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光】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一）

冯天瑜：握瑾怀瑜 成风化人

冯天瑜 武汉大学供图

3月23日，东湖之滨，珞珈山下。一场特别的新书发布会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举行。

伴随着油墨清香，学术新著《周制与秦制》摆放于讲台中央。这是一位耄耋老人潜心研究20年、在生命尽头以病房当书房写就的“关门之作”。

发布会现场，新书作者却憾然缺席。2023年1月12日，执教数十载、治学不停歇，敦厚儒雅的冯天瑜先生，溘然长逝，终年81岁。

他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华文化史领域学术大家。他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历史文化语义学”，对中国文化研究贡献卓著，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集其学术之大成的《冯天瑜文存》共17卷20册，皇皇近千万字，规模之宏大、涵盖之广远、思想之深邃，令人赞服。

1979年，37岁的冯天瑜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任教，由生物专业转攻心向往之的历史，专研少人问津的文化史。他创建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1994年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又陆续创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一生培养了近50名硕士、博士。

终其一生，冯天瑜溯源中华元典、探寻文化生成，倾尽心血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将言传身教的人文教化，融入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人生。

冯天瑜为学为师，寸阴尺璧，惜时胜金。

去过冯天瑜家的人，都对客厅悬挂的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印象深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几年，冯先生也是清晨5点即起，伏案写作。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冯天瑜的学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

武汉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新忆起，有一次在外地开学术会议，他去冯天瑜入住的酒店拜访：“快到门口时，保洁阿姨好奇地向我打听里面住的是什么人，每天用餐后就回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是个怪人！我敲门进去，但见先生正哼着小调，手持书稿来回踱步，桌旁还放着早餐剩下的半个馒头……”

世纪之交，冯天瑜曾在日本讲学研学5年，只要有空便扎进图书馆，成为每天最先入馆、最后离馆的读者。回国前，图书馆工作人员自发列队欢送，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刻苦的学者”。

惜时勤勉，也是冯天瑜对学生的要求。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薇回忆先生指导自己博士论文时的情景：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冯天瑜要求她抓紧时间不松懈，“写完一章交一章”，这令她丝毫不敢怠慢。“后来，论文获得了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出版后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也养成了惜时敬业的习惯。”张薇说。

冯天瑜为学为师，专注执着，不改其志。

“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唯一价值。”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感慨。冯天瑜曾有多次进京任职、当大学校长的机会，但都放弃了：“任职当官亦可大有贡献，只是我一心做学术，故辞谢之。”

一心学术，使研究广博深厚。课堂上的冯天瑜，汉学，宋学，吐鲁番文书，东亚同文书院调查，乾嘉考据学，三重证据法……古今中外的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先生未尝一日废学停思。”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姚彬彬看来，冯天瑜人生的最后10年，是又一个学术爆发期，“《周制与秦制》，初稿约四五十万字，先生每天写作8小时以上，一年半便完成了书稿。2022年底进重症监护室的头两天，先生还在修改书稿。这种工作强度，纵然是年轻人，也自愧不如。”

写作是冯天瑜的“止痛药”。冯天瑜做过多次心脏手术，2016年夏天罹患结肠癌接受放化疗，反应大时每分钟呕吐一次。他却一边输液，一边改书稿。

冯天瑜为学为师，淡泊达观，光风霁月。

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有些东西一用就是四五十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姜念琪曾走进冯天瑜书房拍摄纪录短片，对他家里的陈设印象很深：“沙发非常硬挺，没有能往下陷的海绵，包括两边的竹椅，都不是坐着很舒服的那种。坐在上面时，整个人会不自觉挺拔起来。”她心生景仰：“我们的人生，就应该像冯先生一样，不断丰盈自己的灵魂，不为奢靡浮华所惑。”

冯天瑜家学深厚，父亲冯永轩师承黄侃、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名家巨擘，毕生收藏了许多书画、钱币等文物，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舍得变卖一件。冯天瑜同样热爱这些“传家之宝”，整理出版了文物图册“冯氏三藏”（《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不少人欲高价收购这些宝贝，皆被谢绝。然而，他却为宝贝找到了更好的归宿——2018年12月，冯天瑜和其兄冯天瑾教授将数百件家藏珍贵文物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立“冯氏捐藏馆”。此外，他还将部分藏品捐赠给湖北大学和家乡湖北红安县。他说：“文物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为金钱的等价物！”

冯天瑜为学为师，心有大我，弘道天下。

“先生脾气随和，待人诚恳。住所‘门虽设而常开’，相识或不相识者登门，都热情接待。”何晓明告诉记者，“学生、同事、朋友托先生帮忙，新著作序、指导论文、查询资料……先生无不竭诚相助。”

江汉大学原副校长涂文学依旧记得当年登门的情形：“先生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陋室里，卧室书房不分。我们几个少不更事，常去先生家请教，有时甚至三更半夜去敲门。先生毫无责怪之意，总是热情相迎，悉心解答。”

《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向冯天瑜求教的学生，往往有“小叩大鸣”之感。临别之际，冯天瑜往往取出新作，问清姓名，工工整整在扉页写下“某某同志惠存”“某某君雅览”字样，馈赠一册。

很多人并未受教冯天瑜门下，却因曾受其点拨心存感恩，自视为先生的私淑弟子。

方学富曾是湖北武汉江岸区的一名技术工人，后来担任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长。他讲起当年慕名向冯天瑜求教的情景：“对几个年轻人的贸然造访，先生没有摆名人架子，轻声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书啊？我说，碰见什么就看什么，侧重艺术、科学和文史哲之类。他说，年轻人看书不要过于狭窄，开始可以泛读，之后再精读。我和先生交往半个世纪，他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冯天瑜倾心与历史“对话”，却绝不沉溺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他始终秉持“修身以淑世”“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理念，并以一生践行之。晚年，他不顾身患重病，尽心竭力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促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两届“大河对话”，策划“长江文明之心”及东西山水人文绿轴等城市重大战略布局。

“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诞敷文德’。”《中国文化生成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位历史学家以一片赤诚丹心，对民族、对国家的深深祝愿。（《光明日报》记者 王建宏 张锐）

任继周：莽莽高原上，悠悠碧草心

任继周 受访者供图

又一年绿树荫浓、鸣蝉声声，任继周迎来了人生中第100个夏天。尽管双眼视力有限，他仍然坚持每天工作5个小时。他还有昼思夜梦的事业尚未完成，还有念兹在兹的草业后学挂在心上，总想着再做点什么。

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他建立了现代草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创建了草业科学的学科框架和教学体系，创办了第一个草业教学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草业科学专业人才。近90岁高龄时，他又开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之先河。他倾尽积蓄培养人才，多年来累计捐资助学近700万元，2023年入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924年，任继周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亲历山河破碎、目睹民生凋敝的他，自幼发奋、夙夜苦读，立志用知识报效国家，后以高分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畜牧专业。

1950年，经老师王栋教授推荐、兽医学家盛彤笙先生邀请，任继周和妻子从南京一路辗转来到兰州，从此扎根西北大地研究草原。临行前，王栋赠其一副对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这份勉励，成为他奋斗人生的注脚。

西北的苦寒没有吓退任继周，相反，他对这片辽阔土地充满期待。“甘肃地跨长江、黄河、内陆河流域，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北内陆荒漠的交汇地带，草原资源太丰富多样了！有人觉得这个苦、那个苦，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大自然就是实验室，是没法取代的。”

任继周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野外考察，走遍了甘肃和宁夏的草原牧区，每年都会跑烂一双翻毛皮鞋。1954年，他执笔的《皇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草原调查专著之一。

为了定位研究、系统了解草原变化规律，他在天祝藏族自治县海拔3000米的马营沟搭起帐篷，开始驻点观测。“月夜清辉漫山梁，溪畔孤帐泛青光。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迹绕帐房。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薄帐一顶居雪地，饥寒无惧伴熊狼。”他用诗作描述了当时情形。

从一顶帐篷起步，这里成为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甘肃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在全国率先开展高寒草地改良研究。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3天在兰州教学，后4天到试验站工作。从马营沟到火车站，山路蜿蜒崎岖，河水冰冷刺骨，他凌晨4点就起床赶火车，从未耽搁教学工作。

1995年，任继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向他递出橄榄枝，他一一谢绝：“草原生态研究所在兰州，我就在兰州，哪里也不去。”

论科研，任继周硕果累累；论育人，他贡献卓著。牵头制订《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攻读草原科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对提高我国草原科学研究生整体培养质量起到奠基作用；提出以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培育学、草原保护学、牧草栽培学、牧草育种学等专业课为核心的草原专业教学计划，“草原调查与规划”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草业科学学科设计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课题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972年，我到甘肃农业大学读书，任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没有讲专业知识，而是讲草原学是干什么的、学了有什么用，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专业导论。他讲得生动有趣，我强烈感受到草原学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南志标回忆。

任继周认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天职。他以扎实的科研基础投入草业专业教学，通过专业教学使相关知识系统化，提高到新的理论水平。每讲一节课，他至少备课8小时，要求自己讲课语言精练、逻辑清晰、重点明确、理论联系实际。上课时，身着正装，站姿端正，他说这是对学生的尊重。

他要求学生做论文、搞研究一定要到牧场去。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牧场写完的。如今，任先生在全国各地建起草原试验站，学生们都要去牧场实习。任先生这样做，是想培养对土地有感情的人。”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侯扶江说。

他鼓励学生深入一线，用科研解决实际问题。

“任先生经常关心我的科研进展，建议我除了在实验室做科研，更要多去田间地头走一走，了解农牧民在生产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带着问题回到实验室……”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张金林说。牢记先生教诲，近两年，他开启了新的研究，尝试将植物根际促生菌用于退化草地修复和农业生态系统建设。

任继周关怀后辈，无微不至。

在手机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有学生给他写信，希望跟着他读博士，很快就收到任继周亲笔回信，信上细细列着博士考试科目。没多久，又收到第二封挂号信，特别说明上封信有误，数学和植物生理学任选一门考试即可……

时间观念很强的任继周，每天给自己安排计划表，一丝不苟地完成。这种惜时如金、勤奋自律的习惯保持至今。助手胥刚跟随他多年，常听他说工作成果的差距来自8小时之外，上班的时间远远不够，还要合理利用下班后的时间。

“作为学生，我感到一直都是任先生出题目，我们搞研究，似乎没有闲的时候，往往刚完成一个任务，新任务就来了。当时觉得很累，但成果出来后很有成就感，心里对任先生很是佩服！”甘肃农业大学教授胡自治感慨不已。

一边是茫茫草原，一边是三尺讲台。执教70多年，任继周为我国草业事业培养了一批科研、教学和管理领域的骨干力量，50多人被聘为草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0多人成为博士生导师。

从早年关注国民体质，到提出“藏粮于草”，尝试改造农业结构，再到提出并倡导正确的农业伦理观，任继周的思索从未止步。

2018年，《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出版；2021年，《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教材出版；在他牵头下，兰州大学组建农业伦理学教研团队，农业伦理学成为农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百岁三万六千天，耐得寂寞与凉炎。虔敬守我弘毅志，春华秋实法自然。”期颐之年，任继周写下这首小诗自勉。在2023年召开的中国草业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第四届大会上，他通过视频致辞：“我作为一个百岁老人，誓将有限余年全力以赴。但自忖力不从心，已经走到生命的边缘。今后的重任将由在座诸君，以及诸君的若干代后来人，代代相继，奋力向前，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还看不见的终点……拜托了，诸君！尽早到达生态文明新境界！”（《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于漪：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

于漪 徐晓冬摄/光明图片

人民教师应当是什么模样？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名字——于漪。

躬耕基础教育70余载，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于漪，成为许多教师职业成长中的关键人物。她的从教历程，已和新中国教师职业发展融为一体——

于漪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她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她倡导“德智融合”，强调充分挖掘学科育人价值……70多年间，她开设了近2000节公开课、培养了三代数十位特级教师、“带教”全国各地100多名青年教师、写下60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从培育学生到培养老师，从改变课堂教学到凝练教育理论，她躬耕教坛、与时俱进，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师者为师亦为范”的境界。

2019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于漪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此前，她还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改革先锋”等称号。

如今，95岁的于漪依然以奋斗的姿态站在教育改革和教师培养最前沿，默默践行“让生命与使命同行”的铮铮誓言。

于漪上课，讲求“以文育人，触动心弦”。

1951年，22岁的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最初教历史，后转行教语文。忆起当时，于漪笑言自己“连语文教学的门在哪里都摸不着”。干一行爱一行，她从语音、语法、修辞、逻辑学起，硬是靠自学啃完了大学中文系课程。

基础筑牢了。于漪开始打磨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她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为了备好一堂课，她常常要花10个小时、2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为了达到“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她一边训练思维，以“心明”带“言明”，一边撰写详细的教案，下力气修改琢磨，再背下来转换成口语。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学生念念不忘：“听于老师上课，是艺术的享受！”

20世纪60年代，凭借出色的课堂教学改革成就，于漪在上海语文教育界声名远扬。课上得越来越如鱼得水，她却越来越不满足，开始思索更深刻的问题：基础教育为人生奠基，到底要“奠”怎样的“基”？教师职责神圣，究竟怎样才算不辱使命？

“教育是给孩子的心灵滴灌知性与德性”“教师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要见书又见人”“每个学生都是发光体，每个学生都能做学习的主人”……这是于漪给出的答案，更是她的从教信条。

这样的课堂，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以文育人、触动心弦，是以生命唤醒生命、以人格塑造人格。“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的理念，让她把每一堂课都上成了精品课。

于漪带班，既重“教文”，更重“教人”。

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但她眼里从来没有“差学生坏学生”，“不要随便讲学生不好。我教了一辈子，真的觉得没有不好的学生”。2000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年过七旬的她几乎不加停顿地报出自己教过的100多个学生的名字。“记住学生名字是教师的本能。每教一个新的班级，我总先看熟学生登记卡，记住照片上的特征。上第一节课，叫出全班学生的名字，学生就很佩服。”于漪的脑子里有一个“学生谱”，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了然于胸。

曾有一位男生屡屡逃学、偷窃、打群架，受到学校处分。家长的“棍棒教育”，打得孩子离家出走。于漪急坏了，四处找寻忙了整整一天，才把孩子领回来。她把孩子接到家里长住，为他做饭，陪他谈心，辅导他功课……春风化雨，叛逆的少年终于打开心扉，开始努力学习。多年后，听说于漪重病住院，这位已经工作的学生赶来探望，一见面便一把攥住老师的手，满脸热泪，哽咽难言……

于漪的“目中有学生”，不是只盯住几个学习尖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特别关照有个性的学生，纠偏引路，让他们的个性得到良性发展。于漪说：“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不求他们多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1985年，走上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岗位的于漪提出，要“两代师表一起抓”“一个心眼为学生”。她带领学校构建“教”与“学”两个网络架构，设立必修课、选修课、课外活动和教育实践等板块，着力规范教师“教”和学生“学”各环节，形成有效的评价、反馈、研究机制。

于漪眼中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结果，更是生命展开的过程。采访中，这位儿时曾遭逢国家危亡之难、将中学校训“一切为民族”深刻心中的老人动情地说：“做好新中国教师的本分，心中必须有中国的灯火。要指引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树民族精神之根，筑爱国主义之魂，用中国人博大的情怀，用真正的本领为中国作出贡献，为人类作出贡献。”

人们看到的是讲台上意气风发的她、书桌前奋笔疾书的她，却不知高负荷工作几十年来，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没有放过她。退休后，于漪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为孩子们的“精神营养”严格把关；她曾因腰椎骨折卧床3个多月。刚能坐起来，她就忍痛在病床上指导中青年教师的课题和论文，刚可以下病床，她就急急走进课堂听课、评课……她时刻关注中国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当教育功利化现象愈演愈烈，她呼吁“要教在今天，想在明天”。时至今日，鲐背之年的她登上讲台，依然全程脱稿，思路清晰，声音洪亮，极富感染力。

这些年，她倾力写下《岁月如歌》《卓越教师第一课——于漪谈教师素养》《语文的尊严》《于漪知行录》等数百万字著作。2018年，《于漪全集》8卷21册出版，这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首部特级教师全集。2020年，于漪教育思想研究中心在上海揭牌成立，她亲临现场，言辞恳切：“我们要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共同研究新中国教师成长规律，并付诸行动，让我们的基础教育队伍涌现出大量的卓越教师，才不愧对这个伟大的时代。”她坚信：“教育是一项要用整个生命拥抱的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

于漪很喜欢闻一多的诗文：“红烛啊！流罢！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这，恰似她的人生写照——“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这是作为师者的自我修为；“理想就在岗位上，信仰就在行动中”，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刻度。

接受记者的采访，于漪坦言身体不如往年，但一谈起教育，她的目光清亮有神：“当了一辈子教师，虽九死而不悔。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教师这崇高而神圣的职业！”（本报记者 颜维琦）

短评：做一生教书育人的红烛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于漪的从教人生，便是对这一定义的最好诠释。“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是对求是创新的矢志执着；为了“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不断磨炼思维表达，是对勤学笃行的不变坚守；那些花大力气锤炼修改、精美如艺术的课堂设计，更是对启智润心的潜心追求。正是这以身垂范、润物无声的“触动”，造就了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照亮了无数学生的成才之路。

于漪成为点亮他人的那束光，更因她坚信他人心中有光！正是这份“以德施教、以文化人”的视野与格局，正是始终“不抛弃、不放弃”的守候与坚持，正是对每个孩子人生价值的相信与看见，熔铸出教育家立德铸魂、乐教爱生的仁者之心，迸发出最炽热、最真挚的情感力量，让师者真正成为扫清阴霾的暖心烛光，始终支撑着晚辈后学披荆斩棘、扬帆远航。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铸民魂。以于漪为榜样，我们期待着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彰显“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豪迈壮阔，以无数红烛的明亮灼烁，汇聚教育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赫赫之光！（王禹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