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智造时代，中国为何急需重提“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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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也是生产力

【今天，“智”才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来自网络】

吾球商业地理：

传统儒家兼顾“内圣”“外王”，并以道德为“第一义”，视自然知识与科学技术等形而下的知识是“小道”“末义”。但方以智的出现显然改变了这一切。他的崛起，和明朝短暂的“文艺复兴”有很大关系。但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在科技上起了大早，我们这个国家却赶了个晚集？但毫无疑问，对今天重视新质生产力的智造时代而言，方以智就像是百年前的精准预言。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网络（侵删）；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比起王莽，身为安徽桐城人的方以智，更像是“穿越者”。

尽管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但是他饱读诗书，广泛涉猎，少有才名。他一生颠沛流离，但颇为传奇，早岁（1611-1639）为才人士子、诗酒狂生，中岁（1640－1652）为忠臣孝子、行吟屈子，明清鼎革之际出家为僧，只为坚守遗民志节；晚岁（1653－1671）游走于世出世间，会通儒释道三教，出世还传救世方。而究其本色，乃一哲人学者，当与顾黄王并列“清初四大家”。但不管如何，好学不倦的方以智，涉及到的学术领域极广，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但大多遭禁毁和佚失，存世和新发现并整理出来的有《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易余》二卷、《切韵声源》一卷，另有《浮山文集》（前后编）二十二卷，以及《方子流寓草》一卷等，基本收入了《方以智全书》，目前学界仍在搜集、整理和补编。

【方以智|来自网络】

你很难想象，他曾经写过了《物理小识》一书，全书共十二卷，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农学、工艺、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这里面就包括，他在实证的基础上接受了地圆说；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在医学生物学上，他引入了西方的解剖学，介绍了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这在当时都是很前卫的……要知道，经过了充斥着“闭关锁国”这一字眼的中国近代史的割裂，我们学习的物理、化学，都像是西人的主导。而方以智的出现，无疑也印证了我们这个国家，其实自古就有科技的传统，就有睁眼看天下的作为。我们中国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上，其实也曾有过自己的位置。

事实上，如果回过头，看我们在陶瓷、丝绸、茶叶、制药等各大技艺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像由失腊陶范铸造法成就的青铜制造工艺就远远领先西方的步伐，遑论影响天下的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文明是交流互鉴的。没有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欧洲国家可能就无法开启自己的“大航海时代”；没有中国人发明的造纸印刷术，西方文艺复兴或许还要迟滞更漫长的时间。

甚至，有人认为，西方的工业领头羊、蒸汽机革命的技术起源，其实就来自中国，利用了中国的木制风箱原理，只不过将其改变成金属制品。还有，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计量标准，都晚于中华历史。

但另一方面，在西方热热闹闹进入工业革命，并逐渐以铁甲船替换我们的帆船时，我们却很久不识方以智了，从明末清初的纷繁杂乱，再到清末民初的被动挨打，方以智以及以方以智为代表的科技力量，在时代车轮反复碾压之下，似乎已经消失殆尽。只是到清末时，像魏源、林则徐、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再次睁眼看天下，才让我们恍然觉得，方以智并不曾离去，他还依旧在影响着国人的心智。

今天的我们，需要重拾方以智，除了借此提振我们自信的同时，也时刻告诫自己，我们需要在科技上继续发力，继续前行，这样才能对得起前人的苦心，和后人的厚爱。

在这里，我们特意请到桐城文史研究学者、《方维仪传》作者陶善才，来谈谈他眼中的方以智，以及重提方以智，对今天的意义。

王千马：您作为桐城文史研究研究者，也对方以智家族投入了莫大的温情，曾写过《方维仪传》，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方维仪正是方以智的胞姑。

陶善才：文运通，则国运通。我对方以智家族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方以智本人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是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驾齐驱的杰出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所在的家族——桐城桂林方氏，更是明清桐城五大文化世家之一，出现了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方维仪、方苞、方观承、方东美等诸多名人，他们在桐城地域文化乃至中国明清时期传统文化的构建和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现在的人们已经普遍知道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创者，是桐城派鼻祖，但学界可能还非常关注“桐城方氏学派”，这个学派早于桐城派，也可以说是桐城派的源头，其奠基人是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成员都是方学渐的子孙和相关姻亲，而方以智是这个学派的集大成者，直到清初，该学派才分化后，分别与清代的汉学、宋学合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方以智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他体现的是一个文化大家的经年累月的底蕴积累的过程。

您也注意到了，在我刚才提及桐城桂林方式家族代表人物时，也提及方维仪。比起她的后辈，也是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乃至身为中国哲学家的方东美，她的名气没那么显著。但是她是桐城这块文化热土的名媛代表，也是一个深受家学熏陶，年少即博得才名，却一生坎坷悲苦而又不愿向命运屈服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体现了桐城女性的包容、坚韧。清初词坛领袖陈维崧，曾在其《妇人集》中称赞：“桐城姚夫人，无大师（方以智法号无可）姑母也。酷精禅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阁集》，文章宏赡，亚于曹大家矣。”这位桐城姚夫人就是方维仪。和她有得一比的，是弟媳，也就是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同样被称誉为“诗字琴画刺绣，种种精绝”。

某种意义上，正是家学传承，影响了方以智。除了书画之外，作为姑母，方维仪在很多地方都极其具有母仪阃范，比如她十七岁嫁给同乡文士姚孙棨为妻，姚病故，而遗腹女也夭折，遂守志婆家清芬阁。大概是因为家学及个人际遇，她的“清芬阁”，经常聚集一班才女，写诗作画，品评历史，关怀现实，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名媛诗社；她还公开写诗强调忠孝节义的家风，并写诗鼓励侄女方子耀“峻节垂青史，百世为母仪”……这些无不深刻地影响了方以智。

【方维仪《罗汉图》|来自网络】

方以智早在12岁就因母亲去世，又因父亲方孔炤长年宦游他乡，而跟随在方维仪的身边。她不但在尽一位母亲般的抚养子女的责任，而且还在尽一位家庭教师般的教育子女的责任。《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方维仪小传中即记其“教其侄以智，俨如人师”。而所教授内容，如方以智曾写，“智十二丧母，为姑所托，《礼记》《离骚》皆姑授也。”“历八年所，无间色矣。”总之，她用她的母性抚慰了侄子丧母之痛，又将自己的全部知识悉心传授给方以智，以尽为师之本份，更重要的是，她还时时关注侄子在未来的成长。也正因为方维仪的抚教和培养，这个出生于官宦世家、青少年时代曾经是诗酒狂生的方以智，才逐渐成长成熟起来来，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

王千马：有些奇怪的是，跟着一位传统世家名媛长大的方以智，是怎样拥有了自己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精神。

陶善才：对此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及到方以智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精神的形成。在我看来，它应该源于方童年时代就有的“好穷物理之癖”。

童年时，他曾随父宦游闽海，受热爱西学的父亲的影响，也常摆弄光仪，做过“小孔成像”实验。后来，方以智提出一种朴素的“气光波动”学说，认为光不走直线，并据此批驳了外国传教士有关太阳直径有日地距离三分之一大的说法，这是前无古人的学术贡献。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领先于同时代人。泽园读书时，他还制作“观玄仪”以观天文，造“木牛流马”探求机械原理；流寓金陵时，也曾向西方学者“问历算奇器”，仿西文作汉字字母“旋韵图”。

传统儒家兼顾“内圣”“外王”，并以道德为“第一义”，视自然知识与科学技术等形而下的知识是“小道”“末义”。而方以智的知识观则有了重大转折：视自然知识与技术为独立的专门学问，提出“智统一切”“三德首知”这一与儒家仁知关系相反的命题，强调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验性。可见，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能够洞见传统儒家知识观弊端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学者。

有趣的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在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被评价为“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以至于日本学者据此把Physics译为“物理学”，这个译名后来又传回了中国。

王千马：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在哪些方面吸引您？您又如何看待他的价值？

陶善才：被称为“南国儒林第一人”的王夫之，曾与方以智惺惺相惜，称“桐城阁老”方以智（因方以智曾任南明永历东阁大学士，故有“阁老”之称）“姿抱畅达，早以文豪誉望动天下”。当代学者蒋国保认为，“方以智是桐城方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理论上高出明末其他各派，对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作出了划时代的建树。”今天，我们谈桐城派必谈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但往前溯源，也不得不谈方以智。

其实对方以智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像致力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侯外庐学派就在方以智研究上一度走在了前列。是侯外庐先生挖掘出被埋没了三百年的方以智，也是侯外庐先生将其定位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在侯外庐先生眼里，方以智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上一位极重要人物，并将其思想概括为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以及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元论。侯外庐先生曾经概括国十六世纪中国“出现了四种进步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其中一是以王廷相、吕坤为代表的“启蒙者先驱的反道学的哲学思想”，二是以以王艮、何心隐及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反封建的异端思想”，三是东林党人的社会政治思想与人道主义，四是以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的著述为代表的“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们的与自然科学相联结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而“方以智虽然是十七世纪初的人物，但它直接和这一派相联系”。

我也注意到，方以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徐光启，也提及他的父亲方孔炤：“自徐元扈（徐元扈当为“徐玄扈”，清人为避康熙帝讳，改“玄”为“元”）奏立历局，而《崇祯历书》今成矣。老父以学者从未实究，故作《崇祯历书约》。”反映他们父子两代对于徐光启的崇敬之情。

王千马：上海人对徐光启应该更有感情。

陶善才：谁说不是呢，他是上海人在科技领域的代表。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但比起他的官职，更让人对他心生敬佩的是，他一辈子都在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他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与毕方济合译了《灵言蠡勺》。在对待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知识，徐光启整体上是采取接受的态度。今天上海徐家汇的形成，正和徐光启有很大关系。他曾在此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即安葬于此，其子孙都在其墓地周围聚居，并逐渐繁衍开来。我在这里说徐光启，其实也是从徐光启身上，看方以智的传承。

【徐光启|来自网络】

同样，也正因为有出版有《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写就《天工开物》的宋应星，著《农说》的马一龙，撰有《农政全书》的徐光启，编《筹海图编》的胡宗宪，以及方以智等人的前赴后继，让遭受元战乱巨大破坏，导致科技或文化出现大挫折的中国，有了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让中国在与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科技文化蓬勃发展的西方比较中，一时不落入下风。当然，这种中国式短暂的“文艺复兴”，和明朝后期人口数量的大幅度膨胀，以及东西方文化科技的交流，社会思想或出版书籍的自由环境，书籍制作综合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等原因有很大关系，它们共同促使明末科技知识的大繁荣。

常常想，如果不是明清鼎革，方以智的成就也许会更高，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水平不会因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打击，再一次出现停滞。

王千马：这是不是也证明我们这个国家，其实很早就有“科技含量”？我们为什么又一度落后于世界？

陶善才：在很长时间内，我们谈到“科技”，总是言必西方。潜意识里，总是觉得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在科技上是落后的。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上走在前列的西方，的确在现代科技上创造了很多开篇之作。

但是在传统科技上，如犁的使用，中国是给世界打了模子。中国的犁是由耒耜（lěi sì）发展演变而成，使用牛拉耒耜之后，渐渐有了专属名称——犁。它早在商朝就出现了，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更是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出现铁犁，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它的缺点在于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高），这也意味着，到了两汉时期，铁犁牛耕已经得到推广和普及。到了唐代，江南地区为适应水田耕作产生了曲辕犁，又称为“江东犁”。曲辕犁减短了犁架，加装了犁评、犁壁，让以前要两头牛拉变成一头牛，且实现了深耕，能让百姓更容易开垦荒地，提高个体能耕种的面积。这也是中国在农耕文明上一直表现很亮眼的原因。17世纪时，荷兰人在印尼的爪哇等处看到当时移居印尼的中国农民使用这种犁时赞叹不已，很快将其带回荷兰并传播开来，惠及了欧洲的农民。

除此之外，二十四节气的设立，以及在各大名著都会写到的观天象，包括诸葛亮赤壁借东风，更是传统人民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纺织技术更是长期领先世界。尤其是元代，流落到海南岛崖州（今海口市）的黄道婆在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习纺棉纱、织棉布的技术后，回到故乡加以推广和改进，更使弹棉的速度和纺棉的工效迅速提高。在黄道婆的影响和带动下，松江成为当时棉纺织品中心，所产的“乌泥泾被”名满天下，推动了长江下游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

【黄道婆|来自网络】

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容易让一块区域、一个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封闭性发展。吴晓波曾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把一个国家比如成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有与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转，也有与自身条件相符的自转。“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到了14世纪的明朝，中国从唐宋还有元时期的对外开放，一下子就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除了“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更重要的是，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与“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尤其是“棉花革命”将古代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它可以帮助专制帝国借助“男耕女织”这一民生方式的推广，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当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这也让中国自宋代以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自此彰显，与世界的发展趋势，也逐渐背道而驰。

浙江大学知名社会学专家赵鼎新老师也认为，由于商业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富庶地区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然而，明清时候的中国，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形式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晚期中华帝国维持灿烂的商业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国庞大的领土和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长期政治稳定。当欧洲人在19世纪持着现代武器抵达中国时，中国并没有走向工业革命而是走向王朝的衰落。中国并非自发地迈入现代化，而是被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拖入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所以，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就写到这样的对比，中国在十八世纪，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禅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时期，正值英法争雄于欧陆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当他在位的后期；法国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庆帝时代，则为拿破仑称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庆十二年，已应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国的学术思想来说，此时也算是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所谓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皆荟萃于此时。他们治学的方法，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他们的工作还只能比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工作，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若何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实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记》等书》，但终为旧时代所谓“王政”的观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

不得不说，陷入农耕文明的内在封闭，以及为封建的特权专制的思想所束缚，导致中国人在科技的发展上起了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这也就像，我们是诞生了四大发明的国家，但我们的火药到最后只用作了鞭炮，而没有去发展枪炮。明时还有红衣大炮，但到清后，热兵器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甚至得用抬枪去打洋人的军舰。在这背后，是和世界的交往的断裂，导致清政府很长时间内没有意愿发展热兵器（因为对付国内的动乱，抬枪就足够了），更重要的是，在原料和工艺上均没有找到很好的突破口，到1840年前后，清政府年产铁约2万吨，仅是英国的1／40，而且铁的质量很低劣。其次，铸造技术也很关键，当时英国已经大量使用新式铸造技术和机床加工，而清政府则没有此类技术。更重要的是，当年的英国人已经有比较先进的开花弹（定时爆炸的榴弹）、燃烧弹、穿甲弹、霰弹等等，但我们只有明末的实心弹和链弹（打桅杆用的）……这也导致，在鸦片战争之后，我们遇到西方列强总是一败再败。

所以，我们今天要想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重视科技的发展，要重提方以智。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只有跳出封闭的农耕世界，我们才能见识到更广阔的天空。但另一方面，我们依靠着后发优势，努力地在科技赛道上进行追赶时，也一定要谨防自己变得过于功利。我们今天之所以在与世界的比较中，依旧被外人所看轻，也在于我们自身的“瘸腿”，在基础科学上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像方以智当年写《物理小识》一样，从基础做起，要知道，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这也许就是“无用之用” 。

王千马：今天，我们在不断的强调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并由此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化。我感觉“方以智”的名字就像今日中国的预言。

陶善才：今天我们再谈起方以智，一定会认为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和地位被低估了，在现代自然科学史上，他应该获得与他实际成就相应的地位和荣誉。他应该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开拓者，是中国具有现代科学思维第一人。当然，我觉得重新评估他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继承他的现代科学思维，以及在各种实践中落实科创。

幸运的是，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图自强；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开始思想启蒙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培养图存图强的现代化人才，开启了中华民族风云激荡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国策，高度重视科技和自主创新，两弹一星，震惊世界；改革开放后，伟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成为国家战略，科技投入加大，一大批国家科技项目上马，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技是核心竞争力，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已经与国运紧密相连……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国家知耻而后勇，正高举着现代化的旗帜，向科技进军，向未来进军。

今天无疑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搏击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我们需要努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化。这里面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也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重构提升原有产业布局，用“老树发新芽”的战略思维破解发展难题。事实上，我们很多传统产业都不是夕阳产业，像鞋袜，到今天依旧属于刚需。我们并不能因为它很传统，就放弃它们。相反，我们可以像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那样，敏锐捕捉国内消费升级动向的同时，从面料、设计、工艺、流程管理等方面持续创新，像华宇铮蓥集团研发的防水鞋面材料，水流不断从网眼密布的表面流过，面料另一面却干燥如初。而面料的上游企业如福建百宏集团，也持续推出防水纤维、仿棉纤维、仿蚕丝纤维、阻燃纤维……众多新型纤维丝产品。在晋江，有不少纺织鞋服产业建立起自己的创新实验室，加大研发投入。像安踏就拥有脚型扫描仪、足底压力测试跑道、三维运动捕捉系统……诸多专业仪器设备，特步则说，“鞋服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总而言之，通过新旧动能转换，通过给传统产业加入智慧因子，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新型工业化的机遇，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这里面除了要努力催生新形态、开辟新赛道，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要强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在工厂内部，建立智能化的“灯塔工厂”，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从上料、零件加工到物流配送全流程无人化生产；而工厂与工厂之间，也要推动要素的流通，2024年广东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大湾区之间要素流动支持。而上海之所以能在长三角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也在于它与江浙皖等地区的“智动”。

某种意义上，通过智慧，我们从纵向上，可以构建技术、产品、商业模式、新业态、文化等紧密连接的创新链条，从横向上，亦可构建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每个创新环节紧密连接的创新链条，最终，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提升、生产力的跃升，培育出一批先导性、支柱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当然，使用智慧很重要，我最欣赏方以智的，还是他提倡“函雅故、通古今”，具有“尊疑”和“求实”精神。当年他一方面学习、记录、传播当时西方的科学知识，一方面又不是全盘接受，对其中有些自己怀疑的结论，通过实验或者演算，予以证伪。所以未来的中国，兼容并蓄，但也需要批判地学习，让世界的智慧很好地变成中华腾飞的因子。

未来的我们，一定不会再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备 注

本文原刊于2024年《上财商学评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