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

司马光在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中，曾掷地有声地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

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古今多少纷乱祸患的根源。

世事如棋，本有常轨可循。

偏偏总有人不甘寂寞，或为一己私欲，或为虚妄之念，硬生生搅动风云，将平静拖入深渊。

历史的长河里，这样的浪花翻涌不息，留下一个个令人扼腕的注脚。

翻开那泛黄的册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兴衰更替，更是人性在权力与欲望前的扭曲与躁动。

那些自以为是的“有为”，往往成了最大的“无为”，甚至灾祸。

战国烽烟四起，秦赵对峙于长平，本是势均力敌的消耗战。

赵孝成王坐镇邯郸，本可稳扎稳打，倚仗老将廉颇深沟高垒的疲秦之策。

然而，庙堂之上，庸人开始“扰之”。

年轻的赵王听信了秦人散布的流言，对廉颇的坚守策略日渐不满。

他渴望一场速胜，以彰显自己的英明神武。

此时，满腹兵书却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以其滔滔不绝的“纸上谈兵”打动了赵王。

赵括的父亲赵奢曾断言其子不可为将，蔺相如等重臣也极力劝阻。

但赵王的耳朵已被“必胜”的幻梦塞满，听不进逆耳忠言。

他悍然临阵换将，用赵括替代了老成持重的廉颇。

赵括一到前线，立刻推翻原有部署，急不可耐地主动出击，企图与秦军决战。

这正是秦国名将白起梦寐以求的局面。

白起佯装败退，诱敌深入。

赵括率军猛追，一头扎进了白起精心布置的口袋阵。

秦军精锐悄然切断赵军粮道，将其主力分割包围。

赵括和他的数十万大军，被死死困在长平谷地，插翅难飞。

断粮四十六天后，饥饿的赵军彻底崩溃。

赵括在突围中被秦军射杀。

随后，一场冷兵器时代最为惨烈的大屠杀降临。

近四十万放下武器的赵军降卒，被白起下令坑杀，只留下两百余名年幼者归赵报丧。

赵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一场本可相持的战役，因赵王的刚愎、赵括的轻狂，演变成了山河变色的滔天惨剧。

庸人扰之，代价是数十万条鲜活的生命和一个强国的陨落。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凭借谦恭俭让的表演和深厚的家族势力，一步步攫取最高权力，最终代汉自立，建立新朝。

登上帝位的王莽，自视为拯救乱世的圣人。

他坚信周礼是治世圭臬，对眼下的制度深恶痛绝。

于是，一场以“托古改制”为名的巨大扰动开始了。

他无视社会经济的现实，强行推行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新政”。

他依据《周礼》，恢复早已湮灭于历史的“井田制”，幻想将天下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再按古制分给百姓耕种。

他下令奴婢改称“私属”，禁止买卖，试图凭空消除奴隶制度。

他痴迷于复古的货币体系，废除了沿用已久的五铢钱，短短数年间四次剧烈变更币制。

发行了种类繁多、价值混乱的“宝货”，包括金、银、龟甲、贝壳等几十种名目。

他强行规定官制、地名、行政区划乃至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封号，统统恢复西周古制，搞得官民晕头转向。

他垄断盐铁酒等关键物资的专卖，实行“五均六筦”，试图用严苛的行政命令控制市场物价。

这些脱离实际、食古不化的政策，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王田”“私属”令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抵制，根本无法推行。

混乱的币制导致民间交易瘫痪，经济濒临崩溃，百姓手中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频繁的改名让官吏和民众无所适从，行政效率低下到极点。

苛酷的专卖和物价管制，加上连年对匈奴等族的用兵，使国库空虚，只能对百姓横征暴敛。

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被彻底激化。

天灾随之而来，赤地千里，饥民遍野。

王莽的“改制”，非但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将整个天下推入了空前的混乱深渊。

绿林、赤眉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烽火燎原。

仅仅十几年后，新莽王朝便在起义的洪流中轰然倒塌。

王莽这位自以为是的“复古者”，用他脱离实际的狂热“扰之”，亲手葬送了自己和整个国家。

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

北宋神宗赵顼登基之初，怀揣富国强兵的雄心，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渴求一剂猛药。

他遇见了同样锐意进取、才华横溢的王安石。

一场以“变法”为名的宏大扰动，在“天下无事”的承平表象下汹涌展开。

王安石坚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手握“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利器，意图重塑帝国根基。

“青苗法”本意是青黄不接时由官府低息贷款给农民，抑制豪强高利贷盘剥。

然而政策下到州县，迅速扭曲变形。

地方官吏为完成摊派的放贷指标，强行将贷款塞给并不需要的富户甚至城市居民。

为多收利息，擅自提高利率，层层加码。

还贷期限严苛，遇灾荒也不得宽限。

本为惠农的善政，成了官府放高利贷、鱼肉百姓的酷法。

“免役法”改差役为雇役，初衷是解放农时，由民户按资产等级出钱，官府雇人服役。

执行中，评定户等往往偏高，且役钱征收额度远超实际雇人成本，成为新的沉重税负。

特别是城市工商户、本无差役的下户也被强征“助役钱”，民怨沸腾。

“市易法”由官府设市易司，平价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售出，意图平抑物价，限制大商人垄断。

结果官府机构成了最大的垄断商，利用权力低价强买、高价强卖，中小商贩利益严重受损，市场凋敝。

“保甲法”将民户编组，农闲军训，旨在建立民兵，节省养兵费用，并加强对地方控制。

却因训练频繁，严重干扰农事，保丁逃亡事件层出不穷，地方治安反而恶化。

王安石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其志可嘉，其行却过于峻急刚愎。

他排斥一切异见，将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持重老臣悉数贬黜出朝，朝堂为之一空，只剩下唯唯诺诺或投机逢迎之辈。

新法在推行中严重脱离实际，用人不当，监督缺位，致使良法美意尽成苛政。

本欲富国，却因执行混乱、官吏中饱私囊，国库未见充盈，民间先已困顿。

本欲强兵，西北拓边耗费巨大却胜少败多，保甲亦未能形成有效战力。

整个社会被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变法”搅得天翻地覆，新旧党争撕裂朝野，埋下了北宋衰亡的伏笔。

神宗和王安石这对君臣，以“大有为”之心，行“大扰动”之实，最终证明，脱离现实、刚愎自用的“有为”，比“无为”的危害更甚。

唐文宗李昂，生于宦官擅权、天子废立如同儿戏的中晚唐。

他目睹祖父宪宗、兄长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自身亦由宦官王守澄等拥立，形同傀儡。

年轻的文宗不甘受制，矢志铲除宦官集团，恢复皇权尊严。

他遇见了李训和郑注。

李训口若悬河，郑注精于方药，二人先依附权宦王守澄得近文宗，后反戈一击，助文宗毒杀王守澄，赢得信任。

文宗视二人为肱骨，将铲除宦官的重任托付。

一场旨在“廓清朝纲”的密谋扰动，在长安宫阙深处悄然酝酿。

李训、郑注被胜利冲昏头脑，急于建立不世功勋。

他们精心策划了“甘露之变”。

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紫宸殿早朝。

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按计划奏报：左金吾厅后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乃祥瑞之兆。

文宗故作惊喜，命宰相李训率百官先去察看。

李训看后回报，称不似真甘露。

文宗遂命神策军左右中尉、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官前往验看。

此时，韩约已在左金吾厅院内埋伏了甲兵，只待宦官入内，便关闭院门，尽数诛杀。

然而，当仇士良等宦官行至左金吾厅，敏锐地发现带路的韩约神色惊惶，汗流浃背。

恰在此时，一阵风吹起院边帷幕，露出了埋伏甲兵的刀光！

仇士良大惊失色，瞬间明白是陷阱，厉声高呼“事急矣”，率众宦官掉头狂奔，直冲含元殿，欲劫持文宗。

李训见事败露，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护驾，并亲率京兆府吏卒、御史台随从数百人高喊“保卫陛下”，与宦官及其统领的神策军在殿前展开血腥厮杀。

宦官挟持文宗，急退入宣政门，迅速紧闭宫门。

李训抓住文宗乘舆不放，被宦官击倒在地。

宫门关闭的瞬间，隔绝了内外，也宣告了李训计划的彻底失败。

仇士良等宦官惊魂稍定，立即以皇帝名义下令关闭宫门，出动神策军，在皇城内展开疯狂报复性屠杀。

李训、郑注及参与其事的大批朝臣如王涯、贾餗、舒元舆等，无论是否知情，皆遭灭族。

长安城内，神策军纵兵剽掠，血洗坊市，被牵连杀害的吏卒、商贩、平民数以千计，尸横遍地，血流成渠。

经此一役，宦官势力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因仇士良等彻底掌控禁军而气焰熏天。

文宗皇帝则完全沦为囚徒，在宦官严密监视下郁郁寡欢，几年后便含恨而终。

李训、郑注，空有除奸之志，却无周密之谋，更缺沉毅之勇。

他们低估了宦官的警觉与狠辣，高估了己方的控制力。

一场本可谨慎谋划、分化瓦解、徐图缓进的斗争，被他们操切地演变成孤注一掷的豪赌。

庸人扰之，非但未能廓清朝堂，反将皇帝与忠直之士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使唐王朝的暮色更加深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沉痛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绝非主张消极无为。

其深意在于警醒后世：治国理政，当明察大势，慎持中道。

真正的智慧，在于洞悉“无事”之下的平衡与生机，在于懂得“不扰”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治理。

风起于青萍之末，祸生于轻忽之间。

赵括轻狂，葬送四十万生灵；王莽复古，搅碎天下安宁；王安石峻急，撕裂百年承平；李训操切，血洗长安宫阙。

他们或怀揣理想，或自诩高明，却皆因脱离实际、刚愎自用、急功近利，硬生生将平静搅成惊涛。

历史反复印证，最大的祸患往往并非来自外敌，而是源于内部的盲目“有为”与无谓扰动。

治大国若烹小鲜。

能辨清何时该静水深流，何时该雷霆万钧，方为真正的定力与智慧。

天下本无事，慎为扰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