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不贤者识其小者”：读《师友记》札记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莫砺锋先生写了一部《师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我阅读时居然常略过里面的议论风生，而每对书里的小史料、小掌故发生兴会，套用《论语》里的话，真是“不贤者识其小者”了。

收在书里第二辑的《萧涤非先生的一份论文评语》是为纪念萧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的。这篇文章完整收录了萧先生1984年9月11日给莫砺锋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写的评语，我这儿且转引开头的几句总评：“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江西诗派的第一篇带有总结性的专著。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江西诗派的各个方面以及历来关于江西诗派的所有评论，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一分为二，由表及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新的评价……”这给出的自然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评语本身的“写法”。我在柴念东先生著的《柴德赓年谱》（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版）也看到两篇评议，分别是金毓黻、钱穆1946年给柴德赓论文《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写的“审查意见”，柴先生这篇论文于这一年12月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五届（1935年）学术奖励著作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两篇审查意见，金毓黻的全文是：“谢三宾人不足称，且为全谢山先生所痛恶，特以作者熟读《鲒埼亭集》，遂一一为之钩稽，征引参考书籍多至八十余种，一时兴到之作，遂裒然成巨帙矣。且作者文笔，亦如谢山，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考谢三宾本事之不足，且如其子孙焉，于其子孙褒之不容口，不以三宾之故而加贬词，亦以明善恶之不相掩。即如谢山对三宾之异称，凡十三种，亦精为考证，则其他可知矣。虽为极小题目，却能毫无遗憾，诚近顷之佳作也。”

钱穆的审查意见稍长，本文仅引其中两句：“……考此文作于民国三十二年之仲夏，其时北平在沦陷期间，作者笔底，盖尚有无限感慨，无限蕴结，欲随此文以传者，固非浸无旨义，徒矜博闻之比……”对照萧涤非、金毓黻、钱穆的论文评议，萧先生写于八十年代，金、钱二先生写于四十年代，而其中所含之文风学风和文字表述的时代之区别，相当的显明了。这或也可推测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启的时代对生于晚清、在三十年代清华完成古典文学研究生教育的萧先生的改造了，也替南朝齐梁时人刘勰“文变染乎世情”这个见解提供了又一个例证。

但个体相对于时代，也不一定都会跟着变化，也有几无所变的，刘盼遂先生的论文评语可以提供一个例证。马千里等先生所著《刘盼遂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版）完整录存了刘先生1964年1月17日给沈文倬两篇论文写的评议，当时杭州大学发函北京师范大学，请刘盼遂先生为沈文倬先生的两篇论文作评阅，以作为评定沈先生职别的参考。刘先生的评语是：“《对扬补释》搜辑资料相当完备，下断语亦甚正确。惟为篇幅所限，未能尽量举证，然仍不失为一篇好考据文字。”“《丧葬制度》纠陈氏之失，确中窾要，用实物与典籍结合，故能言之有物，一洗侔色揣声之习，是有功《仪礼》之作。”读刘先生的评语，我的印象是这儿的文风学风和文字表述更接近于金、钱，而和萧的区别更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但落实到个体，接受影响或不接受影响，接受影响的程度的多少，恐怕就不可一概而论了。

程千帆先生大概也是属于在时代风潮里未被吹得东摇西摆而能有定力的古典文学学者。程先生1957年落难，困居武汉大学校园里曾经修造给苏联专家汽车司机临时休息用的小房子，从此告别讲堂垂20年，20年里在农场劳动改造，养鸡、放牛……《莫信诗人竟平淡》一文里，莫砺锋写道：“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放弃了人生的希望，有多少人被扰乱了正常的心智而自认有罪，甚至怀疑自己曾经从事的文化、教育工作都是毫无价值的，但程先生却特立独行，保持着清醒自尊，勇敢地喊出了‘我就是不服’……”这真是不容易。稍感遗憾的是，莫先生这段文字太抒情太“文学化”，若能白描写来，而不是用修辞色彩甚浓的“勇敢地喊出”这样文字来表述，应该会更近于史，也更有力。

这部书里的一些小掌故，读来尤有意味。《珞珈山下的哀思》一文记程千帆先生多次说的故事：当年程先生一夜之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变成了阶下囚，学生们对他大多直呼其名，只有吴志达、周勃等个别学生（在《程千帆与南京大学》一文里，莫砺锋则说“只有两个学生”）仍以“先生”相称。吴志达是1956年程先生从北师大中文系招收的研究生，后留武大任教，周勃后来到湖北大学。“程先生对此大为感慨：‘作为一个学者，做学问当然是要紧的，但更重要的是做人！’”

《程千帆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描述程千帆1936年春季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写的毕业论文《少陵先生文心论》：“论文原件的正文共44页，全是程先生手书的蝇头小楷，从头至尾一笔不苟，连人名的竖线和书名号的曲线都描得相当整齐……”这篇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中文系系主任刘继宣先生，刘先生一字未改就予通过，第二年全文刊登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二卷二期。

《密旨深衷皆肺腑，长书短简俱文章》转录程千帆先生致张三夕书信里谈到的对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含义的理解：“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荣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程先生所言，的是确论，可惜莫先生未能在文中标注这封信的写作年份日期。

《私德、师德与公德》记唐圭璋先生故事：“唐老为人和善温良，人称‘唐菩萨’。但真正的菩萨都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唐老也不例外……有人污蔑李清照人格时‘怒不可遏’……”“上世纪60年代王仲闻先生参与订补《全宋词》，却因‘右派’身份而未能署名，唐老为他据理力争，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保存着当年《全宋词》出版合同，在编者签名的一栏里有唐老亲自用毛笔填写的‘王仲闻订补’五字……”

《一位台湾学者的剪影》，写新竹清华大学教授朱晓海的从容、儒雅气度的两个片段，片段一：秋日大雨滂沱，台北桃园机场，航班延误近四小时，朱晓海先生仍然“神情淡定”地站在候机厅接大陆来访学者，直到接上客人，驱车送客人至新竹清华大学招待所，“将事先备好的衾枕等物一一交代清楚，方才辞去，此时已近午夜。奔波、等待了大半天，他并未流露出丝毫的烦躁或怨尤，依然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这修养真是炉火纯青了。片段二：夏日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傍晚，南大老师下了课在等班车，“大多衣着随意，有的已是神情疲苶……”朱晓海教授虽刚下讲台要搭车返回鼓楼校区，但仍“气宇轩昂，挺立如松，西装革履，领带端正……”我平日也每多留意人的态度、仪表，以人为鉴正己衣冠，修炼自己的性情，看到这两段文字，也是不能不感慨。想想我现在也是已过花甲了，故更不能不注意衣着仪表整洁和待人接物之态度，千万提醒自己不能给人留下“糟老头”的恶劣观感。

我读莫砺锋先生这部《师友记》，于文字稍感不惬意，但莫先生的对联写得真是好，《岁暮怀旧悼宗文》引的几条自撰联语：“负郭以居数重峰影晨昏见，隐几而坐几缕梅香远近闻。”“布衣暖菜根香白发谁家翁媪，树荫浓山色淡红尘此处蓬瀛。”“门外皆引车卖浆者，斋中是伏案读书人。”真是叫人喜欢。《挽联中的故人身影》也是一个好文题，其中2018年3月撰作的挽聂石樵先生的联云：“燕京传讣，惊瞻遗像清容瘦；巩县识荆，永忆春风笑语温。”我们的先秦文学课是聂先生上的，聂先生面容清癯，神情矍铄，双目如炬，精光灼灼，讲课要言不烦，点到为止。请允许我说一段聂先生的掌故来结束这篇札记。我们读大学那时，古典文学欣赏类辞书正大行于书肆。聂先生授课，每讥此类书为“哼哼唧唧”，不屑为。后来偶然读到吴龙辉先生写的关于聂先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书评：北师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曾云集刘盼遂、李长之、谭丕谟、王汝弼、启功等著名学者，形成了一个“文献—历史学派”，注重文献考证和历史文化背景分析，透过文献背景考察文学诸因素的历史变迁，对文学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美学方法和文本分析则不予重视。吴龙辉先生此说甚善，可以解释聂先生为何不以文学欣赏类辞书为然，盖师承刘、李诸位先生的聂先生，正是承续了这一“文献—历史学派”的学风文风。这个解释一下子解除了我当时的疑惑。

2025年7月8-9日，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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