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初探

刘漫 江克飞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在1950年退出军界，其后赴美攻读历史。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对于大历史观的定义，黄仁宇并没有作具体而集中的阐释，而是散见于他的一些列的著作之中。大历史的英文名是“macro-his tory”。此英文单词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发展而来，确切的说，应是模仿。将其“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1]1但是这种模仿式的创造，亦是黄仁宇所独创。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历史”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1]1所谓“大历史观”，必须具有国际性，黄仁宇“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2]241，“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2]243黄仁宇的说法“是由‘大历史’立场出发，注重社会组织体系，对于国家行政的机能目前是否具备此种条件当作次要”。[3]151大历史也“是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3]152。大历史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2]244。但是大历史观不仅这些，还包括一些研究历史的方法。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1]5。黄仁宇作史强调技术，另一方面注重综合归纳。黄仁宇在治学方法上，与费正清教授正好相反，黄仁宇说：“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1]3黄仁宇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我用归纳法。”[1]3

关于黄仁宇大历史观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其实有多重因素的影响。

黄仁宇说：“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2]242“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2]243黄仁宇曾说：“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读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1]1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就是在这样一段人生经历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这么说，没有黄仁宇的个人经历，就不会有大历史观的产生。

黄仁宇认为：“大历史的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化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4]106-107因此黄仁宇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黄仁宇先生希望找到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将中国进行货币上的管理，扩大参考架构，这样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黄仁宇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于是，大历史观就这样应运而生。

黄仁宇在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时颇有感触：“现在我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它是有机体，功能必须先于解剖。我应该要读者先看到行动，再阅读技术上的细节。导论中应该放入一个特定的案例，稍后再解释术语。部分结语必须往前挪，不必全放在每一章的终结。叙述和分析之间没有严格的划分，行文可以夹叙夹议。”[4]287“我必须依照明代官僚技术上的窜改方式，才能解释他们所谓‘统计’的本质。我也必须引用间接证据来证实我的立论。”[4]279黄仁宇在研究明代税制和政府财政的时候觉得“明代的政府财政非常奇怪，虽然缺乏整体的系统，但低层的地方用各种方式动手脚，让整体看起来很有秩序”[4]278。因此，黄仁宇必须找到一种研究方法，于是黄仁宇就这样在研究明代财政的时候形成了大历史观。

黄仁宇说：“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许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间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4]236又说：“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4]241“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4]234看来，黄震白确实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产生影响很大。

黄仁宇指出：“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5]182黄仁宇又说：“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1]2-3美国汉学研究注重分析，不重综合，他们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但是注重综合，也就是拥有望远镜的观点，几乎无人注意，而黄仁宇又是一个注重综合的人，正是这种反面的刺激，激励了黄仁宇在研究时更主张综合和归纳，于是产生了大历史观。

1967年7月，黄仁宇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之后他们一直书信联系，他给黄仁宇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黄仁宇说：“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4]342又说：“我在1972年至1973年的一年居留剑桥……1974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6]42英国学术界尤其是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黄仁宇的指导与交流，让其在无形之中踏上了寻找大历史观的征途。

对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黄仁宇的著作还能一版再版，行销于市，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以其独特的视角为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值得学界深思、探讨。

[1][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3][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4] [美]黄仁宇.张译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5][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6][美]黄仁宇.关系千万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