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现代名人——江应樑

江应樑（公元1909年1月9日—1988年11月11日），今云南省昆明市人，祖籍今广西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仁冲村。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民族学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中国西南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代表作品：《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摆夷的文化生活》、《傣族史》等。

清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江应樑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洋文化事业编辑部干事、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政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百越研究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云南省史学会理事等职。

江应樑幼年坎坷，家境贫寒，但好学上进，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预科，次年升入本科。大学期间，江应樑博览群书，并撰文投稿，发表了不少文章。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大学毕业后留暨南大学附中教书，兼任暨大南洋文化事业编辑部干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江应樑凭论文《研究西南民族计划》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师承朱谦之（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和杨成志（今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江应樑先后到粤北瑶山、海南岛五指山、云南德宏（今云南省德宏州）傣族地区作田野调查，考察研究瑶族、傣族及黎苗关系问题，在云南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拍摄了许多资料照片，撰写了《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等多篇论文。江应樑征集的民族文物和拍摄的照片在广东广州、香港展出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撰写的《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应樑为中山文化教育馆撰写的《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53种出版。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今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后，江应樑也迁居徵江，此间多次带学生到徵江、昆明（今云省昆明市）、路南（今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武定（今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等地作少数民族田野调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山大学迁回广东，江应樑留在云南并接受了三个任务：一是到重庆为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授三个月的中国民族史；二是入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三是调查西双版纳傣族。江应樑不畏艰险，深入大凉山腹地和西双版纳地区考察，顺利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江应樑回到广东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珠海大学教授，并兼任珠海大学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间，江应樑根据多年的调查整理并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摆夷的生活文化》等三部专著。后两部书成为研究彝族、傣族历史文化的经典之作，现被不少大学列为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必读教材。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月，江应樑受云南大学聘请，任云南大学教授，先后教授文化人类学、傣族史、彝族史、彝族社会、暹罗史、中国民族史、民族史等专业课程。江应樑上课以调查所得的事例为题材，内容翔实，讲解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和喜爱。同时，江应樑还深入滇南进行民族调查，根据丰富的调查资料写成了《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1950年，江应樑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并任团委，到云南武定、丽江（今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维西（今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芒市（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等地访问；1951年，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1953年，云南大学院系调整后，江应樑转而研究民族史。江应樑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发表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结合》、《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等文，出版了《百夷传校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等两部著作。“文革”期间，江应樑被诬为“牛鬼蛇神”而曾遭迫害。1979年，江应樑参与筹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1984年，江应樑被聘为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研究生，其中包括云南省第一位研究民族史的女博士方慧（籍贯不详）教授。同时江应樑的巨著《傣族史》出版。该书是江应樑长期从事傣族研究的结晶，凭此书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晚年以来，江应樑不顾年迈体弱，在学生林超民（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人）博士等人的协助下，从已经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挑出22篇经典论文整理成《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同时，江应樑还组织编写《中国民族史》。1988年11月11日，江应樑终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79岁。

江应樑一生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为云南大学培育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对中国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四、人物经历

江应樑是江钟懋之子，江海清之孙，江海清原籍河南淮阳（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从宋代逐渐向南方迁移，清乾隆时由广东五华（今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迁往广西贺县莲塘第三代江氏客家人；清光绪初年，江海清从贺县走出，到贵州谋求发展，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追随广西西林（今广西自治区百色市西林县人）籍同乡岑毓英，凭着擅常理财、精于计会的本事，深得岑毓英赏识。清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实授云贵总督，江海清随同到云南任浪穹（今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县知县。清光绪十年（1884年），江海清在云南官场屡屡升迁，从五品衔的云龙（今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州知州、沾益（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州知州，正五品的黑盐井提举司提举、石膏井提举司提举、白盐井提举司提举，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已经升到了三品御道员。

江海清“发达”后，曾数次回贺县老家，因家族人口繁衍，便出资在老屋东南面另建一座围屋，兄弟六人共同享用，称为“新屋”，也就是现在的莲塘江家围屋。在云南昆明城南，江海清建有一所号称九厅十八井（天井）的大宅院，江应樑就是在这所大宅院出生的。

江海清有两个妻子八个儿子。原配韩氏生四个儿子，一直在贺县老家务农。云南籍妻子黄氏，又生有四子，江钟懋排行老二。同奋发图强努力夺取功名的江海清恰恰相反，江钟懋是个十足的公子哥儿，花钱如流水，最要命的是，江钟懋还是吸鸦片者。江海清在贺县老家的围屋刚刚落成后撒手西去，江钟懋和他三个兄弟在变卖云南昆明城南的大宅院后，竟连回贺县老家的盘缠也没有了。

那时江应樑刚上小学，就跟随父母住在一间简陋的屋内。江钟懋因为每天都要吸鸦片，虽然找了一份到云南省长公署做录事的工作，一家六口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久，江钟懋得病，差事丢了，全家靠外祖父接济。

江钟懋于民国九年（1920年）除夕晚上死去，江应樑的外祖父出资安葬了江钟懋。不久，江应樑的母亲改嫁，母亲在改嫁之前，把二儿子江应槐送给乞丐收养所，把四女儿江应梅送给一个老尼姑，江应樑和三妹江应莲由五伯父江钟政照看。几个月后，心怀不轨的五伯父将三妹卖给了开木行的展家做养女，又过一个月，江应樑被卖给个旧（今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矿主当砂丁，因为江应樑太瘦小，干不了重活没卖成。最后，江应樑愿到伍伯父家附近开煤店的吴爷（吴心圆）家帮忙照料店铺，五伯父就偷偷摸摸以三十块大洋的价格把江应樑卖给了吴家。

吴心圆，祖籍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区），幼年在云南昆明中法学校读法文，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父亲吴文镜在云南开了个煤柴店。江应樑去吴家时，这家煤柴店由吴爷照管。不久，吴爷的母亲去世了，吴爷就在云南昆明出家，法号月溪。江应樑跟随月溪师父住在灵光寺。在灵光寺，江应樑穿上了僧服，但每天仍旧到北区小学读书。这段时间，江应樑得到了师祖静安和尚和师父的关爱和照料。不久，师祖静安和尚圆寂。在北区小学最后一学期，月溪师父叫江应樑脱去僧服，换上学生装。

江应樑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区小学毕业，以考分第一名，进入云南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公费学校。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18岁的江应樑从云南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月溪师父给江应樑九十元大洋做路费，当年秋天，江应樑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考入暨南大学的预科班。民国十七年（1928年），江应樑由预科顺利升入本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江应樑暨南大学毕业。暨南大学本科制为五年，江应樑已经修完本科全部学分，且成绩优秀，得以提前一年毕业。

江应樑毕业后，暨南大学聘用江应樑为暨南附中教员兼训育委员会干事。不久，江应樑因写一篇《暨南与苏州的调和》在学校特刊上刊登，被聘兼任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编辑部干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十五日，江应樑与同学周玉麟（籍贯不详）在山东青岛新民饭店举行婚礼，月溪师父出面为两人主婚。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军统和CC特务抢占了暨南大学，江应樑被赶出了学校。江应樑携妻女由上海乘船到广东广州后，找到了主持大佛寺的月溪师父，经月溪师父介绍，到私立教忠中学教书。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中山大学研究院招生，江应樑写了《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参加报考，这年夏天，被研究院录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深秋，中山大学研究院及历史系组成广东江北（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江北社区）瑶族调查组，深入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乐昌（今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乳源（今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三县大瑶山进行考察，江应樑是考察团成员之一。考察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一月十二日由广东广州坐火车到曲江，登山越岭，步行进入瑶族社区。村中瑶民争来相迎，在院内燃起篝火，置办丰盛宴席招待考察团。考察团在荒洞瑶寨收集了大量实物资料，更为瑶族同胞的纯朴、真诚所感动。回到研究院，江应樑写了《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住宅用具》、《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与经咒》、《广东瑶山之衣饰》四篇文章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出版的《民俗》专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一号又登载了江应樑的《广东北江瑶人之生活》。从瑶山回校后，江应樑工作之余，还写了《昆明民俗志导论》并在《民俗》上发表，在江苏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云南用贝考》，该文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云南古代货币的权威之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一个海南岛（今海南省）黎苗考察团，成员共六人，江应樑在其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三日，考察团由香港乘轮船至海口（今海南省海口市），换乘汽车经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定安（今海南省定安县）等县后，由藤桥（今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镇藤桥村）步行90里入黎人区保亭（今海南省定安县）县。黎人最大的头人王昭明每天宰一只鹅来招待考察团，顿顿吃白米饭，以巴蕉叶做菜。黎人和苗人虽然同居一个山区，却不混居。苗人一般居住在山顶，黎人居住山腰或山脚坝区。考察团考察数十天，收集了许多黎族和苗族的民族服装、首饰和生产生活用具，返回时带了两位黎族女子一起回到广东广州，在广东广州举行了一次黎、苗文化展示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回到中山大学后，江应樑写了《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一文，发表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新亚细亚》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上。这篇论文是江应樑运用人类田野考察成果与古代史籍相结合研究今天民族现实问题的首次尝次。

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功促使中山大学研究院考虑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全面考察壮、黎、傣等百越族各民族的关系和状况，生在云南的江应樑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江应樑让妻子带着女儿先行在云南昆明安顿下来，自己带着资料和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政府拨给的调查费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一日赴香港，购买考察必备物品，由香港登船到达越南海防（今越南海防直辖市），转乘滇越铁路火车，由河口（今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进入云南，七月十一日，到达云南昆明。原本江应樑准备从广东广州由陆路经广西再到云南的，想乘此机会回贺县莲塘老屋一趟，去拜谒列祖列宗，去看望同族的亲人们。谁知江应樑写给族兄江应悟的一封信，被江应科拆看，江应科怕这位族弟回来争房产，很绝情地以江应梧的名义回信说不欢迎江应樑返乡。江应梧知情后，当着多位族人的面打了江应科一个嘴巴，对族人们说：我们住着海清公盖着的大房子，怎能拒绝海青公的亲骨肉返乡呢？更何况江应樑是江氏这一支唯一一个研究院的研究生，这是江门之幸。客家人讲究崇文重教，先祖开设学堂，就是要让子弟成才，报效国家，哪有把江门中的佼佼者拒之门外之理！我这不是亲弟打亲哥，而是江应科有违祖训，私心太重，我代祖宗惩戒他。江应梧本打算马上修书给江应樑，但一算时间，江应樑已经离开广东广州赴云南了，苦于不知道江应樑在云南的地址，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了。

江应樑回到云南昆明，立刻投入到傣区考察的准备工作中。云南傣族主要居住在两个地区，思普沿边（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和腾龙沿边（今云南省德宏州），山高路险，行人稀少，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江应樑在云南省府开具了沿途各县政府和各土司衙门的公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带着云南昆明教育局派来的一名工友做佣人，带着考察用的物品以及做饭用的锅碗瓢盆等什物，乘车到了大理（今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江应樑花了十多天时间考察大理山川名胜、古迹文物、民风民俗。

江应樑在大理买了马，以马代步西行，第四天到永平（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县。第五天过北斗铺（今云南省大理市永平县北斗乡北斗村北斗铺小组），渡过澜沧江，又行四日后，到达保山县（今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现在的保山虽然没有傣族群聚，却留下许多傣族的遗迹、遗事、遗闻。从大理西行到保山，江应樑沿途发现了许多有关诸葛武侯的遗迹和传说。比如，洱海出口处的天生桥，传说是七擒孟获（三国时期云南地区首领）处，高黎贡山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兵”的盘蛇谷……对这些遗迹，江应樑大多作了调查、探访。

离开保山继续西行，三天后到达龙陵（今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县。江应樑以私人身份给芒市安抚司土司方克光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几天后，方克光派人到龙陵接江应樑进入芒市。方克光打开芒市宣抚司衙门的大门和中门，率土司署中的官员和贵族站在两边欢迎江应樑的到来，就这样，江应樑以其清廉正直、人品极好的学者风度，得到了遮放（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镇）、勐卯（今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勐卯街道）、陇川（今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南甸（今云南省德宏州樑河县）、盏达（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以西）傣族、景颇族、德昌族等，上到土司，下到佛爷百姓的真诚相待，历时半年在傣区了解到了许多不为外人知道的资料，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位土司具名写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呈文。江应樑还调查了傣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内容：土司制度、法律、军事组织、战争、与英国的关系、农业、商业、货币、手工业、耕地、佣工、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江应樑还考察了设治局在当地的作用、几所省立小学情况以及边疆国防建设的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上旬，江应樑由南甸出发，离开傣族地区到达了腾冲（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一周后，江应樑骑马翻越高黎贡山，横渡怒江，经保山到永平，在曲洞回族聚居地考察几天，到达大理。在大理卖了马，由下关搭车返回昆明，结束了为期八个月的滇西探密考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江应樑在广州研究院里潜心写作硕士毕业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在防空洞里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同年九月，江应樑从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门课；同年十月初，江应樑写了《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文，作为《抗战丛刊》之一出版，此文获得中英庚款的一笔补助费，中山大学让他再次到云南对傣族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月他收拾行囊离开广州奔赴云南。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十九日，江应樑随云南昆明知名学者考察团再度进入腾龙沿边，对滇西作综合考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中旬，考察团圆满结束考察任务返回云南昆明。两度到滇西考察，江应樑写了《云南西部僰夷民族的社会经济》、《僰夷的家庭组织和婚姻制度》、《《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三篇文章在《西南边疆》杂志的创刊号、第二期和第六期上发表。在《青年中国》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半年，在《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书稿的基础上，江应樑精心写出了《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一书。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江应樑接受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今湖北省宜昌市人）2000元的资助，去巴布凉山[新中国成立前，云南一带称凉山地区为“巴布凉山”，“布”字指代古时居住在此地的“濮人”（彝族人称他们为“濮苏乌吾”）。另外，彝人自称凉山地区为“斯普古火”，意思是森林茂密的高寒地区]考察；巴布凉山，这纵横千里、海拔在1500米至5000米的广裘土地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凉山彝族社会属于奴隶社会，也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完整、最典型的尚实行奴隶制的社区。这里的奴隶主称为“黑彝”，也叫“黑骨头”，奴隶叫“白彝”，又叫“白骨头”，在凉山奴隶中许多人，从血统上说，其实是被掳去的汉人。进凉山考察的最大风险是：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哪个黑彝掳去当白彝。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一月底，江应樑进入巴布凉山，同当地一位黑彝酋长乌抛勾卜盟誓，穿上了彝族的披毡，换上了草鞋，吃包谷、苦芥、洋芋，喝冷水，没有蔬菜没有盐，夜晚住在彝人的草棚，裹着“察尔瓦”（披毡）睡在火塘边，寒冷叫他整夜无眠。数日不洗脸，半月不更衣，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对凉山彝族社会直接地观察，直面黑彝奴隶主和白彝奴隶，了解他们的部落支派、家庭组织、文化生活、个人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历时百余日。这是江应樑历次在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经历中，最为艰险辛苦的一次。

民国三十年（1941年）六月，江应樑根据在巴山凉山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社会》一书，七年后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才得以出版面世。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末，江应樑夫妇带着大女儿在保山县省立保山师范学校任教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江应樑先生边疆文物展览会”在保山举行，内容有云南滇缅边区傣、景颇、德昌等族和广东瑶族、海南岛黎、苗族的照片，以及上述民族的纺织品、工艺品等实物。这个展览产生了不小影响。不久，妻子周玉麟在云南昆明去世，江应樑陷入极度惶惑、颓丧、无望中。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江应樑被《民意日报》聘任为特约撰述，后变更为“地论委员会主笔”，再升为“社论主笔兼代理副社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江应樑与刘厚生（籍贯不详）结婚，刘厚生是一位内心坚强而感情细腻的人，非常同情江应樑的不幸，两人由相熟到相知，最终走到了一起。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末，《云南境内的摆夷》完稿，1950年春，此书得以《摆夷的生活文化》出版。江应樑又完成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已经写出《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的补充修订，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由珠海大学出版。1949年12月10日，卢汉（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宣布云南起义，这天，云南昆明五华山省府、云南大学等地立刻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江应樑积极投入到迎接解放的热潮中去，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下那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1950年1月，江应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工作者联盟（这是知识界为迎接解放而成立的一个机构）云南大学教授组。2月，江应樑任云南大学新哲学研究会主席；同年4月，被选为云南大学教授会代表，江应樑的两本研究傣族的专著《摆夷的生活文化》和《摆夷的经济生活》分别由上海中华书店和广州岭南大学出版。

从1950年9月至次年1月底，江应樑随着中央访问团到了大理（指今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丽江（指今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维西（今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中甸（今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德钦（今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永胜（今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保山（指今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芒市、武定（今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等民族地区，行程6000余里，召开了各民族代表大会及欢迎会、慰问大会30余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留下了访问团在各地活动的珍贵镜头。江应樑分别参加了六次小型的调查会，共召集了55位当地各阶层人士调查了解武定、禄劝（今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富民（今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元谋（今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四县少数民族的民族来源、民族分布、人口数量、居住地域、土地状况、经济生活、民族关系、宗教等各种基本情况。

1951年9月，江应樑应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民族教育会议。1951年9月20日到达北京，26日在怀仁堂听周恩来（今江苏省淮安市人）总理作报告，9月28日，听朱德总（今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人）司令讲话，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新中国海陆空大检阅，看四十万人民大游行，看见了毛泽东（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人）主席，看见了中央各首长。这是江应樑平生最得意、最光荣的一件事。

195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应樑每次运动都没有逃脱过。思想改造运动，由洋楼搬到了土坯房，肃反运动，被停止了一切学术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应樑还是先做一点梳理史料、汇集史籍的工作。1956年3月到5月初，江应樑写成了八万余字的《明代云南土司土官考》，从5月中旬起，动手撰写《傣族史稿》，到年底，已完成六章。

1956年11月30日，江应樑又恢复了十余项“本兼各职”，费孝通（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率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到云南昆明，江应樑参加调查研究工作，并负责傣族研究。江应樑与历史系一些教师前往河西下渔村（今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下村村）调查，认为下渔村是元初进入云南的蒙古族大军的后裔。回到云南昆明后，写成《云南蒙古族》一文。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江应樑在沉默中奋发，9月16日，准备撰写《彝族社会》，三个月后，《彝族社会》已全部完稿，计7章，17万字。江应樑抓紧一切时间，从事著述，三度修改了《傣族史稿》，完成并两次修改《彝族社会》，撰写《暹罗史》、《中国少数民族近代史》、《百夷传集解》、《中国少数民族史》（未完稿）及数篇论文，总共近200万言。

1965年，江应樑成为云南大学最先被“打倒”的“反动教授”，罪名是“组织云大三家村”，被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校、游街；造反派登堂入室，扫“四旧”，抄家，甚至拳脚相加，江应樑痛失已完成的《西南少数民族图集》、《百夷传校注》和《傣族史》三部书稿和几十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几千帧资料照片。1972年底以后，江应樑从“牛棚”中出来。1975年，邓小平（今四川省广安市人）复出。1976年，粉碎“四人帮”，江应樑开始着手写《百夷传校注》。《百夷传》是明代初年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文献，记载了500多年前居住在今天云南省德宏州境内的傣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情况，由于此书是作者亲历其境根据见闻写下来的真实事物，所以500多年来，一直是地方史志、私家著述广为抄录引用的第一手材料。

1978年初，江应樑完成了《百夷传校注》著作，随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百夷传校注》的成就主要有二：其一，追溯本源，厘正了几百年来对此书的种种混乱甚至错误的认识。其二：广泛引用古今文献和田野考察的资料，探索百夷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各方面2000多年来的发展迹象，并探究壮、傣诸族在族属上的关系及其与古代越人的渊源。

1982年底，江应樑又完成了《傣族史》的写作。《傣族史》自1983年出版，被公认为是傣族研究史最权威的著作。把人类学和民族史结合起了研究少数民族，是江应樑一生从事研究的最大心得。在《百夷传校注》中的写作中，江应樑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较注古籍，到写《傣族史》。江应樑把文献资料和自己十几年的田野考察结合起来，公开提出了将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新方向。但这远远不够，江应樑希望这种方法成为一种新的学派，让更多的人用这样治学方法去研究历史，解决现实。

1983年10月，江应樑任《中国民族史》主编，带领着两位中年教师和培养的四名博士，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100余万字的著作。1988年10月，在全书定稿后，江应樑为该书写了一篇万余字的“绪论”，这篇“绪论”是江应樑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江应樑没有亲眼看到《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和《中国民族史》这两本著作的出版。《中国民族史》在出版后，获得了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11月11日傍晚，江应樑在云南昆明家中安详去世，享年79岁。

发表论著：

一、大学期间：

1、《中国与南洋群岛初期交通考》，载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暨南大学出版《南洋研究》月刊。

2、《唐宋时中国境内的外侨》，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上海《南诏》季刊创刊号。

3、《六朝时代中国境内之西域佛僧》，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南京《新亚细亚》月刊十一卷。

4、《阿拉伯海舶东来贸易与两宋经济》，同上。

5、《中世纪东南亚海道上的航船》，同上。

6、《杨一清与明代中年的西北边疆》，同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卷。

二、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期间：

1、《昆明民俗志导论》，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山大学研究院出版的《民俗》专刊第一卷第二期。

2、《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同上一卷三期瑶族调查专号。

3、《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与经咒》，同上同期。

4、《广东瑶人之衣饰》，同上同期。

5、《广东瑶人之住宅用具》，同上同期。

6、《广东北江瑶人的生活》，载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三十五卷十一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7、《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南京《新亚细亚》月刊十三卷四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8、《云南用贝考》，同上十三卷一期。

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期间：

1、《云南西部“摆夷”民族的社会经济》，载昆明出版之《西南边疆》月刊创刊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2、《摆夷的家族组织与婚姻制度》，同上第三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3、《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同上第六期。

4、《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载《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民二十八年（1939年）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

5、《昆明境内的非汉语系住民》，载重庆出版《蒙藏月刊》十一卷二、三合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6、《苗族来源及其迁徙区域》，重庆版《边政公论》三卷四、五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四、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至1951年期间：

1、《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广州珠海大学出版。

2、《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广州珠海大学版。

3、《摆夷的生活文化》，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脱稿，1950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4、《摆夷的经济生活》，1950年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

5、《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载1951年广州岭南大学出版《社会经济研究》第一期。

五、解放以来发表过的文章：

1、《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载1958年《云南大学学报》第一期。

2、《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1959年《云南大学学报》国庆专号。

3、《清咸同年间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中的几个问题》昆明版《学术研究》，1961年第二期。

4、《傣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1962年《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第一期。

5、《古代文献中记录的傣族》，1962年《民族团结》第四期。

6、《李定国和少数民族》，1962年昆明版《学术研究》第九期。

7、《珍惜广西出土的古钢鼓》，1962年9月19日《广西日报》。

8、《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1963年《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校庆专号。

9、《略论云南土司制度》，1963年昆明版《学术研究》第五期。

10、《傣族进入封建社会的探讨》，1963年《民族团结》第四期。

11、《百夷传的史料价值及其版本》，1978年昆明出版《思想战线》第一期。

12、《傣族风俗习惯》，1980年《山茶》第一、二期。

13、《谈濮》，1980年《思想战线》第一期，同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转载。

14、《百越族属研究》，1981年云南大学出版《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创刊号。

15、《民族学在云南》，1981年《民族学论文集》第一集。

16、《傣族史中涉及东汉掸国的商榷》，1981年《云南社会科学》第二期。

六、解放以来出版的三本专著：

1、《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195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百夷传校注》，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傣族史》，198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七、解放以来编写过几种讲义，曾经作为专著刻印流通到社会上的有两部：

1、《傣族史》，约三十万字。1956年初稿刻印过一次，1962年改稿后再度刻印，分装为上下两册。

2、《暹罗史》，约十五万字，1959年稿，1960年刻印。

江应樑像

江应樑在书房，墙上挂着和周玉麟（籍贯不详）的结婚照，刘厚生此张照片亦挂在书房墙上（左边）

江应樑之妻周玉麟

江应樑一家

周玉麟和两个孩子

周玉麟和儿子

周玉麟和女儿

江应樑和周玉麟的孩子

江应樑和周玉麟在云南大学

周玉麟和同事

周玉麟和朋友郊游

周玉麟和朋友

周玉麟和朋友

后排左二为周玉麟

右二为周玉麟

周玉麟去世后，江应樑和续弦刘厚生

刘厚生像

江应樑和刘厚生在火车上

江应樑祭祖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江应樑随考察团再度进入腾龙（指今年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龙陵县）沿边考察

江应樑在某学校

江应樑与德宏摆夷合影

江应樑与芒市（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摆夷贵族新娘

江应樑与与干崖（今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傣族少女合影[摄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刀京版（今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新城乡人，第25代干崖宣抚使司）和江应樑（右），摄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江应樑与南甸土司龚绶合影于南甸（今云南省德宏州樑河县）宣抚司署

江应樑和师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江应樑与导师杨成志（中）同学王兴瑞（左，今海南省琼海市人）摄于中山大学研究院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合影于澄江（今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文庙（前排左二为江应樑）

江应樑（右）教授在指导云南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林超民（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人）作博士论文

江应樑信札

《李定国研究》未刊：收录方国瑜（今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江应樑(今云南省昆明市人)等手稿论文

《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江应樑著，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

《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江应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摆彝的生活文化》）江应樑著，中华书局发印行

《摆夷的经济生活》江应樑著，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行

《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江应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江应樑著，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出版

《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江应樑著[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出版]

《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江应樑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边疆行政人员手册》江应樑编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出版

《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江应樑著，珠海大学边候业书

《诸葛亮与孟获》1957年江应樑著

《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江应樑摄影，江晓林（江应樑之子）撰文并补图，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傣族史》江应樑著，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傣族史》（上中下全册）江应樑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

《百夷传校注》明人钱古训（今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人）撰，江应樑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小凉山开发方案》江应樑编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印刷出版

《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江应樑编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印刷出版

《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江应樑编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印刷出版

《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江应樑著，民族出版社出版

《江应樑傣族古代历史研究文集》江应樑著，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客家著名人物丛书•江应樑传》江晓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4月11日，在云南省德宏州以著名民族学家江应樑先生命名的“德宏师专江应樑傣族博物馆”正式揭牌开馆

位于广西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仁冲村——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始建于清乾隆末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2019年10月被核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围屋占地面积三十多亩分南北两座相距三百米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呈崎角之势南座三横六纵有厅堂八个天井十八处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厢房九十四间北座四横六纵厅堂九个天井十八处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厢房一百三十二间整座围屋建筑为方形对称结构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四周三米高墙与外界相隔屋宇厅堂房井布局合理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形成一体厅与廊通廊于房接，迂回折转错落有致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上下相通屋檐回廊屏风樑柱雕龙画凤，富丽堂皇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典型的客家建筑艺术结晶有江南“紫禁城”美称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具有聚族而居安全防卫防风抗震冬暖夏凉功能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古老独特的客家建筑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精雕细刻的百兽图案、古朴典雅的明清家具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历经百年沧桑的农家作坊、热情奔放的客家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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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面对这一幅幅神奇而古朴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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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不失为贺州的旅游胜地]

莲塘客家围屋（莲塘江家围屋、莲塘江氏围屋、莲塘江氏祖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