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李氏芋园里的常客

位于湖南长沙城中的浏正街南边的芋园，原是晚清两江总督李星沅的私家园林。民国以后，芋园开始衰败，院落空空人迹稀，曲径回栏结蛛网。李星沅的五世孙李青崖，任职于长沙高等商业学校，并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课，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为同事。杨昌济等知道芋园空房较多，遂请李青崖向李家长辈商借。于是，杨昌济、王立庵、黎锦熙、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等老师先后搬到芋园的怀庐居住。因此，怀庐这个院落，就成了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宿舍。

1915年上半年的许多周末及暑假，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都是在李氏芋园度过的。他来这里或是参加哲学讨论会，或是请住在这里的老师给他补课。因此，青年毛泽东成了芋园的常客。

到杨昌济家讨论哲学问题

1915年端午节过后，长沙热浪滚滚，蝉鸣阵阵。身穿长衫的毛泽东在结束教室的课程后，经书院路、天心阁，徒步来到繁华热闹的浏正街，经过一处风景秀丽的小花园，就看到一座僻静的独立小院，朱红色的大门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端正的隶书写着“板仓杨”三个大字。这就是杨昌济的家。

毛泽东很钦佩杨昌济，曾对人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昌济教伦理学，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认为“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力者也。受到杨昌济的赞赏。

毛泽东到杨昌济家的重要活动是参加讨论哲学问题。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参加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人。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到杨昌济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杨昌济常常勉励学生要有改造社会和国家的远大抱负，要有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他还强调：“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

杨昌济在临终之前，致函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王立庵家补习数学

毛泽东还曾在芋园王立庵家里补习数学。毛泽东几次数学测试成绩都不理想，王立庵便想慢慢给毛泽东“吃小灶”，逐步提高他的数学成绩。毛泽东担心自己年龄大了，学不进去。

王立庵劝说道：“年方二十就以‘年龄大’自居？古人是怎么说的？‘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看看你吧，刚到弱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呢……”

毛泽东接受了王立庵的意见。于是，暑假时，毛泽东便到王立庵家补习数学课，中午就在王立庵家吃饭。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每天往返于学校与芋园之间，路程较远，很是辛苦，就和同事黎锦熙商量，让毛泽东在芋园的《公言》杂志社内寄宿。

帮黎锦熙抄写文稿

毛泽东在芋园黎锦熙家时，心情很轻松。因为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又是湘潭小同乡，二人亦师亦友。

黎锦熙曾回忆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课间休息时，他“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

1914年，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人注目。毛泽东对办报办刊兴趣很浓，便时常到黎锦熙家，帮黎锦熙抄写文稿。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时，有三个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照抄不误；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不抄。后来，第二位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人，即毛泽东。

听徐特立谈如何读书

毛泽东曾和蔡和森、周世钊多次到芋园徐特立家，向老师求教。徐特立总是告诫他们：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的结果，进度自然会慢起来，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当然比贪多图快好。

在徐特立的谆谆教导下，毛泽东、周世钊等同学读书贪多求快的做法有所改变。“不动笔墨不看书”，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这种学习方法。他终生躬行实践，受益匪浅。

和袁仲谦秉烛夜话

住在芋园的袁仲谦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态度特别严厉，常用教鞭敲同学的脚，但教课很生动，能引人入胜，批改作业也很认真。

袁仲谦很重视毛泽东的为人和文字，但不欣赏毛泽东学梁启超，用新闻记者的手笔作文。认为毛泽东学梁启超是走错了门径，极力主张他学习韩愈的古文。

毛泽东喜欢听袁仲谦的国文课。在一篇《讲堂录》中就详细地记下了袁仲谦的教课内容，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现其诗，即于其题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

读了密密麻麻、字体工整的《讲堂录》后，袁仲谦决定约毛泽东到李氏芋园好好谈谈。这天下午，毛泽东来到袁仲谦家，晚饭后，师生二人秉烛夜话。袁仲谦谈治学，教他“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谈读书，说“好书不厌百遍读”，既要博还要精，给他开出必读之书的清单；谈作文，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求他钻研《韩昌黎全集》等书，嘱咐他多用古文文体写作。袁仲谦教导毛泽东：“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毛泽东深受其影响，视书如命，深研古今中外文史，成为“学胜古人”“才胜今人”的一代英才。

方维夏鼓励学生多实践

住在芋园的还有学监主任方维夏。

1911年夏，方维夏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不久，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聘来到长沙，任博物、农业教员，后被聘为学监主任。他认为学生必须走出学校，他带学生到妙高峰实地教学，在山上采集标本；把学校的旧操场开辟为实习农场，种上粮食作物；制定校规，明确“本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

在芋园，方维夏教导毛泽东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还以徐霞客的经历勉励毛泽东在求知路上要不畏艰险。毛泽东是个喜欢思考问题的学生，且偏向于思考与实践结合，他在《讲堂录》中写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游学”活动，就是在方维夏的支持下进行的。后来，他更是支持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张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