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养成史：以草法写行书，开创新境界！颜真卿草书第二话

（续上）

颜真卿在其所写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亦称：“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 由此可见，张旭性格 “颠逸”，这已然是其友人间的普遍认知。同样，对于怀素的性格，与颜真卿同时代的陆羽，在《僧怀素传》中有着如下描述：

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目得之。于是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

另外，怀素的舅舅钱起在《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的诗中也有相似的描述：

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 醉里得真知。

御史李舟更是将张旭性格的 “颠逸” 与怀素性格的 “狂放” 相提并论，直言：“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 对于这般 “以狂继颠” 的评价，怀素非但不排斥，反而极为认可，甚至还颇为得意地将这段文字收录进自己的《怀素自叙》之中。

颜真卿的性格显然与张旭的“颠逸”和怀素的“狂放”差异甚大。他更倾向于在相对沉稳、内敛的心境下进行书法创作，通过笔墨传达内心的情感与思想，而非以一种极具表演性、轰动性的方式来呈现书法艺术。故而，性格因素成为颜真卿不主动创作类似 “颠张醉素” 题壁狂草的重要原因之一。颜真卿，无疑是一位大事面前临危不惧，小事之上亦一丝不苟的人物，坚守原则，全力维护宗法纲纪，毫不懈怠。

广德二年（764），在一场庆功宴上，主持者尚书右仆射郭英乂为了讨好宦官鱼朝恩，刻意抬高其座次，使其高于六部尚书之位。对于这样一件众人皆知却选择缄默的 “小事”，颜真卿却偏偏要坚持原则，绝不姑息。他当即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地给郭英乂写了一封长信，言辞犀利地指责郭英乂藐视礼仪、谄媚鱼朝恩的行为。

信中字里行间，充盈着一股清刚之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颜真卿刚介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特质。这封流传至今的书信，便是备受米芾盛赞，称其 “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 的《争座位帖》。

无论是如《祭侄文稿》这般，在国仇家恨的 “大事” 中，将悲愤之情融入笔墨，展现出的忠勇坚贞；还是像《争座位帖》，于朝廷礼仪的 “小事” 上，坚守原则，彰显出的刚正不阿，都深刻地反映出颜真卿 “刚而有礼”、笃实正直的性格内核。这些作品，无疑都带有浓厚的庙堂气息。

然而，张旭的 “颠逸” 与怀素的 “狂放”，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更倾向于江湖民间的洒脱不羁。二者性质可谓大相径庭。诚然，颜真卿性格中确有雄强豪放的一面，但与张旭、怀素那种 “颠逸”“狂放” 的表现，实则有着天壤之别。古人云：“书如其人。” 性格对书法风格的影响不言而喻，正是颜真卿这种沉稳庄重、坚守正道的性格，决定了他绝不会去书写那种醉后癫狂的题壁狂草。如此一来，他没有纯粹的大草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一切皆在情理之中了。

三、时代使然，只能创新

唐代，无疑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闪耀着鼎盛时期的辉煌光芒。一代英主李世民，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与雄韬伟略，开创了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宋代苏轼曾有精妙评论：“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从当今视角回溯往昔，唐代文化人的创造力与自信力着实令人惊叹与佩服。李白一句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尽显青春豪迈，让后人深切感受到那个时代无穷的活力，故而世人尊其为 “诗仙”；杜甫以 “语不惊人死不休”“恐与齐梁作后尘” 的豪言壮志，追求诗歌艺术的极致，被后人尊称为 “诗圣”；韩愈倡导 “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以独特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赢得 “百代文宗” 的美誉。

其中，吴道子与杨惠之的故事尤为有趣。吴道子曾向张旭学习书法，后因自觉书法难以企及张旭，毅然改攻绘画；而杨惠之与吴道子一同师从张僧繇学画，却因吴道子画名太盛，杨惠之耻于居其次，遂决然焚笔弃砚，转而学习塑像。最终，二人皆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华，成为各自领域的翘楚，吴道子获 “画圣” 之誉，杨惠之则有 “塑圣” 之称。

由此可见，唐文化中处处弥漫着积极向上的创造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唐代独特的时代精神。身处盛唐时代的颜真卿，无疑深受这种时代精神的巨大影响。

当颜真卿从张旭处学得书法真传后，必然面临着自身书法发展方向的抉择：是否要追随其师的 “狂草” 之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深入探究一番。彼时，张旭狂草声誉如日中天，李白曾赋诗赞曰：“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多顾盼，四海雄侠皆相推。”

杜甫亦有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后来，唐文宗更是下诏，将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为 “三绝”。在当时，张旭已然荣获 “草圣” 的至高美誉，其狂草成就已被推至时代巅峰。倘若颜真卿选择踏上狂草之路，他能否超越张旭？又或者，他是否甘愿屈居人后？显然，这两种情况皆非颜真卿的选择。

当然，他也并未如吴道子那般，因自觉书法难以与张旭比肩而改攻绘画，而是另辟蹊径，将草书笔法体势巧妙融入其他书体之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书法创新之路。

在整个唐代，楷书与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行书的整体成就却相对逊色，成为唐代书法的薄弱环节。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影响。

在以书取仕的背景下，明确要求书法必须 “楷法遒美”，这就使得唐代楷书发展迅猛，达到极高水准，而社会对行书的重视程度则远不及楷书。另一个原因在于行书取法过于单一。唐初对王羲之推崇备至，“二王” 书迹在民间几乎被搜罗殆尽，书家们可供取法的大多是《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拓片。如此一来，从初唐到晚唐，唐代书家所写行书大多带有《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影子。

受这两个因素制约，唐代书家的行书普遍以楷法书写，形成了一种法多于意的 “楷法行书”，即便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大家，也难以摆脱这种风气的影响。

面对这一现象，颜真卿独具慧眼，毅然另辟蹊径。当他人皆以楷法写行书时，他独树一帜，选择以草法写行书。他所作行书，转笔多于折笔，圆笔多于方笔，结字器宇宽博，行笔纵逸拓放，线条犹如熔金泻地，气势宏伟浩荡，以粗犷豪纵的风格，一扫当时流行的纤丽之风，为行书创作带来了崭新的时代风貌。

现存于世的《颜真卿行草三表帖故宫原拓》、《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颜真卿争座位帖上图宋拓陕本》等颜真卿行书作品，皆为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作。

颜真卿书法能取得这般非凡成就，除了得益于时代的滋养，无疑与他自身全面的艺术修养紧密相关。单就书法本身而论，他对篆、隶、楷、行、草五体书法皆精通娴熟。诚如吴缶庐所言：“贵能深造求其通。”

他之所以能够创立颜体楷书，正是融入了篆、隶笔法以及北碑的形体；而从本文的研究不难看出，他创立颜体行书与破体书法，与他擅长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这就好比一位武林高手，凭借真气内力打通 “任督” 二脉，从而成为一代宗师。而颜真卿所具备的艺术修养，恰似那打通书法 “任督” 二脉的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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