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达茂：浅论薛应旂的“三立”及其著述

春秋末鲁国史官左丘明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是为“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称为“世禄”而并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论及“立言”的不朽，叔孙豹特以鲁卿臧文仲为例，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左传》在这里提出了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不朽”。后来，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立德、立功、立言，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说白了，“三立”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当然，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皆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而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这“三立”不能不说是极高的标准，而正是因为其高，才使得历史上一代代士子们将此作为人生理想而奋斗终生，薛应旂便是其中之一。

薛应旂（1500—1572）明代文学家、理学家、藏书家，明晚期南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字仲常，号方山。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进士，历任慈溪知县、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建昌通判、浙江提学副使，陕西鄜州兵备副使、陕西按察司副使等职。立朝正直，不畏强权，廉隅节概，不随俗流。其博学尤长文史，时与王鏊、唐顺之齐名，是常州学术的旗手，“东林八君子”中的薛敷教、顾宪成、顾允成是其门生，由此奠定了“理学名教”的地位。

是为里中名贤的薛应旂，一生以奉行“三立”为追求。就其“立德”，正如当年吏部尚书唐龙所评价，薛应旂“疾恶如仇，去奸如脱，诚所谓任事任怨之臣也。”他坚守志节，官可去德不可失，职可削节不可屈。在当时的官场生态和历史背景之下，立德守节非易事，他也因此得罪权相严嵩而屡遭迫害，最终被革职罢归。就薛应旂“立功”，这是多方面的，诸如署白鹿书院期间集各郡诸生在书院讲学，以匡护正学之功；在南京考功清吏司主事和吏部稽勋司郎中任上坚持正义之功；在陕西按察司副使上靖绥地方之功；整饬兵备不忘座馆，集合诸生讲学之功；罢官在乡多育门生，扶持大批后起之秀为名士之功……

薛应旂做人的“立德”，做事的“立功”，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崇祯十五年（1642年），杭州府知府刘梦谦撰《西湖七贤祠祭文》、康熙六年（1667年）《募修孤山七贤祠疏》等文，给予薛方山极高的评价。由此，薛应旂与李泌、白居易、苏轼、林靖逋、周新、王世贞并祀杭州“七贤祠”，《祭文》称“惟公千秋正气、一代伟人，风节媲乎六贤，师模垂于两浙。”。

薛应旂“立德”“立功”，相较之其“立言”则更足以名垂青史。他早在入仕之前和仕宦期间，就把“立言”作为人生追求，自谓：“古之学者，知即为行，事即为学。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谓之修；一语不敢苟徇，斯可谓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谓之廉。”

尤其是遭严嵩排挤而被罢官归里后，薛应旂更时潜心理学，专事著书立说和讲学。按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称，他的藏书可与吴宽、茅坤、王守仁等人并论。按无锡张夏菰川氏纂的《雒闽源流录》关于薛应旂的记载：“家居垂二十年未尝释卷，专勤著述。每一书成，凡几易稿，皆手自钞謄点窜，未尝借力于人。”薛应旂“立言”，经史子籍，无有不涉，著述之丰，汗牛充栋，厘其著作总目有：

经部诗经类有《方山诗说》8卷；

经部四书类《论语说》8卷；

经部四书类《四书人物考》40卷；

经部四书类《四书人物考》8卷；

经部四书类《四书七十二朝人物考》40卷；

经部四书类《新刻七十二朝四书人物考注释》40卷（朱㷆注）；

经部四书类《新刻七十二朝四书人物考注释》40卷（焦旗注）；

经部四书类《四书人物考补订》40卷（朱㷆注）；

经部四书类《增补四书精绣图像人物备考》12卷；

史部编年类《宋元通鉴》157卷；

史部编年类《宪章录》47卷；

史部编年类《宪章录》46卷；

史部史表类《甲子会纪》5卷；

史部传记类《重编考亭渊源录》24卷；

史部传记类《皇明人物考》7卷；

史部传记类《隐逸传》2卷；

史部传记类《高士传》4卷；

史部传记类《颜子》2卷；

史部传记类《我朝人物搜古奇编》28卷；

史部政书类《学政公移》3卷；

史部政书类《方山外集》3卷；

史部地理类（嘉靖）《浙江通志》72卷；

史部地理类《括苍诸山志》；

史部地理类《天目山志》；

子部儒学类《纪述》不分卷；

子部儒学类《宋方文语》不分卷；

子部儒学类《薛子庸语》12卷；

子部儒学类《薛方山记述》1卷；

子部儒学类《明儒论宗》8卷；

子部兵家类《孙子说》不分卷；

集部别集类《方山先生文录》22卷；

集部别集类《薛宪副集》1卷；

集部别集类《薛方山集》1卷；

集部别集类《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

集部别集类《方山外方录》6卷；

集部总集类《精选古今四六会编》4卷；

集部总集类《名公贻简》4卷；

集部丛书类《六朝诗集》24种55卷。

就薛应旂“立言”在历史上的学术地位，可以通过《四库》反映。清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和后来的《续修四库全书》，著录有南朝梁至清末1400余年中武进籍人士约170人著述共计 7100卷左右。在薛应旂之前有30人，《四库》著录共约920卷左右，首部为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末部为清末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而后至第31位薛应旂，著录其《宋元通鉴》等10种，总量达398卷之巨。就这31人著述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文化学术价值而论，梁代萧子显的《南齐书》与《南史》并列为“二十四史”之一；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萧统《昭明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总集，对后世有极大影响；元末谢应芳凭着《龟巢集》《辨惑编》所阐发的无神论思想，跻身于中国思想家行列。而在著述的数量上，薛应旂超过之前30人位居第一，厘其著录于《四库》的书目有：

［1］《四书人物考》40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157册；

［2］《宋元通鉴》157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9―11册；

［3］《宪章录》46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1册；

［4］《宪章录》47卷本，见《续修四库全书》352册；

［5］《甲子会纪》5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1册；

［6］《重编考亭渊源录》，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88册；

［7］《薛方山纪述》1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10册

［8］《薛子庸语》12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册；

［9］《方山先生文录》22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2册；

［10］《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见《续修四库全书》1343册。

在《四库》著录薛应旂的著作中，有多种具有很高和较高学术价值，其编年体史书《宋元通鉴》157卷是代表作之一。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时已56岁的薛应旂再次被罢官，他回乡后陆续编撰刻印了《方山文录》和《四书人物考》。嘉靖四十五年，刊刻《宋元资治通鉴》157卷。他为了编写《宋元通鉴》“研精竭虑，熟复四史，于凡宋元名人之集，家记野史，无不抉摘幽隐，究悉颠未，日夜手书，五六年间，积草堆稿，溢几盈箧”，可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但毕竟已年届六旬，精力衰退，以一人之力着实难以为继。幸好与薛应旂交好的常州官员王道行等，专门委派数名书吏前往薛家誊录。在四、五年间经多次修改，终于大功告成。

该书卷帧浩繁，以其一人之力积掇而成，确非易事。据薛氏自序中说，他幼时学习历史，常苦于二十一史的浩瀚，令人不着边际，而对荀悦、袁宏、范祖禹、司马光等人编写的编年体史书颇有好感，认为这种史体历叙史事，“事迹灿若指掌矣”。他尤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极为推崇，认为该书记事条理、言简意赅，而此后续作，虽然数目众多，但在质量上远不及前者，因此有重修的必要。

薛应旂编纂《宋元通鉴》是希望借此继续“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史”，总结前代兴盛衰亡的教训，为当代服务。在他看来，宋以堂堂华夏、泱泱大国竟沦为夷狄统治之下，实乃亘古未有之奇事，因而讨论宋之所以失国，“大可鉴戒者”。明朝经过初期的鼎盛辉煌，从英宗时期始，国家实力已经开始下降，出现各种堕落现象，政治上亲小人而斥君子，以致人才缺失；军事上边境危机严重，而敌方势力日炽，对明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薛应旂把社会危机同宋元末年情况相比较，在书中提出“殷鉴”思想，期望统治者从中吸取教训。

《宋元通鉴》编年次序，仍依照宋为正统，辽与金皆作陪衬。书中记述内容上承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中《宋纪》128卷、《元纪》29卷，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8）共400余年历史。在内容选择上，《宋元通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道德、学术、自然、星象变迁等多方面。自言：“凡有关于身心、性命之微；礼乐、刑政之大；奸良邪正之辩，治乱安危之机；灾祥休咎之征，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皆直书备录。”他在书中历陈自宋初以来，君子与小人并用，而渐渐君子竟被小人排挤而遭摈斥，奸佞因而得意显融，连“靖康之变”的惨痛教训，也并没有能够使宋统治者得以清醒，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仍然是小人得道。百余年间，共有汪伯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韩佗胄、史弥远、贾似道等7个奸人为相，遂致李纲、赵鼎、宗泽、张所、岳飞、韩世忠等一干正人君子或贬或杀。善类消亡，小人猖狂。薛应旗由此结论：“故元之乱华，皆本于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十万世来，鉴莫有大于是也! ”

再如薛应旂记载本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宪章录》47卷，开“宪章”史著之先河，史料价值颇高。是书卷首有薛应旂在万历元年（1573）撰写的自序，卷末有平湖陆光宅于万历二年撰写的《刻宪章录·跋》。全书46卷，由于第39卷分为上下两卷，因此实际有47卷。该书记载了明朝从洪武元年（1368）始，正德十六年（1521）至，期间150多年的历史。所载史实共5400余条，内容涉及明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

《宪章录》无论是著作时间还是著作目的，都可以看成是《宋元通鉴》的续编，因此继承了后者的写作风格。但出于针砭时弊，总结教训的目的，全书内容安排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就是大量收录皇帝诏书、大臣奏议、君臣对话，全书以英宗正统（1436―1449）为界，前后两部分取材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方向。明成祖以前多以皇帝诏令、言谈为主，其内容安排主要是关于君德、臣德、四书五经之义、整顿吏治等问题的讨论。其目的大多为未雨绸缪、繁殖人口、安定政治，借以实现天下之治。正统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有关皇帝自己励精图治的主动认识急剧减少，大臣奏疏略有增加。讨论内容主要是大臣上疏陈述军队弊端、边疆危机、农民起义和朝廷内官僚腐败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朝摇摇欲坠的大厦。通过这些内容上的变化，可以清晰看出薛应旂试图通过《宪章录》对明朝前后期君臣对待国事态度的变化，分析明朝国力衰弱原因所在，并由此刺激统治者励精图治的动机。

《宪章录》中所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可补《明史》等史料之未及。在体例上，此书恰当汲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编纂优点，克服编年体之不足，充分保证全书结构的合理、完备；在内容上，作者注重臧否本朝人物、记载官修文献等。该书还通过原文照录、剪裁融合等方法，广泛征引《实录》《宝训》野史笔记及口碑等各类文献，在史料上表现出博洽、珍贵、慎核等重要特征，作者在书中的大量“按语”，是研究薛应旂历史思想的重要史料。

薛应旂著作内容最为丰富的是《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该书为综合性文集。卷一殿试策，即其在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举进士的策文；卷2为疏、表；卷3、卷4为杂著；卷5至卷9为书；卷10至卷20为序；卷21至卷23为记；卷24至卷26为传；卷27至卷33墓表、墓志铭；卷34至卷42为论共44篇，其中卷38有《甲子会纪总论》，卷39有《四书人物考摘论》，卷40有《宋元通鉴摘论》，卷41有《高士传摘论》，卷42有《浙江通志摘论》；卷43为策问，其中有《两浙岁考》《浙江壬子武举》《福建丁酉乡试》《陕西乙卯乡试》等试卷；卷44程策；卷45卷46为祭文；卷47至卷49是他在浙江学政任上的行各属教条和出巡事宜；卷50是他在延绥兵政任上的呈文和行案；卷51至卷53是他分别在吏部等职上的文书；卷54至卷68为诗赋，收《石秀亭赋》《牡丹赋》2首，四言古26首、五言古76首、六言古8首、七言古56首、五言绝句184首、五言排律4首、七言绝句182首、七言排律2首、长短句8首、杂体诗5 4首。

《方山薛先生全集》开篇为其《殿试策》。薛应旂生性耿直，不善虚委，为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力求追本溯源，详尽细到。这篇于嘉靖十四年（1535）四月初二殿试中所答策问，则是其个性张扬之作。早在本次殿试之前，其师友曾经反复告诫，对策之卷必以“高”与“少”为宗旨。所谓“高”，则立论可上至尧舜之德，下至先王灿言，列圣而述，举高而文，以证自己积学之厚，足矣！所谓“少”，则涉及当朝皇帝施政中的弊端，慎记要委言婉叙、轻言少叙，以隐、影为上，万不可率性直吐。皇帝殿试策问，表为求士问策，实为过场而已。如若倾己所思所虑，则问鼎必定无望。但薛应旂难易秉性，不吐不快。开篇即述世宗皇帝自登基以来，分别在嘉靖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包括本次十四年，已经五次开科问策取士，欲求“更化以善治”“绍复于先王”“纯心于王道”“绥靖于中邦”“父母乎天下”的“持盈慎满之道”。接着，薛应旂笔锋一转，流以耿介狂狷之言：“然当时策士之言，陛下亦既梓之为录，布之庶府，传之天下矣。顾皆视为虚文，而未闻采为实用。岂以陛下亲策贤良之士为应故事而已耶？”是谁人“视为虚文”？谁人有权“采为实用”？谁人可以把“策贤良之士”作为应故事？薛应旂的笔下所指不言而明。接着，他又在稍作铺垫之后直言：“然臣窃虑，陛下有是念也，而不能底是绩也；为是言也，而不能励是行也！”并且又说，皇帝你若真想励行底绩，以达之改，唯有“推是心与是言”，做到心与言、言与行的一致，没有他途可循。薛应旂首论一出，其后就世宗在策问中如何才能使国家常保长治久安的提问，虽然详述法祖宗、明礼仪、正清心、进忠良、纳谏言、省刑罚、薄税敛、劝农桑、恤茕独、戮贪酷、禁奢风等诸道诸理，不能说不为精当，但皆已与他本科问鼎无补。据说本科主考官蔡昂阅卷后踌躇不决，与另一主考官张璧商议后，以“不宜列前”而定守，举为本科325名进士中之一。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43有薛应旂在陕西兵备任上应邀所作《陕西乙卯乡试》试卷。薛应旂虽然因直言与鼎甲失之交臂，但仍对开科取士充满热忱，不但鼓励门生、儿孙励学以进，而且自己在担任主考官时能慧眼识玉。他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担任陕西按察司副使时，八月秋考，预科场事。是任巡抚郭浦生力邀其代行主考事务。薛应旂通阅考官场选800余卷后，发现入选卷中有许多与策题不符，由此自己亲阅全部落选考卷，并拔出其中15卷列为优等。薛应旂伯乐识马，慧眼识珠。在这15卷中，后来成为名臣的邹应龙的答卷，就是其中之一。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35有《季札论》。季札是武进，乃至整个吴地的人文始祖，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开创者，他的一生是竭力倡导和践行诚信、仁义、守礼、贤达的一生。在“春秋三传”和《史记·吴泰伯世家》等典籍中，对季子“三次让国”之守礼、“出使诸国”之睿智、“徐墓挂剑”之诚信、“大义救陈”之仁义、“躬耕延陵”之贤达、“视富贵如秋风过耳”等事迹详载传世，以教后人。季札的高风亮节和德行操守，为历代名家所敬仰称颂。然而在唐代时，独孤及在其《季札论》中首出“季札让国生乱”的论调，这一论调在唐宋间遭到萧定、苏轼、包拯等名家的驳斥。到北宋后期崇宁时，又有胡安国在他的《春秋传》的注疏之作中，以孔子直书季札之名（史称“书名”）为论据，作出“孔子贬责季札”的论说，从而否定季札为一代圣贤的历史地位。薛应旂出生于延陵之乡，从小受到季札思想文化的熏陶，对人文始祖无比尊崇和敬仰，他读了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季札不敬反贬的文句后，不禁拍案而起，写下了这篇《季札论》文。他在《论》文中旁征博引，首先以孔子曾经赞扬季札“守礼”“合礼”的史实，论证孔子“书名”是由春秋时“外夏内夷”的国际关系，吴国为“外国（荆蛮夷狄之国）”的低微地位所决定，并非无贬责季札之意。继而又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强调只有对周朝及春秋礼制进行研判，并且有客观、足够认识之后的人，才能对季札让国之举作出正确的评价。随之揭析胡安国等人之所以认为孔子“书名”是贬责季札让国生乱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系统研究春秋时的社会背景，没有领悟孔子著《春秋》的要旨。薛应旂在《季札论》中最后告诫人们：“呜呼，如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与论札矣！”

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薛应旂，与比他年少7岁的唐荆川，二人各有所长，皆为明代常州学术的旗手。按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方山）先生尝及南野之门，而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者，以此节也。然东林之学，顾导源于此，岂可没哉！”再按常州著名学者、清末进士钱振瑝的评论：“荆川未达时，尝问业于方山，方山不以师自居。世之谈古文者，盛称荆川而不及方山。”据此二说，薛应旂在“导源”“古文”两个方面，或长于唐荆川。二人皆享祀于常州“先贤祠”，并又有合祀二人的“二贤祠”。

附录：《四库》著录自萧子显至薛应旂书目

梁·萧子显《南齐书》1种 59卷；

梁·刘 勰《文心雕龙》1种 10卷；

梁·萧 统《昭明太子集》等7种 165卷；

梁·萧 绎《古今同姓名录》1种 2卷；

隋·萧 吉《五行大义》1种 5卷；

唐·萧颖士《萧茂挺文集》1种 1卷；

宋·胡 宿《文恭集》1种 40卷；

宋·张 守《毗陵集》1种 15卷；

宋·蔡 戡《定斋集》1种 20卷；

宋·邹 浩《道乡集》1种 40卷；

宋·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等6种 32卷；

宋·孙 觌《鸿庆居士集》等2种 52卷；

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1种30卷；

宋·钱杲之《离骚集传》1种1卷；

元·吴 均《增修复古编》1种4卷；

元·谢应芳《龟巢集》等3种 30卷；

明·徐 贲《北郭集》等4 种 32卷 1种不分卷；

明·白 瑜《夷齐志》等1种 6卷；

明·王 㒜《思轩文集》等3 种 75卷；

明·朱 昱《重修毗陵志》等3 种57卷；

明·张 恺（正德）《常州府志续集》1种 8卷；

明·陆 简《龙皋文集》1种 19卷；

明·叶 夔《毗陵人品记》等2种 14卷；

明·黄 俊《周易通略》1种不分数；

明·徐 纮《明名臣琬琰录》等2种 46卷；

明·毛 宪《谏垣奏草》等4种 55卷；

明·徐 问《山堂萃稿》等2种 24卷；

明·吴 仲《通惠河志》1种 2卷；

明·潘 恩《潘笠江先生集》等3种 29卷；

明·白 悦《白洛原遗稿》1种 8卷；

明·薛应旂《宋元通鉴》等10种 398卷。

作者为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