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在中国境内行进路线及古今地名考略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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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可·波罗行纪》一书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游历地中海、亚欧大陆和中国的时候，依据所见所闻口述的长篇游记，本文以《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为底本，结合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三条行进路线及其所经古今地名，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疏漏，并补充相关史实。笔者认为虽然《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述的个别地方马可·波并未涉足，但这并不能证伪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三条路线高度符合元代的主要交通路线，其行进方向也与中国疆域构成和方位高度符合，故而学术界有人坚持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观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关键词：马可·波罗；行进路线；古今地名

《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一书版本诸多，各国文字译注版本亦有不同。中，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的当属法国学者沙海昂（A.H.J.Charignon）注冯承钧汉译的卜铁本。由于沙海昂所注之内容不甚准确，冯承钧在译注之时对牵强之处加以删减，同时摘译了玉尔（H.Yule）、考狄（H.Cordier）的注释，并且加入自己的考证，该译注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慕阿德（A. C.Moule）、伯希和（P.Pelliot）所著《马可·波罗寰宇记》是马可·波罗研究的一座高峰，无论是其完备的版本系统，还是内容的全面性，都让人为之震撼。冯承钧在其译文序中提到，读其书者，需参看伯希和诸文。因此，本文以冯承钧译本为底本，结合慕阿德、伯希和所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及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马可·波罗在中国境内的行进路线及古今地名进行梳理和考证。

一、学术史回顾

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可·波罗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当时史地学者丁谦对《行纪》中的地名和史实进行了考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可·波罗的研究日趋深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笔者以马可· 波罗在中国境内的行进路线排序，分为三条路线回顾相关研究成果。

首先，从可失合儿（今新疆喀什）到汗八里（元大都，今北京），相关的研究有：杨志玖《马可·波罗天德、宣德之行》一文对马可·波罗赴上都前所经过的天德和宣德二地进行勘同，纠正了沙海昂从行程日数和方向分析将宣德州（今河北地区）作为抚州（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以东）的错误，并认为马可·波罗亲历二地，并非道听途说；荣新江《真实还是传说：马可·波罗笔下的于阗》一文对《行纪》中记载的忽炭州和培因州二地进行考证，作者认为行纪中的记载的内容是元朝初年这些地方情况的真实写照；石坚军《马可·波罗上都之旅考述》一文对可失合尔到元上都之间的若干地名、史实和马可·波罗旅行路线进行了详细的考述，总结出《马可·波罗行纪》中存在插叙某一地区的情况。

其次，马可·波罗的云南之行，相关的研究有：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对其离开涿州后的行程进行了分析，对其所经过之地多有论述，通过与当时的驿道路线进行对比，认为马可·波罗从大都到云南的行进路线与元代的驿道情况是完全符合；方国瑜、林超民《 云南史地丛考》一书对马可·波罗云南之行记述最为详细，从云南行省的地区划分到云南之行的路线均有详细涉及，并对之进行了考证。

再次，从沿京杭大运河到行在城（今浙江杭州），再到刺桐城（今福建泉州），相关的研究有：周良霄《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 波罗到过中国吗？》一文认为有关中国的部分，有吹嘘的成分，第145章载“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就是例子，元军攻陷襄阳是在1273年，而马可·波罗抵达元上都，却在1275年，时间上是有差异的。在《元史》中记载了攻取襄阳，利用了回回炮，其造炮者为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并非马可·波罗。同时作者认为其在扬州统治三年之事，再无实证的情况下，也不值得信任；高荣盛《Choncha与马可·波罗入闽路线》一文，作者从泉州北上至赣浙等地的驿道着手分析，得出Choncha是指武夷山崇安县，进而分析马可·波罗一行从浙江南下，最后抵达泉州。

最后，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地名的相关研究有：丁谦《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考订》一文以魏易译本为底本，对书中附注的古今地名进行考核，详细核查其方向旅程，并加以考订；余士雄《 中的中国历史名城考释》一文对行纪中所记载的汗八里（北京）、扬州、苏州、行在（杭州）、刺桐城（泉州）这几座历史名城进行考证，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印证了行纪中所记载的内容是较为准确的；贾二强《 中的陕西地名及陕情记载》一文对马可·波罗从山西进入陕西渡河之处进行进行考证，同时对在陕西境内的几处地名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马可·波罗有关陕西的记述相当真实；日本学者高田英树《刺桐泉州——马可·波罗的东方》一文通过对比多个版本，对刺桐的一地确认为泉州，并对Tingiu 一词也代表泉州，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美国学者艾骛德（Christopher P.Atwood）撰、马晓林译《马可·波罗汉语——蒙古语地名——以“州”的转写为重点》一文以语言学为研究视角，对其地名的构成进行分析，认为其地名之中存在回鹘语、蒙古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的附表将《行纪》中所记地名与蒙古文、波斯文、汉文相对照，并将慕阿德、伯希和《寰宇记》中的章节标示出来，方便了人们对古今地名的勘同。

二、路线一：从可失合儿到汗八里

《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及的他在中国的第一条行进路线是前往元大都的路途，行纪中记载其进入中国是通过巴达哈伤（Badascian，今阿富汗东北部）到可失合儿（Cachgar，今新疆喀什）。关于巴达哈伤，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中提到，其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最早可追溯到7世纪，并且在《元史》中能找到其对应的章节。关于可失合儿，《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可失合儿昔是一国，今日隶属大汗”，这是其记述中出现的首个隶属大汗之地，今日仍是中国领土，因此将其作为马可·波罗在中国境内的行进路线的首站较为合适。关于文中出现的撒麻耳干（Samarcan，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玉尔曾提出了马可·波罗未曾到过撒麻耳干，由于其父叔曾前赴大汗廷而久居不花剌（Bo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因此，此地应为其从父叔之处听得之地。

从鸭儿看出发后所经过的地方依次是忽炭（Cotan，今新疆和田）、培因（Pem，今新疆策勒县北部）、车尔成（Ciarcian，今新疆且末县）、罗不城（Lop，今新疆若羌县），接下来叙述了唐古忒州（Tangut，古西夏国）中的沙州（Saciou，今甘肃敦煌），紧接着却出现了两个路线之外的两个地方，分别是哈密（Camul，今新疆哈密）、欣斤塔剌思（Chinghintalas，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关于哈密，学者们对其位置考证较为详细，即为今日新疆哈密，其位于沙州的西北方向。关于欣斤塔剌思的地理方位，学界目前有较多不同的看法，一说位于罗布泊之南，而罗布泊位于哈密之南，这就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兹置哈密不言，请言西北方与北方间之别有一州”相互矛盾。另一说法是以沙海昂为代表认为其在巴尔库尔（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他的依据主要是此地盛产马可·波罗所记述的石棉，《行纪》中记载：“欣斤塔剌思州，亦在沙漠边地，处西北方与北方间，广十六日程”，以此来看，其名称与间距又有不同，笔者认同石坚军先生《马可·波罗上都之旅考述》一文给出的观点，即欣斤塔剌思位于元朝在哈剌火州西北与北方间的重镇别失八里，除了其方位和行程较为正确外，还有原因是《元史》中记载，其附近的乌鲁木齐博格达山盛产《行纪》中提到的“火鼠”（石棉或火浣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慕阿德与伯希和合作对拉丁文抄本的翻译，其在哈密与欣斤塔剌思之间又发现一地，此地为哈剌火州（Carachoco，今新疆吐鲁番东），其位置在哈密与乌鲁木齐中间，这三者位置具有连续性，可以说哈密与欣斤塔剌思的方向并不在于马可·波罗一行向东所行的路线之上，反而向西越行越远。哈密位于敦煌西北方向大约400公里，乌鲁木齐位于敦煌西北方向1000公里，这与紧接着出现的肃州（Succiu，今甘肃酒泉）的方位相反。酒泉位于敦煌东方约400公里处，在叙说完欣斤塔剌思后直接回到肃州，期间未曾提及前去和返回的日程和经历，与其对其他章节的记述存在差异。因此，有学者以为马可·波罗对哈密和欣斤塔剌思的记载似非其亲身经历，但笔者以为马可·波罗亲临此二地却有合理之处。首先，从时间维度来讲，马可·波罗一行是1271年开始的东方之旅，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如果一路东行，直奔元上都，必然不可能用如此之久，他们一家以经商为主，路途之中采购货物不免要脱离向东的行进路线。其次，火浣布极其珍贵，西方人名之为撒剌蛮达（salamander），传说是一种皮厚，有灭火能力的怪兽，忽必烈送给教皇的礼物其中有一件就是火浣布织成的巾，在行程之中如若听闻此物，必然会引起其极大的好奇心。马可·波罗在《行纪》之中强调此物是山中的一种矿产，更是仔细记录其开采、生产流程。马晓林先生《新出元代石刻史料中关于马可·波罗所记火浣布（salamander）的验证》一文就从《高信神道碑》的碑文入手，其中的“火浣龙须布仙裳”印证了马可·波罗关于火浣布的记载，同时高信在异样局任职期间（1261—1288年）曾以火浣布为皇家制衣，就时间而言，与马可·波罗了解火浣的时间高度重合，内容相互关联。

从肃州继续向东行进，依次经过的地方为甘州（Campcio，今甘肃张掖）、亦集乃城（Ecina，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哈剌和林（Caracorom，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巴儿忽（Bargu，今俄罗斯巴尔古津河一带）平原，然后笔转锋回又以甘州为首途，《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从此前以言之甘州首途，骑行五日，夜间多闻鬼声。行此五日毕，东向有国，名曰额里湫”。对于其提及的亦集乃城、哈剌和林、巴儿忽平原等地似乎是偏离其行程的插叙，从其记述来看，对其几处的记述相对较少，较多记述风土人情，特别是哈剌和林作为忽必烈1260年登基前的政治中心和元朝岭北行省的首府，其繁华程度必不亚于元上都。伯希和认为马可·波罗对哈剌和林的如此少的提及，证实他对整座城市的了解仅仅局限于名字而已。

从甘州伊始，依次到达凉州（Ergiuul，今甘肃武威）、申州（Silingiu，今青海西宁市）、额里哈牙（Egrigaia，今宁夏），其都城名称为哈剌善（Calacian，旁译为贺兰山）。目前学者们大都同意俄国修道院长帕拉弟乌斯的看法，即此地为距离宁夏银川市60里的贺兰山麓西夏王元昊所修建的夏宫。值得注意的是，从前述沙州到哈剌善均隶属于唐古忒州（Tangut，古西夏国）。唐古忒州，简称唐兀，是元代蒙古语党项一词的音译，也指古西夏国。

继续向东行进依次经过天德州（Tenduc，今内蒙古阴山一带）、申达州（Sindaciu，今内蒙古集宁市及河北张北县）、察罕脑儿（Ciagannor，今河北沽源县）到达元上都（Ciandu，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天德州即丰州城，始建于辽神册五年，为辽天德军驻地，元代后改称丰州，辽代以来当地居民将此地称为“天德州”，这也就是《行纪》中，“天德州”一地的由来，其州治之地为今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之白塔镇，明代俺答汗在前代丰州城西部十几公里修建了归化城，清代又紧挨归化城东北新建了绥远城，于是归化和绥远两城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归化城蒙古语为“库库河屯”，即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这也就是呼和浩特被称为“青城”的原因。因此，马可·波罗所行的天德州应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之白塔镇，而不是如今的呼和浩特。值得注意的是从额里哈牙到天德州的这一段路程，由于原文没有沿途城市的详细记载，学界对于行进路线存在不同看法：一为玉耳本马可·波罗旅行图Ⅳ以为马可·波罗沿黄河西岸一直北行，行至黄河拐弯处（约在内蒙古包头市），两渡黄河来到托克托县；另一说法为伯希和认为其应经陕西榆林再至托克托县，笔者以为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因为《行纪》对其行进方位的叙述为从额里哈牙向东行进，而要采取玉尔的说法则要向北行进。到达元上都后，马可·波罗觐见了忽必烈。由于元朝的“两都巡幸”之制，一般皇帝春夏之季在元上都，秋冬之季在汗八里（Cambaluc，元大都，今北京），从元上都到元大都有四条路线，四条路线都可抵达，每次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进路线以新疆喀什为起点，通过丝绸之路南道，途径新疆莎车、和田、策勒、且末、若羌，穿过罗布泊沙漠，进入河西走廊，通过甘肃、宁夏、内蒙古南部与河北，到达元上都，跟随忽必烈的脚步又来到元大都，之后又以元大都为起点，开启新的旅程。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路线大体与路上丝绸之路是重合的，通过他的记述我们能够了解丝绸之路的繁荣贸易和文化交流。了解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路线，对于了解丝绸之路在元代的发展和演进也有参考意义。

三、路线二：云南之行

根据马可·波罗自己的记述，出使哈剌章（Caragian，今云南大理，又可泛指云南行省）是其接受忽必烈的第一次派遣。《行纪》中记载：“他人甚聪明，凡事皆能理会，大汗欲重用之。所以大汗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六个月之地并未明说是哪里，冯承钧先生在此处加注，马可·波罗所隐喻，就是本《行纪》一百十七章之后出使云南一事。在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其拉丁语LT本直接明确了此地为哈剌章。学界也均认为云南之行是其首次出使任务，由此开启从元大都至云南方向的一路见闻。

从元大都（今北京）向南出发，先后经过普里桑干（Pulisanghin，今北京丰台区永定河），由于出生于威尼斯水城的缘故，马可·波罗对桥有着特殊的情感，在此就夸赞了普里桑干河石桥的精美，其中形容的桥的正是现在的卢沟桥，由此处向南继续行进，依次经过涿州（Giogiu，今河北涿州）、太原府（Taingu，今山西太原）、平阳府（Pianfu，今山西临汾）、该州（Caiciu，今山西新绛县）、河中府（Cacionfu，今山西永济蒲州）。在平阳府与河中府之间的该州，学界存在争议，一认为吉州（今山西吉县），玉尔认为吉州则与《行纪》中向西骑行20里到达哈剌木连（Caramoran，蒙古语对黄河的称谓，其意为黑河）的方向比较符合；二为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浩史悌（Haw）将读音元代解州读音（Hiai-jiu）相联系，从语音上来讲，其更为合理；伯希和从地名和地望勘同中认为其应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虽然其与书中的方向与距离不符合，但书中的方向和距离也不能支持其他两个地方，从平阳府至吉州多为崇山峻岭，且吉州也并非名城，在平阳府与河中府之间只有一处重要的地方即绛州（山西新绛县），笔者支持的是第三种看法，从绛州到河津的黄河渡口距离大约为30里，与其所记述的较为接近。其次，其距离与接下来所到的京兆府（Quengianfu，今陕西西安）所需路程较为相近。《行纪》记载：“渡此河后，向西骑行二日，抵一名贵城市，名称河中府（Cacionfu）。”疑点在于河中府的位置在于今天山西永济蒲州，应在尚未渡河之前出现，其在在《行纪》中对于河中府的记述较少，不像其亲眼所见，渡河之后出现的“河中府”可能是渡黄河后沿河向西南进发，所到之地为河中府（山西永济蒲州）对岸，与其记述的继续向西骑行八日到达京兆府的方向距离也更为接近。

到达京兆府，马可·波罗对忙哥剌（忽必烈第三子）的宫殿也有所记述。忙哥剌是安西王，京兆府恰恰是其管辖范围，忙哥剌曾居住之安西王府现叫斡尔垛遗址，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所以这也印证了京兆府正是今陕西西安。从京兆府出发，如要抵达阿黑八里（Acbalec Mangi 今陕西汉中）需要从关中州（Cuncun，今汉中地区）穿越秦岭。历史上从关中穿越秦岭有四条主要道路，即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陈仓道。《行纪》中记载：“离上述忙哥剌之宫室后，西行三日”，子午道位于今西安之南，与其西行方向不一致。陈仓道的距离似有不妥，与其记载的行程时间没有匹配关系。傥骆道按方位和日程推算最为恰当，然此道经过五代战乱后渐成荒塞，而褒斜道在宋元时起点已移至今宝鸡市西南，是宋代以后关中到汉中、四川的主要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驿路也在此地，马可·波罗受忽必烈委托前往云南，其所走道路多为驿道，因此，马可·波罗极有可能通过褒斜道进入汉中。阿黑八里一词代指汉中府，其构成并非汉语，“阿黑”是突厥语中“白”的意思，而“八里”是蒙古语“城”的意思。

到达汉中后，继续向西进发，依次途径成都府（Sindufu，今四川成都）、土番（今四川西部）、建都（Caindu，今四川西昌），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进路线基本依靠官方驿站，从汉中到成都往往依靠蜀道，又称金牛道，是连接汉中——成都的重要交通道路。沿金牛道行进至成都后，主要的行进道路依靠建都路，《经世大典·站赤》中就有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一月六日剌迓奏：在先赴云南有二道：事不急者由水站，急者取道建都，今一切使臣皆往建都道。”方国瑜先生在考查成都——建都的驿站之时，就明确给出来了这条路线，即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汉源县——大渡河——越西县——西昌。到达西昌后，其《行纪》记载了穿过不里郁思（Brius，中国长江上游金沙江），这里的不里郁思，据考证是蒙古语的转音，也就是金沙江，根据其渡河后五日至押赤，其渡河之处应为黎溪附近。通过金沙江后依次通过押赤（Laci，今云南昆明）、哈剌章（Caragian，今云南大理）、永昌（Uncian，今云南宝山）。

永昌应是其在中国行进路线的终点，在叙述完永昌后，紧接着叙述了阿缅（Mien，蒲甘，今缅甸中部地区）、班加剌（Bangala，今孟加拉地区）、交趾国（Caugigu，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和阿木州（Amu，今越南地区），其地理位置不在中国境内，学界对其是否去过这些地方存在较大争议，张星烺、陈得芝、石坚军等学者都对其持否定意见。伯希和以为相对于对云南之行的描述而言，对于这几处所占比例很小，认为此几处地方应为其在路途之中的听闻而已。目前学界对于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普遍认为是1281—1282年之间，而《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四年二月（1287年），既而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因此，马可·波罗对于这几处的考察似有道听途说之嫌，笔者较为认同上述学者的观点。

马可·波罗的返程路线起点应为昆明，在提及阿木州后紧接着就叙述了秃落蛮州（Toloman，今四川宜昌南至云南昭通北）、叙州（Ciugiu，今四川宜昌），由叙州骑行十二日抵达成都府，陈得芝先生就根据二地的位置，结合《经世大典·站赤》中关于乌蒙道的记载，认为元代的乌蒙道即从昆明至乌蒙（今云南昭通）、秃落蛮、叙州至成都，由此可知出马可·波罗返程的起点应为昆明。抵达成都后，《行纪》记载：“自成都府起行，骑行七十日，经行业已经过之诸州郡城村。七十日后，抵于前已著录之涿州。”由此可知，马可·波罗从成都至涿州是原路返回，基于《行纪》第15章，大汗遣马可·波罗出使，第16章讲述马可·波罗出使归来后谒见大汗，并复述其见闻，受到忽必烈的称赞，并在之后也“常奉使往来各地”。马可·波罗返程叙述应从南至北，然在下一章河间府（Cacanfu，今河北河间附近）之后，方向却是由北向南，很显然，其中缺少其前往元上都或元大都向忽必烈汇报的这一记述。因此，马可·波罗的云南之行是以元大都作为其云南之行的终点的。

综上所述，马可·波罗的云南之行自北京始，途经河北、山西，过黄河后经西安至汉中，从褒斜道过秦岭进入四川，经过成都、西昌等地，过金沙江而抵达云南。返程从云南至成都路线与之前不同，所走之道为从云南昭通至宜昌抵达成都，之后按原路线返回北京。

四、路线三：沿大运河的东南之行

马可·波罗奉命出使云南归来后，由于其出色的表现，之后常奉使往来各地。他的第三条行进路线是由北向南记述了大运河沿途之城市，在记述中大量提及盐课，极有可能是接受大汗委派，沿大运河由北向南进行盐税考察。根据其记述的内容，第三条行进路线是自河间府（Cacanfu，今河北河间附近）伊始。由于马可·波罗多次往返此路线之间，但其《行纪》记述的顺序并无折返，笔者通过其《行纪》的顺序，对这一路线进行梳理和考订。自河间府向南依次经过强格路城（Cianglu，今河北沧州）、强格里城（Ciangli，今山东德州）、东平府（Tundinfu，今山东东平县）、新州码头（Xingiu Matu，今山东济宁）。《行纪》记载新州马头：“此城船舶之众，未闻未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重可以惊人。”济宁是大运河的枢纽城市之一，从此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大运河商业之繁荣。

从新州码头继续南行，途经临州城（Lingiu，今江苏徐州）、邳州城（Pingiu，今江苏邳州）、西州城（Ciugiu，今江苏宿迁）南行三日过哈喇木连（Caramoran，黄河）至淮安州（Coigangiu，今江苏淮安）。此处的黄河是黄河故道，并非今日改道至山东之黄河，在元代黄河流经淮河流域，经宿迁过淮安由盐城响水县入海，虽然《行纪》记述其过黄河后对岸有一州为淮安州，与今日位置似有不符，但根据黄河故道和大运河的位置，还是可以确认此淮安州为今日之江苏淮安。沿京杭大运河继续南行，依次经过宝应县城（Paughin，今江苏宝应县）、高邮城（Cauyu，今江苏高邮）、泰州（Tigiu，今江苏泰州），从泰州向东至海洋三日有一城为真州（Cingiu，今江苏南通），此处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伯希和认为此处应将原文 Cingiu订正为Caigiu，这样就可将此地理解为海州（今江苏南通海门区），因为《经世大典·站赤》中就有海门站，玉尔认为将原文Cingiu订正为Tingiu，并考订其为通州（今江苏南通）。陈得芝先生认为通州是大邑，且此处为滨海诸盐场总汇，据《行纪》中记载：“城甚大，出盐可供全州食之，大汗收入之巨，其数不可思议。”认为玉尔这一说法较为可信。美国学者艾骛德将“州”字的转写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认为州的地名有两种写法，分别为giu和ci，较为明显的是此地的后缀为giu，应该为州级地名，而海门只是下属扬州路之一城，并非州级地名，因此笔者认可玉尔的看法，即真州为今江苏南通。

由上述真州返回泰州后，向西南骑行至扬州城（Yangiu，今江苏扬州），马可·波罗在《行纪》中提到他曾奉大汗的命令，在此担任了三年的官职，但具体的官职名称在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伯希和认为其在记述中大量提及盐课，极有可能是与盐政有关的官员。叙述完扬州后，出现了南京城（Namghin，今河南开封）和襄阳城（Saianfu，今湖北襄阳），这两城脱离其由北向南的路程叙述顺序，并且未言及其行进时间，无法了解城市的准确方位。在襄阳府一章中，马可·波罗提及其为攻破襄阳城献炮，国内外学术界已经证伪，此二地与前述插叙的亦集乃城、哈剌和林等地一样，马可·波罗可能并未亲历。值得注意的是，紧接的一章记述：“由襄阳城发足，向东南骑行十五里，抵一城，名曰新州（Singiu，今江苏仪征）。”从新州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此地舟船往来不绝。如果从襄阳出发，襄阳距江大约200里，其记述的距离相差甚远，如果从扬州出发，此地大约为今江苏仪征，符合其江面宽大、商业繁荣的情况。因此仪征应为继扬州出发而抵达的地方。

从新州出发依次为瓜州（Gaigiu，今江苏扬州南部）、镇江府（Cinghianfu，今江苏镇江）、常州（Ciangiu，今江苏常州）、苏州（Sugui，今江苏苏州）、吴州（Vugiu，今江苏吴江）、吴兴（Vughin，今浙江嘉兴）、强安（Ciangan，今浙江海宁长安镇），到达行在城（Quinsai，今浙江杭州）。关于强安，一直存在许多种说法，此Ciangan应为“长安”的对音，而在宋元时期，长安镇是交通要道，且位于运河边。关于长安镇的位置前人说法不一，《经世大典·站赤》中就有在长安镇设置长安站的记载，然而冯承钧指出现在的长安镇距离杭州仅数小时航程，与《行纪》中所言骑行三日距离不合。玉尔认为此地应为“嘉兴”的对音。随着《马可·波罗寰宇记》的问世，其Z本（拉丁语）中记载了从强安到行在仅有一日路程，伯希和据此辨别出此地为今浙江海宁长安镇。《行纪》关于行在城的记述是详细而准确的，没有争议，大部分汉文文献中亦得到验证，“行在”意为天子巡行所到之处，这也是马可·波罗记述其为行在城的由来。

杭州是元朝大运河的起点，在叙述行在城之后，马可·波罗仍按驿程顺序叙述从杭州到泉州途中的见闻，从行在城出发一日抵达塔皮州（Tanpigiu，今浙江桐庐县），伯希和以为将原文Tanpigiu订正为 Campgiu 即严州，较为恰当，严州大致演变为今天的桐庐县、淳安县和建德市。根据马可·波罗记述骑行一日抵达塔皮州，从行进日期来看，笔者以为此为今桐庐县更为恰当。从塔皮州骑行依次至武州（Vugiu，今浙江金华）、衢州（Ghiugiu，今浙江衢州）、强山（Cianscian，今浙江常山县）、信州（Cugiu，今江西上饶）。接着叙述了进入福州（福建行省）境内的格里府（Quenlinfu，今福建建瓯）、侯官（Vuguen，今福建福州西北）。关于侯官，学界有不同看法，伯希和认为此地为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依据为Vuguen 一词是由Nanchien转为Namguem再转为Naguem，再加上南平制糖业较为发达，符合《行纪》中的记述。王颋先生认为侯官是元代福州的两个附属城郭之一，其距离也与马可·波罗所记述的十五里较为相近。明代方志《闽都记》也记载此地种甘蔗为糖，这也验证了马可·波罗记载的此地制糖甚多。笔者以为“侯官说”无论从距离、读音和相关记述都较为吻合，而伯希和先生的说法似乎不太不符合《行纪》的记述顺序和位置。

从侯官继续前行，即到达福州（Fugiu，今福建福州），从福州出发后五日到达刺桐城（Caiton，今福建泉州）。泉州也是当时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马可·波罗就由此处踏上护送阔阔真公主的回国之路。《行纪》中记载其归国之行是陪同三位波斯（今伊朗）使臣将阔阔真公主送至波斯，杨志玖先生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中通过对《经世大典·站赤》中一篇公文中提及到的三位使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书中所提到的使者的名字进行考证，以及对相关官员的管理区域进行分析，推测其离华时间地点为1291年的泉州，与《马可·波罗行纪》中在中国行进的终点相一致，这证实了马可·波罗所记述的泉州为其归国之路的出发点。

综上，马可·波罗沿大运河的东南之行，可能有些地方其并未只经过一次，但他仍然按照前后顺序进行了叙述，总的来说其行程围绕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前进穿过山东、江苏等省份抵达大运河的末端杭州，后又踏上归国路程，从杭州依次经过金华、衢州，再向南进入江西上饶，由武夷山进入福建，依次经过建瓯、侯官、福州，最后抵达泉州。1291年初，马可·波罗一行从泉州出海，经爪哇、驶入印度洋，1293年初登陆波斯港口忽里模子，1295年初到达自己的家乡威尼斯。

五、余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人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存在质疑，认为在《行纪》之中存在破绽与漏洞。其一，在《行纪》之中没有出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物品，例如：茶叶、瓷器、万里长城等。杨志玖先生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一文已对其进行否定性解答，认为马可·波罗来华时期对这些物品缺少记述完全站得住脚。黄时鉴先生有两篇文章分别对茶和万里长城之事进行分析，他认为缺少记述不能否认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其二，《行纪》记述之事，经学者考证并非全为马可·波罗亲身所经历之事，这仅能证明马可·波罗将其听闻之事记录于《行纪》之中，对于其是否到过中国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伪支撑。

依笔者看来，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依据如下：其一，他对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方位认知较为清晰，虽然个别地区他并未亲自去过，但是这些地区总是在其行进路线的周围出现，并未出现路线杂混的情况。如果不是亲自走上一番，很难对这么多复杂的地名有清晰的地域划分上的认识。其二，马可·波罗的行进路线与元代的主要交通路线高度吻合，根据《经世大典·站赤》的记载，也能够得出马可·波罗的行进路线的详细情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进路线确为其亲身经历。其三，《行纪》之中有大量描述不同地区文化、习俗、饮食居住习惯的内容，大都符合史实，倘若非亲身经历，绝无可能有如此详实的记述。

作者：黑龙，乔航

选稿：贺雨婷

编辑：宋宇航

校对：汪依婷

审订：汪鸿琴

责编：杨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