

傅奕（555—639）隋唐之际学者。相州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人。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杨谅。唐高祖时官太史丞、太史令。深通天文、历数。武德三年（620）创刻漏新法，即颁施行。从儒、道立场出发，指出佛教“渲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请除释教疏》），故上疏请除去释（佛）教。指斥佛教来自外夷，非华夏正统。中国“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同上）。“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无篡逆。”（《益国利民十一条佚文》）认为佛教传入后，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佛教弃父弃君，“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请废佛法表》），与中国儒家“以忠孝治天下”相抵触，它“入家破家，入国破国”，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统和封建君主集权制。指出如听任“妖书”、“邪法”泛滥，就会造成“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的严重后果，危及社会秩序。并指出佛教盛行，“伟壮之僧，婉娈之尼，失礼不婚，仇匹内通，衣形外隔，夭胎杀子，违礼逆天，减损户口”。“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益国利民十一条佚文》），减少兵丁；建佛寺，塑佛像，“奢侈造作”，浪费资材；僧尼“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请除释教疏》），影响国家收入。主张“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见《广弘明集》卷十一）。在自然观上，强调“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旧唐书·傅奕传》）。认为人们生命长短和富贵贫贱与佛教无关。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又集魏晋以来反对佛教思想家的言行，为《高识传》。

魏徵（580—643）唐初政治家。字玄成，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孤贫，曾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败，入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观三年（629）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次劝太宗以隋亡为鉴，引《荀子》语，谓君似舟，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力言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其言论见《贞观政要》。著作有《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并主编《群书治要》。有《魏郑公文集》三卷。

王通（584—617）隋哲学家。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门人私谥“文中子”。幼从父王隆学业，后又广学儒家经典。隋仁寿三年（603）西游至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策》，不见用，退居河汾之间，授徒著述为业，有弟子千余人，时称“河汾门下”。模拟六经，著《续书》、《续诗》等，又仿《论语》，敷衍为《中说》，又名《文中子》。并以儒宗自居，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主张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问易》），但仍以儒学为主。认为天、地、人为“三才”，但又认为“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立命》），相信有“天神”、“地祇”。认为治乱、穷达、吉凶都有命，命“稽之于天，合之于人”（《问易》），“君子畏之”（《立命》），但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召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自取也”。在知行问题上，提出“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重视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提出学必“贯乎道”，文必“济乎义”（《天地》）。对文艺审美作用表示轻视，认为艺术技巧方面的讲求均属“末流”。评论作家作品多从政治和修身角度出发，对南北朝著名作家持否定态度，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要求。有《中说》（即《文中子》）十卷，系门人所记其言行，或疑为其弟王凝之子福峙依并时事，附益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