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如“一盘散沙”

孙中山先生就曾叹息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么?这“一盘散沙”为什么在2000多年中却连连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统一的帝国，这不是明显的矛盾么?

2000多年的中国史，实际上是一部外部民族接连不断入主中原的历史。因此，也是各种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满清、蒙元且不说，唐末五代十国，汉末魏晋南北朝，甚至春秋战国末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都可以看作是边疆外族人主中原。看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有此结论:中国人容易被征服。但中国人似乎也有得意之处:最终怎么啦?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几乎都被中原的汉族同化了。汉族又怎么啦，原本就是各种民族的大杂烩，甚至最有民族坚定性的犹太人也经不起这个大民族熔炉的同化力量。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其实就是这么一大群人。值得探讨的是，中国这一大群人跟英国那一大群人，跟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那一大群人有什么不同，居然让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不少有识之士感到如同“一盘散沙”呢?甚至今天在美国的华裔，也都深感自己的族类比起欧洲人，甚至日本人，更缺乏同族的内聚力。最近仍旧有人撰文，说华裔在美国的从政，拆他们后台的恰是他们自己的同胞，面对此种种现象，我们将作何解释呢?

要解释这种现象，关键要解决什么是民族或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内聚力的问题。

社会的内聚力分三大类，其一是政治的内聚力，其二是经济的内聚力，其三是文化、思想的内聚力。

政治的内聚力其实就是权力。权力的内聚力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权力对社会成员所表现的压迫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是权力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或从社会成员方面看，他们主动对权力表示的关注力，关心力。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看，社会权力只私属于皇帝家族，虽然通过科举制度可以不断吸纳少数民间读书人(所谓儒生)进人权力阶层，但真正从全社会成员角度看，这种权力机构主要是对他们的压迫力、威慑力。中国老百姓的怕官府实际上早已形成了习惯性的恐惧症，躲避犹恐不及，哪里还敢主动地去表示关注。茶馆、酒楼经常张贴“莫谈国事”的警语，以防不时招来麻烦。有些中国人的这种不愿关心政治的心态实际上是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惯例。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政治的内聚力最多只发挥了一半，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极不心甘情愿地受压迫的那一半，实际上远不及一半。

经济的内聚力主要表现在货币流通的联系力量。货币、金钱的流通代表着社会财富、利益的流通。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它的信用的力量，它在全社会流通的普遍性程度等等，是一个社会的可组织性或可动员性的重要标志。因为利益通过金钱流通所达到的再分配密切关联着全社会成员。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商业的普遍性极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货币的使用范围，及其所具有的在全社会重新分配利益的功能极其有限。小农经济更是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远离市场交易，绝大多数生活资料自给自足。不仅老百姓，而且官员的体禄也往往用实

物，如大米多少石来表示。人们的经济利益缺乏社会的可组织性，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同“一盘散沙”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但决不是惟一重要的原因。

作为权力的一种经济功能，一位美国学者(K.A.魏特夫)曾经过分地夸张了治水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力量，他甚至把治水的需求看作是在中国形成大一统的极权主义(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权力中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诚如本书在前面早就讨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不适宜于中国的古代社会。形成中国大一统专制权力的政治传统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中国的经济原因，莫如说更应是文化思想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圣人关于人性问题所作出的错误判断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进行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政府的治水功能虽然可以体现出一定程度社会组织或社会动员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重要性与人们由经常的经济利益的关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力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上面已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分散、孤立、封闭，中国人由经常的经济利益的关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力量极其微弱，以致构成了中国社会形同“一盘散沙”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

真正使中国人具有“一盘散沙”特征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对人性的认识的原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辽阔的国土和庞大人口的大社会来说，使它获得大范围社会凝聚性的主要还是文化思想的力量，中央极权，天高皇帝远，权力的凝聚性不过一是社会的外表，真正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大一统社会的成员的是这个社会的某种共同的文化和思想。汉字是这种文化和思想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工具。如果说，是汉字统一了中国，我看一点也不过分。汉字的统一人类的信息功能，的确是其他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按照作者的观点，汉字不仅过去统一了中国，而且未来也极可能被用于统一全世界。汉字之外，另一个帮助统一中国的重要方面即是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实质上是为全人类)首创的一项精神原则，也即“爱人”的原则以及他对人性本善的判定;他认为人性本善，而善则是克己、礼让、孝悌、忠恕，实质则是“爱人”，孔子的精神原则完全独立于古希伯来先知和古希腊哲人的精神原则，后二者全部倾向于人性本恶，并分别认为善是信仰上帝，善是知识。

孔子的“爱人”与“二希”先哲的“信仰”、“知识”合为三项伟大的人类精神原则，它们几乎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启迪了三种伟大的人类文化。

孔子的“爱人”精神虽然伟大，但他的人性本善(尤其得到孟子的重新认定之后)却是个巨大的谬误，正是这种谬误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历史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自我内在矛盾的困境。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人性本恶是永恒的真理:人性本恶即体现在人性的原恶:任性、懒惰和嫉妒。

人性本善的圣人之见与人性本恶的实质的相互矛盾，使圣人所提侣的善克己、礼让、孝悌、忠恕--的思想观念成了中国历史上篡夺了权力的历代恶人手中的最有力的欺骗工具。2000多年来，中国人真正能做到的“善”只有一个字,便是“孝”，在这一点上孔夫子是有功的，因为他说过，孝悌为仁之本，他为中国人的“爱人”精神总算还留下了最后一点希望，虽然就这一点点希望现在也正面临丧失的危险;至于其他，诸如“忠”、“节”、“义”、克己、礼让，全都是假的。中国人可不要国，但决不可能不要家。因为国事都不过是官腔，官腔就是做戏骗人，家事都是真实的。中国人彼此见了面礼仪有加，实际肚皮里却是狐疑满腹:“不知这家伙又在打我什么主意?”这便是今古贤文中所说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而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真人”,“逢人只说三分话，切莫全抛一片心”，类似的经验智慧之中国箴言，实在多得无法枚举，为什么，就因为这是中国文化造就的中国人。

中国人错误地认为知识在圣人那里已到了尽头，谁也没想(也不敢)怀疑圣人的判断。因此，中国人做错了事不会反省求得终极的真知，而是以“人非圣贤”求得自我安慰。中国人惟一会感到内疚和耻导的事是毁伤“父精母血”，是有辱父母、圣人的教诲。

一个缺乏永恒，终极性文化精神的价值追求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关心的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之外的，他的灵明之光只照亮此时此刻，此处此地，最多只涉及到有限的几个人-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

请问，如此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是“一盘散沙”呢?大敌当前，国难当头，虽然总不乏少数英勇刚烈之士，但仅仅几个岳飞、文天样、于谦、袁崇焕…却怎么奈何沙数的鼠目寸

地人主中原的根本的原因。

光之群?这就是2000多年来，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外族成功

此外，“一盘散沙”与“大一统”实际上互为因果。"一盘散沙”说明无地方之固，少数几个恶人争霸，谁胜众人便拥谁为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古今皆然。“一盘散沙”虽难以组织起来抵御外侮，但一旦有谁拥有权力统治起来，却很容易。想当初宋末、明末的遗老遗少，如丧考妣实在可怜，谁料想，他们今天的子孙歌颂起成吉思汗、皇太极、康熙大帝来，同样是列祖列宗。这究竟是中国文化的可悲呢，还是它的恢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