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河上的“活史书”！带你探秘这座“铁血大桥”背后的传奇故事

本文节选自《中国公路》杂志2025年第2期

文/甘肃省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杨永鹏

桥，以其坚韧不拔之姿，横跨于江河湖海之上，连接着此岸与彼岸，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它不仅是交通载体，也见证着从古至今的一场场风云际会。

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省道309线上的临园大桥（前身为康家崖渡口，后改渡建桥）横跨洮河，全长123.48米，始建于1959年，是兰州连接临夏、甘南、定西地区的一座重要桥梁，由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负责养护。

▲甘肃省道309线临园大桥

站在洮河边，抚摸着大桥高高隆起的脊梁，仿佛能感受到它跳动的脉搏与内在的力量，于无声处诉说着沧桑巨变。从这里启程，驱车沿洮河畔广河县的乡道539线前行约11公里，便抵达了著名的齐家坪遗址。齐家文化，这一距今约4300年至3500年的古老文明，得名于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广河县齐家坪的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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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河，是黄河上游第二大支流，全长673公里，发源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一路呼啸奔腾而下穿过临洮盆地，在临洮县康家崖和广通河交汇后继续向北流淌，在永靖县龙汇山下与黄河交汇，形成了鸳鸯锅般“黄洮交汇”的自然景观。而地处洮河和广通河交汇处的康家崖渡口，是洮河上的一处古渡口，在历史上为临夏通往兰州、定西的重要津渡，距定西市临洮县城25公里，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北宋时期。而康家崖对岸的广河三甲集自古以来是临夏的重要门户，有着“西北第一集”的美誉，在交通、军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历史遗存，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人类灿烂的古文化瑰宝。自1924年齐家坪遗址首次被发现以来，这里逐渐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与专家的目光，他们纷纷慕名而至。通过临园大桥，沿着乡道539线，学者们实地考察了齐家坪史前遗址，深入探究齐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自此之后，临园大桥不仅成为通往探寻史前文化之路的重要通道，还肩负起推动乡村振兴的使命，承载着多重要义。

康家崖渡口在今临园大桥上游400米处，起初为无定摆渡，俗称“放野渡”。

北宋后期，宋朝对熙河（临洮、河州一带）地区蕃部采取武力招抚的策略，史称“熙河开边”。史书记载，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二月，王韶统军进攻河州，他先筑香子城，控扼要地，复遣军渡洮河（甘肃碌曲、岷县地区），攻克康乐城（今属临夏），自率军破珂诺城（后改名定羌城，今甘肃广河）。四月下旬，王韶还熙州，遣军平南山之地（今甘肃临夏东）、筑康乐城与刘家川堡（今甘肃广河东）、结河堡（今临洮县西北六十里康家崖一带），打通饷道。通过奋力激战，打败瞎征，收复河州。这是洮河康家崖渡口首次以军事用途出现在史籍中。

▲明代万历版《临洮府志》记载：熙宁六年春（公元1073年）二月，王韶取河州，抓获木征妻子。

据《临洮县康家崖村史及康姓源谱》介绍，甘肃康氏在北宋末年、从陕西潼关黄河南岸迁入熙河（古临洮县）屯田。随着屯田戍边制的不断完善和民间贸易的发展，康家崖渡口成为洮河上一处重要的民间渡口。

明代实行里甲制度，甘肃省广河县东北部建置为三甲，故名三甲。临夏商人充分利用其地处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有利位置，开展商业贸易。三甲集在明朝时就有“茶马互市码头”的称誉，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而康家崖渡口则在茶马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平定西北战乱。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至十月间，左宗棠下令分别在狄道城西门外和康家崖两处搭建浮桥，率军渡洮西进，攻取河州门户太子寺（今广河县城）平乱。资料所载：“八月己巳，宗棠檄中，左路自狄道支浮桥先济。庚辰，渡毕”。

此后，左宗棠对兰州至河州的驿道展开了大规模的整修工作，特别是对临洮康家崖至河州之间的道路进行了全面整修，以确保军队的顺畅行动。自此之后，从太子寺至三甲集一线，由于道路变得平坦，成为连接河州与兰州的又一条交通要道。同时，康家崖渡口也因其地势险要和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崛起为洮河之上除临洮永宁浮桥和唐汪川渡口之外的一个重要渡口。

清光绪年间，当地居民在康家崖设渡船一只，以济往来。后渡口时为官营、时为民营。《河州续志》（清宣统）记载，康家崖，设官船一，遇有修理，河七狄三，各由本州领款修理。

民国时期，该渡口由洮河两岸的宁定（民国时的广河县）、临洮两县10庄人共同管理，置办1艘简易大木船，以钢缆维系，滑轮拖曳摆渡，主要摆渡人、畜和大车。

民国35年（1946年）9月23日，甘肃省政府拨赈济款1030万元，修建洮河康家崖浮桥，造舟为梁，加铺木板，供人畜及轻便车辆通行。

1949年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领由一军、二军及附属于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组成的南路大军近10万人，经由天水、临洮，向临夏进发。

洮河浮桥位于临洮城西，康家崖渡口以北。当时，驻守在临洮、洮沙地区的国民党马步芳军队，在溃逃过程中推倒了康家崖渡口的石笼，将钢丝剁成数段，并放火烧毁了康家崖浮桥及渡口上的所有渡船，企图以此阻止解放军的西进步伐。

8月16日，中共洮啣区工委接到修复康家崖渡口的任务后，迅速组织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300多名民众参与修复工作。经过努力，于8月21日成功拼装成一只大型渡船，该渡船一次可渡运一辆汽车或百余人。渡口修复后，当地民众自发轮流在渡口值班，积极协助解放军拉渡船、搬运物资、提供茶水，并随时准备维修渡船和码头。

8月17日下午，解放军开始着手抢修洮河浮桥。新成立的中共临洮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动员并组织木工、铁匠、水手和浮桥管理工等100余人，全力协助解放军开展抢修工作。经过连续3个昼夜的奋战，于8月19日21时，在水深6米、水流速度每秒3米的洮河上，成功重新架起了一座长125米、宽9米的浮桥。解放军跨过洮河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临夏，震慑了兰州守敌。

1949年10月到1953年3月,康家崖渡口仍由两岸村民轮流经营，渡工仍由曾协助人民解放军过河的原班人马管理和济渡。1953年7月，原甘肃省交通厅派员接管了渡口，成立了渡口管理所，配备了渡工和所长，并纳入甘肃省交通管理体制。渡工除自愿回家者外，余下的30多人，作为正式渡工留用。

▲1956年，一名曾协助解放军渡过洮河、后加入公路队伍的渡口所职工的退休申请。

1954年5月，原甘肃省交通厅决定成立临夏养路段（现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1956年初，甘肃省交通厅将康家崖渡口划归临夏养路段管辖。临夏养路段当时共下辖4个工区、1个渡口所和1个管理站，共计6个下属单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同年11月19日，临夏回族自治州正式成立，标志着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在12月27日，原甘肃省交通厅又批准兰郎公路临夏养路段更名为临夏公路段（现为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1956年11月，康家崖渡口便桥正式通车，渡口也随之停止运营，渡口所的渡工全部成为养路工。随着兰郎公路路况的逐步改善和交通流量的不断增加，桥梁和涵洞不足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这对公路通行能力和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

▲1956年11月22日，甘肃省交通厅关于康家崖便桥行车问题的批复。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1958年9月，甘肃省交通厅决定在临园段洮河上（康家渡口）修建一座大桥。经过努力，大桥于1961年完工，康家崖渡口也被改建为木桁桥。然而，为了满足更长远的发展需求，1964年，原甘肃省交通厅再次作出决定，将临园大桥改建为永久式大桥。这座新大桥为钢筋混凝土钢板梁桥，全长123.47米，桥面宽度达到8米。工程于1965年3月正式动工，同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

自此，临园大桥的建成不仅贯通了两岸交通，还带来了两岸地区的显著变化。康家崖渡口被这座现代化的大桥所取代，数百年的摆渡历史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临夏公路总段对临园大桥开展了多次维修与加固工作。由于该大桥位于兰州至临夏干线公路的咽喉位置，交通流量巨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宽度仅为7米的行车道，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为了提升大桥的通行能力，在2006年兰郎公路改造时，特别加固了临园大桥的桥墩，进一步提高了大桥的承载能力。

2019年，已服役54年的临园大桥被评定为四类危桥。2020年3月15日，临园大桥正式启动改造工程，该工程由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负责实施，总投资额达到1101.6万元。经过近200个日夜的紧张施工，该桥于2020年9月30日全面竣工。此次改造后的桥梁设计荷载提升至公路一级标准，桥梁宽度也加宽至12米，有效消除了以往路宽桥窄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斗转星移，岁月更替。不经意间，山河万物已悄悄换了容颜，76年前，解放军抢修康家崖渡口及洮河浮桥，浩浩荡荡通过了洮河天堑，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临夏，为临夏人民带来新生活的希望，由此开启了临夏大地发展的新篇章。穿越76年的时光，这段红色历史依然具有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76年来，临夏地区的公路事业以解放军渡过康家崖渡口为起点，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代代临夏公路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秉承家国情怀和拼搏精神，发扬临夏公路“虎关精神”，用团结克服困难、用智慧排除艰险，为人民提供了便捷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一桥承古今，临圆大桥传承着历史的记忆，承载着曙光与希望，见证着时代变迁。放眼如今广袤的临夏大地，一座座桥梁点缀在一条条公路上，犹如蛟龙飞旋在山谷间，或飞跃在城市上空，或盘踞在河流之上，巧妙地编织出错落相连、顺畅通达的路网结构，道路交通由此从平地走向立体，承载着如织的车流，书写着这块黄土地的希望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