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楷之 董泽衡：爨体书法美学刍论

摘要：“二爨”碑自清代以来闻名遐迩，卓绝奇古的艺术特色，加其刊立于极富民族特色的疆域，而备受世人瞩目。史载南朝沿东晋旧制，禁立私碑，故所存碑刻数量极少，位于云南边陲的“二爨”碑逾显弥足珍贵。六朝时期的云南碑刻文化与中原碑刻刻石书风有着较高的审美趋同性，书史中的铭石书刻为“二爨”碑注入独特的审美内核。有清一代，“碑学”勃兴，康南海所列《爨龙颜碑》为“神品第一”、《爨宝子碑》为“真书之鼻祖”。因此，爨碑融入清代碑学连缀发展，广受书家、学者膜拜、研习，形成清代“碑学”延续的审美体系。对于“二爨”碑书法美学的探究，既定于“爨碑”发展的客观审视，是构建“爨美学”独特的审美形态的前提。

一、清代碑学审美反思

爨碑自发现始，便粲然于世，研究传习，不断揭橥其内在所蕴含的独特审美价值。清前已有对爨碑发掘的刊记，惜未受关注。直至清时，爨碑获得了巨大的审美生存空间。“碑学”在清代不断被完善，康氏不遗余力的鼓吹将“碑学”推至高潮，中国书法史长期以“二王”为体系的书法审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康氏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极端化的书法艺术审美。此时，由于多种原因，碑版艺术的美学内涵轻易被康氏“碑学主义”所左右，民国乃至当下的审美价值取向仍保留着前代确立的审美认识。

1.清前爨碑记略

“二爨”碑中，《爨龙颜碑》的出土早于《爨宝子碑》，清前已被世人所知，在文字记载中可以寻迹。而《爨宝子碑》出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先前未见《爨宝子碑》的相关记载。（见表一）

朝代作者著作刊文元李京《元朝志略》“今陆良有爨府君碑，载爨氏出令尹子文之后，受姓班氏，西汉末食河南邑，因以为氏，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明周弘祖《古今书刻》“邛都县侯爨龙颜碑，龙颜侍刘宋封侯，碑在陆良州。”明邹应龙《云南通志》“邛都县侯爨龙颜，南宁州人，文帝永嘉年间累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明谢肇淛《滇略》“今南宁县南十余里，有兴古太守爨府君碑，其后有爨士德、爨瓉、爨云者相继为宁州刺史皆有遗爱。”明洪熙煊《平津读碑记三续》“龙颜所授宁州刺史，皆是其土官，故爨氏祖、父世袭之。”明李贤；彭时《明一统志》“南北朝爨龙颜：南宁州同乐县人。仕宋，累官龙骧将军、护镇满校尉、宁州刺史、封邛都县侯”

表一

《爨龙颜碑》具体发现年代失考，关于文字所记，最早为元代李京所著，可认为《爨龙颜碑》出土时间为元代或之前。对《爨龙颜碑》的文献资料搜检，仅对爨龙颜有简单史料记载，有甚者存误，关于碑版的艺术风貌只字未提，此类艺术风格在清前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有明代邹应龙修《云南通志》中所载“永嘉年间累官龙骧将军”，而年号“永嘉”为公元306年—310年，西晋怀帝司马炽在位期间。而据《爨龙颜碑》所记，爨龙颜生活在386年—446年，二者之间相差近百年时间，以碑正史，故邹应龙所修《云南通志》存误。

2.爨碑的审美维度

清时，“碑学”勃兴促使爨碑彰显于世。阮元调任云南总督时发现《爨龙颜碑》，并在该碑下题跋[1]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阮元对《爨龙颜碑》的高度评价引以金石家、书家广泛关注。“二爨”中的《爨宝子碑》则被康有为评曰：“端朴若古佛之容。”碑学在康有为等人鼓吹之下，晚清之际，出现了“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2]的普遍崇碑现象。魏晋时期沉默于世的古代碑版逹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程度，从金石学、文学、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等方面，重拾了魏晋时期碑版艺术美韵，推动碑版石刻的学术研究热潮。

康有为作为清代碑学的集大成者，所著《广艺舟双揖》以“变者，天也”的革新思想转捩稳定的“帖学”风范。处于时代巨变的洪流，“扬碑抑帖”的审美思维成为必然选择。

《广艺舟双揖》[3]谓：

《爨龙颜碑》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晖福寺》宽博若贤达之德。《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

其中尤对《爨龙颜碑》评价颇高，列神品第一。康氏之所以盛赞“二爨”，首先从政治目的发韧，以变法为核心思想，视书坛的帖学如清王朝般亟待革新。

《广艺舟双揖》[4]载：

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可待论。

以康氏《广艺舟双揖》对比《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多部著作，“托古改制”的思想变革，贯穿于康氏书法审美的目标诉求。“托古”置于书法艺术中并非单纯的厚古薄今，更多的服务于他“尊碑”的思想。以魏晋碑刻为尊，即使无名之碑为六朝人书，亦有异态，“二爨”显然正处在康氏“托古”思想的重要位置。但由于爨碑处于当时南朝，风格朴茂，奇古于“洛阳体”类的北碑，因此，康氏偏激的“尊碑”思想割裂了书法进程中时空的整体性。他将爨碑置于单一的南朝碑刻书法中，以由此考见变体源流，所云：

吴之《谷郎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5]

康氏的“托古改制”以无差别的崇碑，对帖学不假分辨的驳斥。因此“在以往的背离中，清代碑学走的最远，对相对稳定的参照系冲击也最大，王羲之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碑学兴起后才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动摇。”[6]

康氏碑学理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