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陇上名医权爱棠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权爱棠生于武威下双寨的书香门第。祖父权尚忠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任山西偏关等县知县。从小权爱棠不仅熟读经史子集，更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书爱不释手。

1917年，权爱棠从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当同龄人追逐仕途时，他却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弃政从医。在他看来，“治国平天下太远，救死扶伤才是眼前的担当”。带着这样的信念，他踏上了游学之路，先后赴北京、山西等地，拜入名医施今墨门下。在京城的胡同药铺间，他白天随师侍诊，夜晚挑灯研读《千金方》《温病条辨》。施今墨“中医要通古今之变”的教诲，让他懂得，医术需在传承中创新，方能真正惠及百姓。

20年代中期，权爱棠在绥远行医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当地一位牧民患“热痹”数月，关节红肿剧痛，多方医治无效。权爱棠诊其脉弦数，观其舌红苔黄，断定为湿热痹阻，遂以白虎加桂枝汤加减，佐以活血化瘀之品。三剂药后，牧民肿痛大减，连称“神医下凡”。此事不胫而走，绥远警察厅厅长吉鸿昌听闻后，亲自请他担任医官。在任期间，他不仅为警员治病，更深入民间施药。

20年代末，权爱棠回到武威，在城南寓所悬壶应诊。他诊病细致入微，往往一握脉便知病因，一剂药即见疗效。曾有幼童患惊风，高热抽搐、昏迷不醒，众医皆言难治。权爱棠观其指纹紫滞，断为热极生风，以羚角钩藤汤加减，配合针灸疗法，次日患儿便苏醒进食。“权先生一剂药救回一条命”的故事，成了武威人口中的美谈。

1933年，权爱棠与柯与参等名医在兰州创办甘肃国医分馆，任医馆主任。在这里，他不仅坐堂问诊，更牵头创办医刊，开设中医讲习班，致力于培养青年中医。

1937年，他回到武威筹备国医馆支馆，虽因时局动荡未能大规模推行，但在家中收徒授业从未间断。弟子席梁丞跟随他学习十余载，得其真传，后成为甘肃著名中医。

权爱棠的诊室里，永远挂着一块醒目的木牌：“贫富一视同仁，贵贱皆施仁术”。每逢贫苦人家求诊，他不仅分文不取，还常赠药资助。曾有农妇因丈夫病逝、孩子染病而心力交瘁，自己也积劳成疾。权爱棠为其诊治后，悄悄塞给她一包银元，说道：“先给孩子抓药，余下的置些粮食”。妇人感动落泪。

他的医术以辩证精准、用药灵动著称，尤其擅长活血化瘀之法。晚年潜心研究心血管病，对王清任《医林改错》和唐容川《血证论》领悟颇深。曾有患者心悸气短、唇甲青紫，多方医治无效，权爱棠诊为气虚血瘀，以补阳还五汤加减，配合自创的“通脉散”，数月调理后竟获痊愈。

新中国成立后，权爱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牵头组建武威县中医师公会、卫生工作者协会和联合诊所，团结中西医人员，开展防疫治病工作。在一次麻疹流行中，他带领团队深入乡村，用中药预防和治疗相结合，有效控制了疫情。1950年代，他连续担任武威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及民革主任委员，虽年近古稀，仍坚持每周坐诊三日，用行动诠释着“医者无休”的真谛。

1956年，权爱棠走完了他77年的人生旅程。出殡那日，武威百姓自发涌上街头送他最后一程。从清末到新中国，权爱棠历经时代变迁，却始终坚守着“医以济世，德以修身”的信念，成为陇上杏林永不褪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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