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私密信札曝光！致朱铎民信里还藏着这些细节

胡适《致朱铎民信札》

胡适《致朱铎民信札》

■陈胜武

胡适《致朱铎民信札》（如图），温州博物馆藏。纸本，高19.4cm，宽25cm。这是胡适1924年写给朱铎民（镜宙）的信札。释文如下：

镜宙先生：

去年五月二日一别，至今不曾相见。去年听说先生的婚礼，但不知如何通讯，故不曾奉贺，失礼之至，乞恕我。今早得先生的贺年片，谢谢。但因此使我想起先生去年替太炎先生和我合照的相片，不知可用否？如已成，可否请赐我一纸？匆匆即祝新年大吉，并补贺婚礼。

胡适敬上，十三、一、三。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初期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赴台后任“中研院”院长。一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涉及哲学、史学、小说考证等领域。

朱镜宙（1889—1985），字铎民，浙江温州乐清人。章太炎三女婿。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随孙中山广州护法，担任军政府参议。南社成员。历任民国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副处长、上海市银行行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等职。1940年因病离职，1947年赴广东皈依虚云老和尚。后赴台，病逝于台湾。2002年归葬故里。

本札具有非常鲜明的新文化运动时代特征。

一、对称谓礼仪的刻意违反

中国古代姓名称呼有特殊的礼仪规范。男女成年时另外取字，专供社会交际使用。名是自称、谦称、卑称，字是敬称、尊称、他称。称名与否，取决于双方地位的高下，以及特定的情感关系。对他人自称己名，以示自卑、表敬。同时通过对尊者和他人讳名，以字、号或爵位等称呼对方，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同僚、兄弟、朋友、同学，要互称其字，不可呼其名。敬之不名，是传统姓名称谓的核心原则，不直呼其名是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礼仪。

从年龄来说，胡适比朱铎民还年轻2岁，按照传统礼仪不应当直呼其名。但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要做出反传统的行为凸显自己的时代人设。在朱铎民众多的师友来往信札和书画中，别人对他都是称其字“铎民”，唯有胡适和戴季陶的来信直呼其名为“镜宙”，这在当时或许是惊世骇俗的。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既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终于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梁启超语），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1915年9月以《青年杂志》创办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传统礼仪也被视为封建礼教的内容被列入打倒之列。20世纪中国的主要文化思潮，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扬弃、轻视、仇恨与否定，矫枉过正的文化运动持续一个多世纪，完全是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了，至今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断层。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胡适来信直呼其名的做法，就是刻意冲击传统的主动行为了。

二、白话文运动旗手的亲身实践

1917年，新文化运动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朱铎民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表现相当活跃。1916年9月加入南社，1919年7月加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接连发表大量文章。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朱铎民直奔福州谒见东路总指挥何应钦，次年投军供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副处长。

胡适的来信正是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完全采用白话，还采用了西式标点。从这个角度说，这封信可以看作是胡适、朱铎民两人亲身践行新文化理念的鲜活例证了。

1917年，章太炎随从孙中山到广州护法，任大元帅府秘书长。期间，年仅29岁的参议朱铎民才华出众，后来被章太炎和夫人汤国梨亲自选中为三女儿章（“展”的古字）的夫婿。1924年3月29日，婚礼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不少嘉宾都是显赫的名人，证婚人是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介绍人张季鸾有“报界宗师”之美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赠送贺婚对联。朱铎民也因此声名鹊起，融入章太炎的朋友圈。上海《申报》1923年7月22日刊载了朱铎民订婚报道，1924年3月29日又刊载了朱铎民结婚报道。胡适信札是1924年1月3日写的，信中所说的结婚实际上是订婚，是信息不准确所致。

三、书写格式古今中西混杂的新特点

这封信采用的信笺，也类似于梁启超的笺纸，是民国新式，以宽度将近半厘米的红色粗线条作为外框。整张纸是横式，里面又加了红色线格，类似于英语作业本，左下角用印刷体楷书标注“胡适通信用纸”。或许是胡适习惯于外文书写，借鉴了西方信纸的样式，自己设计印制了这种纸张。

书写格式更有意思，首行姓名“镜宙”顶格，其余的正文都低一个字书写。“镜宙”比所有正文都大一个字号，传统信札中有小号偏书己方表敬，但是没有大号书写对方表敬的做法。信中三次以“先生”指称朱铎民，以“赐”敬称对方的赠送行为，都加了空格，这是“阙”的格式。提到朱铎民的岳父“太炎”，以及最后祝贺“新年”和“婚礼”，又都抬行表敬，这些都是传统的书面礼仪。按照传统礼仪，章太炎是朱铎民的岳父，书写上还要抬高一个字，但是信中又没有这么做。传统信札不分段落，只在抬行表敬的时候另起书写。胡适的这封信中加了逗号、句号、冒号，正文还分成了三个段落。“太炎”和信末自署“胡适”，人名下又加了下划线，这是中国古籍中常见的专名标注法，但是民国以前的传统信札中基本没有看到。字形基本上是简化字为主，“我”字却是草书字形，“补、适”又是繁体字。时间署款“十三、一、三。”“十三”是指民国十三年，年、月、日都省略了。通篇书写是古今、中西、繁简混杂一锅煮，体现了胡适冲破传统的尝试。

四、书法水准的时代滑坡

民国时期，文人信札的总体书法水平与明清相比呈现非常明显的滑坡。胡适一生中对于书法可能不甚用功，他的书法看不出明显师承流派，却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胡适体”，以瘦劲线条和松散结构为标志，字形方扁沉稳，线条偏细长。他的书写注重实用性，多以日常手稿、信札、题字为主，无造作浮躁之气。本札则似乎是以钢笔的习惯使用毛笔书写，内在气韵不俗而外在技法略逊，文人气息浓厚，是学者书法代表，兼具一定的文献与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