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姊妹回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10：未料到，这是父輩最後一次聚會

1945年秋至1946年春，父親在倫敦經英國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 ward Duke-Elder診治並主刀，做了兩次手術，視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復明。

就醫期間，父親時常與Duke-Elder大夫交談，相互十分投緣，後來主刀大夫主動提出不收手術費，令父親非常感動。

在英國治療期間，邵循正、熊式一等多位友人常來探視並幫助寫信、唸報、讀小说及做種種雜事。

由於目疾未愈，父親正式辭去牛津大學教職，候船歸國。

1946年春天，父親搭乘Priam輪横越大西洋繞道美國，是因爲當時對美醫師能否進一步治療自己的眼疾，還抱有一絲希望。

本年1月，在紐約的胡適，曾建議父親到紐約哥倫比亞眼科中心診治，並要了Duke-Elder所寫的寅恪在英治眼的最後意見書，徵詢哥大專家有無挽救之方。

哥大眼科中心的Mc.Nic 大夫與同院專家研究後答復説，Duke-Elder尚且無法，我們如何能補救？

4月16日，航抵美國东海岸紐約，停泊在卜汝克臨二十六號碼頭。

胡適請全漢升帶一信送到船上，告知這個壞消息，左眼復明的最後一綫希望破滅，父親很覺悲哀。

故船抵紐約，便留在船艙休息，没有上岸。

4月19日，老朋友趙元任夫婦和周一良、楊聯陞聽説父親到了紐約，登舟相會。

父親國外游學十餘年，不只一次航行經過酷熱的蘇伊士運河，而乘海輪通過巴拿馬運河——全球最長的水閘式運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平生唯有此次。

由於兩大洋水平面有差異，輪船在運河中需上升三個“臺階”，然後再降三級，才到彼洋。

父親在感受船身升降“臺階”的同時，聽船上人描述過閘，饒有興趣。

父親所乘的輪船經美國西海岸， 横渡太平洋，於5月末抵達上海。

而此時母親及我們姊妹尚滯留四川，等待交通工具，未能出川。

九姑新午親自由南京趕到上海，乘小船至海輪上，接父親先入滬西哥倫比亞路11號(今番禺路)俞大綱居所小住。

此時曾有舊日清華學生徐高阮、翁同文來訪，父親並應允为徐高阮《重刊洛陽伽蘼記》一書作序。

九姑陪同父親回到南京住所，生活上全面照顧目盲的兄長，等待母親和我們姊妹到來。

同年6月，王鍾翰老師與我們家四口人，一同乘敞篷卡車由成都到重慶。

將要到達時，卡車與對面來車錯車，一個急刹車，流求的頭部被碰撞，短暫喪失意識。

到重慶的醫院急診，診斷爲腦震盪，醫囑卧床休息覯察。

王老師同路到重慶後，旋即回湖南老家探望母親，不久赴美留學。

母親和我們暫住九姑原在重慶觀音岩的家，等候江輪东下南京。

復員人數衆多，交通擁擠，船票難求。

在等船票的過程中，小彭、美延接連出麻疹，母親又是一番辛苦。

此時俞家三舅婆心杏老人、九姑及表兄弟已先行去南京安頓新家，大維姑父因公務有時在渝。

八叔登恪一家也從樂山武漢大學來到重慶，候船回武漢。

大家好不容易才得到船票，高高興興地擠上一艘首次下水的新木輪，船剛起錨，可能由於嚴重超載，即傾斜進水，不能航行，乘客只得重回碼頭上岸。

無奈之下，我們只好去中央研究院駐渝辦事處開具證明，購買飛機票。

母親在渝每日頻繁上下山坡，舊病發作。

流求天天到售票處問訊，等候購買機票。

排了許多天“號”，才買到8月6日、7日分兩天飛的三張全票一張半票，流求送小彭、美延登機時和美延同乘一輛人力車，向珊瑚壩機場行進。

下坡途中，突然被一輛同方向行駛的吉普車擦碰了一下，人力車向路邊側翻，拉車及乘車人都甩了出去，摔在長滿亂草的泥地上，嚇得不輕，幸而没有大礙；

次日母親、流求始飛抵南京。

這是我們第一次坐飛機，心裹有些緊張，生怕患有心臟病的母親不能適應高空環境，因當時飛機艙内未提供氧氣服務，也無空氣調節設備，讒患心臟病及高血壓者乘坐飛機有風險。

復員途中的磕磕絆絆，是還鄉人群常遇到的情況，多數人的心情比逃難時平和，但我們家因父親療治眼疾徹底失敗，成爲盲人的一家之長前途未卜，孩子們皆未成年，家中氣氛並不輕鬆。

母親及我們姐妹，在與父親離别一年之後，又在南京薩家灣南祖師庵七號九姑寓所團聚了。

此時我們的父輩陳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康晦姑隨新午姑出川至寧不久，父親寅恪剛由英倫返國，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遠在廬山的五伯隆恪、武漢的八叔登恪也都趕來南京相會，這是抗戰勝利後的一次大團圓。

每天晚餐後，父親總邀大家到自己暫住之室“煮粥”，即共話家常，這個房間比較僻静，也不干擾别人。

六兄妹商議儘快將祖父靈櫬南運，與祖母合葬杭州。

誰也没有料到，這竟是他們最後一次聚會，此後我們的父輩又天各一方。

到南京後，父親須要決定行止，是留在南京專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還是北上清華任教。

最後決定接受清華大學的聘書，重回老朋友衆多且熟悉的清華園。

未在南京工作，是否與父親一貫不願生活在政治中心(首都) 有些關係？

到了9月，中學新學年即將開始，为了不耽搁流求、小彭高中課程，她們留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附中就讀。

母親帶着二人去辦轉學手續，踏進闊别二十年的母校金女大，感到既熟悉又親切，主動做起了“義工”，協助新生體檢，忙個不停。

還帶孩子去探望早已退休，以校爲家的陳師母，她是當年母親就讀金女大時的舍監。

老邁的陳婆婆還記得母親，相見之下，大家都很高興。

10月下半月的一個周末，父母帶着美延乘夜車由南京到上海，大維姑父帶着流求、小彭到下關車站相送，九姑則一直把三人送到上海招商局的華聯(聯華？)號輪船上，这是一艘新油漆後下水的客輪，處處顯得光鮮。

同行的有親戚聶光堃(含章)的女兒，清華外語系新生聶崇厚姐姐。

海輪駛出吴淞口，風浪大作，母親和聶姐姐都晕船，美延扶着父親到飯廳進餐。

在船上還遇到新近歸國的周一良教授夫婦。

航行三天，到達天津大沽口碼頭。

周伯父伯母暂留天津省親。

我們和聶姐姐在天津留宿一夜，轉乘火車，26日抵達北平。

先到東城騎河樓清華校友會，時任北大外語系教授的六表姑俞大績等親友來相見，勸父親在城裏暫歇一晚，父親堅持立即返回西郊清華园，回到他多年夢魂縈繞的故地。

復員回來，我家住在新林院52號，這是一較新的住宅區，往南是南校門，門外有條黄土路，还有一條铁路，即詹天佑任總工程師設計建造的京張鐵路，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築成的第一條鐵路綫。

抗戰前，父親曾帶孩子到校外的“清華園車站”，並说:從這裹可以坐火車進城。

但我們從未在這個冷清的小站乘過火车。

我家北面41號是雷海宗伯父家，兩家又成了斜對門的鄰居，依然常串門，雷伯父、伯母除與父母聊天外，還會和美延说話。

雷伯父讒:“你看着我覺得陌生，因抗戰前跟你家是鄰居時，你還没出生，以前没見過我。而我看着你覺得非常熟悉，因你既像流求又像小彭，從前她們常來我家玩。”

雷伯母笑着問:“雷伯伯一次能吃半個西瓜，你有這本事嗎？”

於是美延就吵着要學習雷伯伯的“海量”。

隔壁53號是土木工程系教授張任伯父家，美延和張家幼女張立寧是同班同學。

美延回清華園後，開始上小學，插班入成志小學四年級，與立寧同上學、同放學、同玩耍，兩人常爬樹、合騎一輛破自行車，車的橡膠内外胎太爛後只得扔掉，騎無橡膠胎的“鐵輪”車瘋玩。

往往玩得不見了蹤影，母親只得找立寧文静的姐姐立敏來“給陳伯伯讀報”。

後來立寧在清華讀書、教書、退休，年逾古稀仍與美延互通音問保持往來。

復員回來後，抗戰前曾在我們家工作過的工友佟忠良，已另有工作不可能再來，住在東邊不遠的張奚若伯母就幫忙介紹工友。

總之，雖住新區，老友仍多，美延攙扶父親散步不時遇到朋友，時有熟人來家坐坐，如邵循正、浦江清、丁則良、劉崇鋐、劉崇樂、陳逢教授等等，記得潘光旦伯父還拄着雙拐來過。

父母也偶然外出“赴宴”，如1947年曾去勝因院陳夢家教授家，那次好像是陳夢家、周一良兩家合請宴客。

一天，父親問美延:你常在校園裏到處玩耍，可曾見到一座“海寧王静安先生紀念碑”?

美延答:没注意。

父親就将碑的大致方位告知她，要她去找一找。

美延果然在舊校門内朝西北走不遠的一個小土坡旁，找到了石碑，立刻跑回家報告:那碑石顔色已灰暗陳舊，背面的小字較難辨認。

不久母親和美延還一同去看過這座石碑。

以後我們孩子方知道此碑立於1929年，碑文由父親撰寫。

1986年流求、美延重訪清華園，再尋此碑，發現石碑周圍環境有所改變。

石碑正面幾個大字已填塗绿色，清晰醒目:背面小字未填塗顔色，不易辨認。

重返清華，父親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開始授課，講堂設在家中最西邊的狹長大房間内，校方搬來一塊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張課桌椅，父親坐在黑板旁一張籐椅上講授。

開課前，原“助理教學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時到任，父親寫信給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天挺教授，請求支援，“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理……至徐君就職時止”。

不久，鄭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師汪箋君來幫助工作，清華再派陳慶華君來任助手。

三位助手分工大致:王先生主要負責授課有關工作；汪先生重點在研究方面；陳先生則管涉及外語部分。

早上王先生先到，離去後，陳先生來工作，由於工作結束已過食堂開飯時間，所以須在我家午膳後才回去。

而汪先生的工作時間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親散步，邊散步邊討論業務， 工作散步兩不誤。

由於王、汪二位均非清華教員，不能在清華參加分配住房，後來學校替王先生租賃了离我家較近的校外居所，便於早上趕到(那時由城内到西郊清華的交通極不方便)；汪先生則住我家教室黑板後面，用布簾隔開的小間裏。

父親仍繼續擔任燕京大學研究生劉適的導師，劉先生隔兩天下午來一次。

另外，父親還指導清華大學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華的研究生艾天秩。

父親仍如既往，要瞭解世界學術動態，除陳慶華先生要讀西文雜誌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時來家敍談並譯讀日文雜誌、論文。

父親備課、上課發給學生的講義主要是講授時援引的史料原文，這些史料都是從常見史書中所摘取，至於如何考證史料真伪，如何層層剖析講解這些材料而不斷章取義、歪曲武斷，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論點，則全裝在自己腦中，未見他寫過講稿。

若寫，就是有“引文(資料、論據)”有“寅恪案(本人觀點)”的論文。

關於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劉適)、李涵(原名繆希相)教授在懷念文章中寫道:

陳師治學態度十分謹嚴，既有開拓性的學術眼光，又有深邃敏鋭的洞察力。

他善於從極普通的史料中，發現别人所未發現的問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見的材料取勝。

考證極精，又絶非煩瑣；所考問題小中見大，牽涉到重大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方面。

他厭煩繁複冗長、堆砌材料的文章。

陳師雖掌握極豐富材料，但不廣徵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簡練。

父親對研究生的學業及論文撰寫，一貫親自指導、嚴格要求，目盲後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

父親指導劉適在1948年夏完成了碩士論文《甲午戰争前後之晚清政局》。

論文五十年後得以出版，刘適在自序中述及論文寫作的過程:

進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師諗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經首肯，並大致確定範圍後，始着筆。

每完成一節、章，則讀與先師聽，詳細討論後定稿。

先師對史料之掌握極嚴格:必須先充分佔有史料，凡當時聞悉並能見到者，不容有絲毫遗漏；而選用於論文時，力求精練。

尤注意史料之核實，同一史事，記載有出入者，須認真鑒定，確證史實者，始得引以为據。

在觀點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實为立論之基礎。

論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論點提出，先師必從反面加以質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種可能的歧見，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這樣，父親雙目失明後近兩年，在同事、朋友協助下，依靠耳聽(他人讀資料)、口述(由他人記録)的方式，繼續安排全日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

我們常聽父親説，雖然史學日前難以達到數理學科的精確度，他仍盡力提高歷史學的科學性。

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萬繩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録》前言中也談道:

陳老師治學，能將文、史、哲、古今、中外結合起來研究，互相發明，因而能不斷提出新問題、新見解、新發現。

每一個新見解、新發現，都有衆多史料作根據，科學性、讒服力很強，不斷把史學推向前進。

父親年輕時就喜歡京劇和外國歌劇，失明後全靠耳聽，家中没有能放唱片的留聲機，但有一台電子管收音機，它成了父親工作之餘的寵兒。

無奈收音機的收聽效果不佳，於是請一位工學院的年輕老師來幫助調試，美延已忘記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湖南口音重，将“銅”説成“teng”。

他加裝了一條天綫，是用長銅綫在室内沿壁環繞後再伸向室外，此後聲音清晰許多，父親從中得到不少樂趣。

北平的鼠患不如成都猖獗，父親一如既往地寵愛猫咪，成为貓的“保護傘”。

每逢將近中午時，陳慶華先生正在唸讀外文資料，猫餓了就吵鬧，父親必定唤家人趕快喂貓，因父親從來不准虐待家禽家畜，更不允許打猫，於是猫就養成習慣，一饿了就只對着父親喵喵地叫。

我們家有隻純白金銀眼的猫也很“有名”，一次母親到離家一里多路的雜貨鋪買束西，店裹人竞對母親说:你們家的猫剛才來過這裏啦。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爐取暖，學校復員後經費支絀，各家自行籌措解決取暖。

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得知我家經濟困窘，而父親又最畏寒，購煤款無從籌措，便想法幫助老友渡此難關，於是商定，父親將自己所有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方面極珍貴的書籍，如《聖彼德堡梵德大詞典》,“巴利文藏經、蒙古文蒙古圖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東方語言學書籍，全數賣與北京大學东方語言學系，以買煤取暖”。

胡適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書款，免得我們拿到法幣，瞬間貶值。

這筆錢除買煤外，還貼補了家用。

母親對我們講過:父親在國外省吃儉用購回的這批珍貴書籍，目盲後無法再閱讀，而父親以前的一位學生，當時已可以自立門户，就把有關内容的書籍交付給他了。

北大復員後新成立東方語言學系，有研究东方語言的青年學者，能讓這些書發揮作用，所以並不計較書款多少，售價是否抵值。

丙戌年除夕(1947年1月21日)，讓美延很開心的是除夕團年飯吃了一頓白米飯！

在北平日常每頓都吃粗糧做的絲糕、小米粥、窩頭，當然按現今營養覯點，皆屬佳品。

這是抗戰勝利後重返故園的第一個舊历年，對父母而言，心中憂多於喜，可是美延當時並不體會父母的心情。

父親曾用东坡韻記這年的上元節:

丁亥元夕用東坡韻

萬里烽煙慘澹天，照人明月爲誰妍。

觀兵已抉城門目，求藥空回海船。

階上魚龍迷戲舞，詞中梅柳泣華年。

舊京節物承平夢，未忍怱怱過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