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人物：贾谊、刘安、桑弘羊、牟子、严君平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哲学家、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人。时称贾生。文帝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余，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参与朝政。后迁太中大夫。上书文帝，建议发展生产，加强蓄备，确保百姓安居乐业。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一说为邓通行谗），谪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赋吊屈原以自伤悼。其文激越慷慨，音促调急，文字铺张飞扬，具有悲壮之美。曾上《谏铸钱疏》，主张由国家统一铸钱。后召为梁怀王太傅。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建议。怀王堕马死，他郁郁自伤，不久去世。建议行仁义必须以“权势法制”为基础；“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新书·制不定》）。重视礼仪治国，认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认为诸侯王只要力量强大，就会造反（《藩强》）；主张重农抑商，“轻赋少事”，“驱民而归之农”；力主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用“三表”、“五饵”办法“与单于争其民”（《匈奴》）。指出“以民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大政上》）强调“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施行德教，反对“繁法严刑”。认为不应继续“无为”政治，而应积极有力。哲学上，其早期著作《道德说》，以“德”为宇宙万物以至仁义道德的根源。“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一切变化亦由德中产生。“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但又认为“德者离无而之有”，“德之有也，以道为本”，德由道生。指出“道者无形，平和而神”。其道、德之论源于《老子》，有唯心主义倾向。其后期著作《鸟赋》认为，宇宙万物是天地阴阳自然产生的。“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肯定宇宙万物“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永恒运动。“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认识到事物的对立和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但其思想有消极成分，认为祸福无常，变化无极。认识上主张像镜子和秤一样如实反映、衡量事物，不持个人主观意见。“镜仪而居，无执不臧”，“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道术》）。还提出“周听则不蔽，稽验则不惶”，要求了解事物全部情况，并检验其正确与否。社会历史观上，以人的衣食条件解释社会治乱和人的荣辱观念，指出“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邪，不可德也”（《治安策》）。否认天对社会人事的决定作用，认为“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大政上》）。但又相信“诬神而逆天，则天必败其事”。又相信占卜和谶纬，认为鸟入室是不祥之兆而作《鸟赋》。并指出社会发展中“势”的作用：“大抵强者先反”，“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也”（《藩强》）。文学艺术思想继承先秦儒家观点，认为书、诗、易、春秋、礼等六艺，其功效就是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注本有清卢文弨校注的《贾谊新书》、清王耕心《贾子次诂》等。

刘安（前179—前122）西汉哲学家、文学家。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之孙，袭父封为淮南王。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即《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其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要略》）。《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然“其旨近老子”，“归之于道”（见《淮南子》高诱叙）。哲学上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道”产生的，“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淮南子·原道训》）。还指出“道者”，“廓四方析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同上）；“道”“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认为道是“覆天载地”，充塞宇宙，无限无形，“含阴阳”的“气”（同上）。在形神关系上，认为人死“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但又认为“形有摩而神未尝化”，“不得形神俱没”（《精神训》）。并提出以养神为主的养生论，反对贪欲享乐的养生论。认识上提出“物至而神应”，“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原道训》）。人通过与外界的接触而能认识事物。强调世界可知，规律可循：“欲知天道察其数，欲知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缪称训》）。并强调后天的学问和教养，“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消极的“无为”，说：“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修务训》）。并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同上）提倡变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主张“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氾论训》）。后以谋反事发自杀，受株连者达数千人。有《淮南子》。

桑弘羊（前152—前80）西汉政治家。洛阳（今属河南）人。十三岁到长安宫廷当侍中。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制订和推行盐铁酒类的官营专卖，设置“均输”、“平准”机构，控制全国商品和价格，从富商大贾手中夺回了盐铁酒类和贸易的控制权，稳定了物价，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并将各郡国铜币铸造权收归中央，铸造国家统一的“五铢钱”。主张抗击匈奴的袭扰，反对屈辱的“和亲”政策。认为边界区域与内地，“犹支体与腹心也”，“唇亡则齿寒”（《盐铁论·和亲》）。主张“险固”、“自备”，防御外来的侵扰，曾组织六十万人屯垦，以备御匈奴的袭击。昭帝年幼即位后，任御史大夫。在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坚持盐铁官营，认为兴盐铁，置均输平准，“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本议》），“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力耕》），“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复古》）。反对“符瑞”说，认为：“四时五行，迭废迭兴，阴阳异类，水火不同器。”（《论灾》）指出水灾与旱灾、饥荒和丰年是“天之所为”（《水旱》）。次年，被控谋反昭帝而被杀。其思想保存在《盐铁论》中。

严君平（约前73—后17）西汉学者。名遵，字君平。蜀（治今四川成都）人。隐居不仕，常以占卜为业，兼授《老子》、《庄子》，尤精《易》。继承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提出“气化分离”。认为“道德”本为浑沌未分之气，经分离而化生万物，“道德变化，陶冶元首，禀受性命乎太虚之域，玄冥之中，而万物混沌始焉。神明交，清浊分，太和行乎荡荡之野，纤妙之中，而万物生焉”（《道德真经指归》卷八）。强调“道德虚无”，主张“有生于无，实生于虚”（同上）。肯定“天道自然无为”，“道德无为而神明然矣，神明无为而太和自起，太和无为而万物自理”（同上）。要求因时顺理，“奉道顺天，与物相参”（《道德真经指归》卷十二）。提出“审实定名”，认为事物的“名”须合符“实”，“一名一实，平和周密，方圆曲直，不得相失”（《道德真经指归》卷十）。视“虚静”为得“道”的功夫，“守静致虚，我为道室”（《道德真经指归》卷九）。有《老子指归》，存于《道藏》，称《道德真经指归》。

牟子东汉末学者。名不详。一说名牟子博（《弘明集》卷一），后世误传为牟融。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人。原为儒生，博通经史诸子。中平六年（189）灵帝死，避乱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后回故乡娶妻。无意仕宦，曾坚辞佐吏、州吏之任。后认为“方世扰扰，非显己之秋”，遂由儒入佛，兼研《老子》。“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乃作《理惑论》答辩，广引《老子》和儒家经书，论证佛、道、儒观点一致（据《理惑论·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