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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本逐末——美国社会科学

对国家安全的政策影响力何以式微》

[美] 迈克尔•C. 德施 著

同子怡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学者必须克服“涓滴效应”的观念，即认为只要我们有了不起的想法，世界就会以某种方式了解并接受它。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天真的认知，知识并不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学者必须有点推销员的样子，说：“听着，我有一个关于综合威慑的发现。你们决策者会对综合威慑感兴趣的，而我能给你们讲讲它。”这种能力涉及理解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问题，并且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与他们交谈，满足他们在所需要的知识方面的需求。这样做是需要学者付出一些努力的，这并不是一种我们在教授定量方法时教授的技能，但它是一种可以被培养出来的技能。

——[美] 迈克尔•C. 德施

内容简介

01

这是一本对社会科学界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策相关性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家。在战争或社会危机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更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托马斯·谢林与沃尔特·罗斯托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在和平时期，学者又回到了与现实不太相关的研究议题。社会科学越来越鼓励那些方法复杂、逻辑严谨的学术工作，而不是那些涉及国家政策与现实的议题，“舍本逐末”之风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如何打破这种象牙塔壁垒，弥合日益扩大的“政—学鸿沟”，已成为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道，在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化进程得到了非常深入的发展，以至于学者在考虑做什么研究、试图回答什么问题、使用什么方法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激励机制几乎都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产生的。这种发展最大的弊端就像黑塞的《玻璃珠游戏》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只是自说自话，而不是把自己当作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专业知识都必须能够与更广泛的受众对话、处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认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必须将经验世界作为学术工作的参照点，真正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知识生态系统。虽然学术之路道阻且长，但是本书鼓励年轻学者保持社会关怀和政治热情，如此才能真正感受到以学术为业的动力与乐趣。

作者、译者简介

迈克尔•C. 德施，圣母大学国家安全中心创始主任、Packey J. Dee 国际关系讲席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著作有：《特权与机密: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的秘密历史》《全球舞台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教授还是评论员？》等。

同子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冷战期间国际关系史、国际传播研究。

目录

03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王缉思

中文版序言

致谢

第一章 相关性问题：专业化的社会科学和安全研究的命运

第二章 象牙塔的机会：因战争而起又因和平而息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物理学家的战争中的社会科学家

第四章 社会科学的冷战：行为主义革命为构建“政策科学”不切实际的努力

第五章 暑期项目研究中政府内的信息交流中心：联邦政府冷战期间为动员社会科学的努力

第六章 科学化的战略家随经济学家走人智识的死胡同

第七章 战略现代化理论陷入越战泥潭

第八章 直到密涅瓦的猫头鹰在“9·11”后飞来，安全研究才得以复兴

第九章 结论、对反对意见的回应，以及学术建议

译后记

本书赞誉

04

哈尔・布兰兹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大战略》作者：

本书发人深省，为一个常常缺乏历史视角的主题带来了宝贵的历史维度。

詹姆斯・K. 加尔布雷思 《不平等：人人需要知道的事》作者：

在这部关于核战争与游击战时代学术领域对战略战术研究的深刻历史著作中，迈克尔・德施揭示了源于经济潮流的形式主义是如何让安全研究失去了常识与实际效用。他的作品引人入胜、细致入微且极具说服力，对于那些希望学者能更好地服务政策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关键在于改变政策的人而言，都具有同等价值。

詹姆斯・戈德盖尔 美利坚大学：

迈克尔・德施对过去一个世纪里学术界与华盛顿政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彩阐述。对于越来越多寻求开展与政策相关且学术严谨的研究的年轻学者来说，回顾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些领军人物如何试图弥合学术与政策领域之间的差距，将极具启发性。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策相关性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家。这是一次对该问题严肃、冷静且深入研究的探索。

如何看待政治学学科中的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大多数学术界的政治科学家都认识到了行为主义革命暴露出的严谨性和相关性之间的矛盾。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公共管理学会会长亨利·赖宁（Henry Reining）坦率地承认了这个矛盾的存在，并直言不讳地否认这个矛盾可被消除，“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基本问题，而且还会持续存在。政府想要答案，而学者希望有机会提出问题。学者想要自由，而政府出于对外政策和其他原因，不能给学者完全的自由。因此，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且无法解决的。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情况之一，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鉴于必须做出选择，大多数学术界的政治科学家积极接受了严谨性，并认识到这是以牺牲相关性为代价的。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种必要的选择视作一种美德，对弥合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的努力大加批评，从而保持对科学的忠诚。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与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他表示自己越来越怀疑国防部对社会科学学术的支持是一件好事。阿尔蒙德还对国务院提出批评，认为国务院是“一个保守的、人文的机构，由主要在法律、历史和人文学科方面接受训练的外交人员主导。他们凭借某种直觉和自发的过程来制定政策”。在他看来，政府为学者提供资金的唯一合法方式是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支持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资金。

但象牙塔内外的其他政治学家发现，行为主义革命和政策科学运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它致使该学科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永久性地离开了象牙塔，跨过政—学界的桥梁，来到了环形道这一侧。他们两人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在大学学习的时候似乎仍有可能成为一名深入参与政策的学者。然而，在这两人的案例中，学术的严谨性和政策的影响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他们做出选择。两人最终都选择了相关性，永久地离开了学界，以实现他们对政策的热情。

基辛格是在二战结束后立即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他从欧洲战场和战后占领区回来时是一个具有丰富政策经验的年轻人。20世纪40年代末的哈佛有一个具有特色的“周六下午研讨会”，它聚集了一批热情地探讨对外政策问题的教师，他们着眼于提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历史学家杰尔米·苏里指出，与20世纪30年代末相比，二战后哈佛的氛围构成“知识界和政策界不寻常的合作”。

然而，即使在哈佛大学的这些太平日子里，基辛格也面临着一场平衡严谨性和相关性的艰难斗争。政治科学中对严谨性的专一追求的大势，也在哈佛大学那被常春藤覆盖的墙内开始扎根。基辛格的导师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鼓励他摒弃这些“非人化的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强调社会结构和经济计算）”，因此他“回避了通过学术专业和学科政治来获得学术认可的传统途径”，而选择了政策参与。完成博士学位后，基辛格拒绝了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职，并于1955年前往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智库工作。据称，基辛格在那里的工作对他最终离开学术界起到了关键作用。

尽管基辛格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任职后回到了哈佛，但他仍然是一个边缘化的学术人物，他没有加入政府系而是选择了加入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其国际研讨会，后者由基辛格创设，他“邀请世界各地有前途的年轻领导人在哈佛大学共度夏天”，其中的大多数人并非学者。基辛格的终身教职来得非常艰难，因为他的同事感觉他对政策比对学术更感兴趣，这可以证明他危险的处境。他那本广受赞誉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核武器的书在校园里不受欢迎，因为他在政府系的同事认为它缺乏学术性。系主任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干预了基辛格获取教职的过程，他在潜在的反对者中采取了一种对基辛格和另一位更受政府系喜爱的初级教员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互投赞成票的方式，这才挽救了他的教职。尽管基辛格在邦迪的鼎力相助下顺利获得了终身教职，但他仍然是一个边缘人物。正如苏里所言：“虽然基辛格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但他从来都不完全是哈佛的一部分。”当基辛格放弃终身教授职位而到尼克松政府任职时，很少有同事对他在哈佛大学法定的两年政府服务假期到期后没有返回校园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基辛格的同事认为他在尼克松政府对升级越战的争议性参与使他在查尔斯河畔（或任何其他大学校园）颇具争议，这导致他没有返回校园。其他了解他的人无疑怀疑他在白宫的时间使他本已充盈的自我膨胀到了另一个地步，一个普通的哈佛大学教授已无法满足他无边的野心。他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引述他在乘坐空军707飞机时问朋友的话：“有哪个大学会给我这样的飞机呢？”另外，大学教授这样一个职位的薪水和声望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据报道，在探讨他可能回归的过程中，他告诉邦迪的继任者系主任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我是一个世界历史人物……我不能只过普通人的生活”。

虽然越南问题和基辛格的自负无疑影响了他放弃学术界的决定，但也有证据表明，在政府工作时那里发生的变化也起到了作用。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对基辛格来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无法像在40年代和50年代那样平衡政策和学术。这种情况导致亨利·基辛格警告道：“当代形势的挑战之一是要证明目的比技术更重要。”他后来向另一位传记作者哀叹，今天“学者和政治实操者之间失去了亲密关系”。历史学家杰里米·苏里认为有鉴于学术界的这些变化，时下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基辛格。

基辛格的年轻同事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也有类似的职业轨迹。布热津斯基晚基辛格几年，尽管未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生涯本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似乎不再欢迎像他这样“把思想与行动相结合视作最高成就”的人。事实上，布热津斯基对政治科学的学科动向不屑一顾，“如果你看一下《（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你很难看出如何将之应用于现实生活”。

他越来越认识到将思想与行动结合的方式是投身于某种非学术机构或准学术机构（如智库或政策学校）。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任期结束后，布热津斯基没有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或哈佛大学，而是选择留在环形道内，进入一个政策学校。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和乔治城大学向他提供教职时，他选择了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一个非终身职位，因为他担心乔治城大学的学术性太强，会使他无法从事严肃的政策工作。

行为主义革命也促使政策界的政治科学家，或其他可能在工作中使用政治科学学术的政策制定者对其持怀疑态度。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伯纳德·布罗迪的观点是政府观点的典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抱怨说：“政治学家更担心自己领域发展得缓慢，而不是担心他迄今所做的相对简单的成果可能带来的危险影响。”谈到这个话题，布罗迪解释说：“像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科学是由散文组成的。一些人指责它通常是乏善可陈的散文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想辩称这种糟糕的散文是必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所看到的将数学符号语言引入政治学话语的尝试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荒谬反常的，且通常是可笑的。”

布罗迪的兰德公司同事保罗·凯奇凯梅蒂补充说，基础研究的核心“基本问题”并不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此外，他还抱怨，在政策科学事业中专注于方法而非实质内容是一个固有问题。187洛克菲勒大学副校长、美国国家科学院行为科学部前主席卡尔·普法夫曼（Carl Pfaffmann）对政治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会渗透到政策领域这一乐观的看法提出质疑，他感叹道：“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学术性学科，并没有像工程学那样形成应用型科学的传统。”最后，凯奇凯梅蒂强调了他所意识到的政策科学的悖论：它只有在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时才能提供政策产品。但是，正如社会科学家普遍认识到的那样，严谨性和相关性注定要保持相互之间的矛盾。

*本文节选自《舍本逐末——美国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政策影响力何以式微》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