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读生死

三十年前，于市井书摊偶得一套五册《史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九二年文白对照版。烫金题签早已斑驳，惟余太史公三字仍泛金光。去年整理藏书，这部旧籍归入玻璃橱柜，擦拭时恍然惊觉时代墨香已隔着两千载光阴。遂自今岁窗下重读，太史公深意浩如烟海，字里行间千思万义，此处仅舀“生死”瓢饮。

一、生之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史记》无此内容）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见《汉书·报任安书》，这句话锋利剖开了世俗荣衰的表象。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兵败投降之事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他并非仅为“保命”，而是“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彼时长安街头，定有人嘲笑他“贪生畏死”，却不知这颗匍匐在尘埃里的灵魂，将以残缺之身，构筑起比武帝宫殿更巍峨的精神殿堂。他遍历名山大川，考信六艺旧闻，让五帝的传说在竹简落笔成史，让列国的纷争在江山更迭中潺湲成河。后人将《史记》的竹简在烛火中次第展开时，帝王将相的赫赫威仪，终究难抵一个史官笔端的良知。

“若伯夷者，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我以为，太史公当不是为旌表某种过时的道德，而是要让后人看见：生之荣，可不是什么钟鼎玉食的喧嚣，该是面对抉择时，俯仰无愧的坦然。

首阳山薇菜年年生长，这对兄弟的形象读之渐渐透明。世人皆笑他们“不食周粟”的迂腐，而他们用饿死首阳的决绝，守住“义”的内涵，即在面对抉择时那份俯仰无愧的坦然。但司马迁在篇末以“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质疑天道无亲，是否又暗示反思 “善有善报”传统道德，在此行文中难以兼顾，暂而不论。

生有生的荣耀，而死也有死的哀荣。《史记》中记录了生时坚守大义的人物，也描绘了死亡面前的精神形象

二、死之哀

让诸侯"膝行而前"的西楚霸王，最终在乌江畔自刎而死。他的葬礼或许算不上“哀荣”——刘邦仅以鲁公之礼葬项羽。司马迁写项羽，没有回避他的刚愎自用，但让垓下的夜风卷着‘四面楚歌’的悲怆，穿过两千年光阴，让英雄末路的叹息盖过胜者的凯歌。”

纵观《史记》的字里行间，死亡不是丈量是非成败的标尺。

《史记》中的刺客精神：荆轲与豫让。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颠覆功利史观，以荆轲、豫让之死铭刻精神丰碑。

荆轲的践诺之死。易水送别，“变徵之声”泣泪，“羽声慷慨”瞋目（《史记》），音乐意象外化赴死心志。荆轲刺秦非为忠君，而是报太子丹知遇之恩（“不欺其志”）。秦殿上，秦舞阳“色变振恐”，荆轲“顾笑”解围，以戏谑超脱定格“终已不顾”的决绝。

豫让的尊严之死。豫让为报智伯“国士之遇”，漆身吞炭两刺赵襄子。虽未成功，却以“斩衣三跃”完成象征性复仇，自刎践诺。面对赵襄子质问，他直言“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将个体情义凌驾于世俗忠君之上。

“失败者”的惨烈死亡，凸显“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超越，司马迁赋予了比某些帝王的"山陵崩"更具震撼力，因为这些“士”比王后将相更有超越功利的真心。

元狩四年（前119年），李广随卫青出征漠北之战。卫青因迷信李广"数奇”（命运不吉），遂调李广并入右将军赵食其部，命其从东路迂回。因缺乏向导，李广部迷失道路，未能如期会师。战后，卫青遣长史持干粮（糒）与酒（醪）至李广军中，问责失期缘由。李广慨叹：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史记》载，他曾以百骑疑兵退匈奴数千骑，匈奴号之'飞将军”，避其锋芒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李广的死，终究不会惊动长安的太庙，太史公却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流传千年。为他立传时，特意记下"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的细节。所以我想，哀荣，无关乎谥号的褒贬，无关乎葬礼的规格，先是在百姓眼角的泪痕里，而后在青史竹简的墨痕间。

《史记》中这些人物的生死展现了不同的哀荣，而司马迁笔下更有一种崇高敬畏，体现了天地之间的生死。

三、自然之道

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死观，更体现在司马迁的笔下对死的崇高敬畏。他写屈原投江，没有渲染“忠君"的伦理，而是用“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的评语，投影一个"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灵魂。屈原的生命如夏花般绚烂——他在《离骚》里织就香草美人的梦境，在郢都的废墟上唱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高；他的死亡若秋叶般静美，汨罗江岸边，他用纵身一跃，完成了对世俗的最终超越。让人想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个诗人。

崇高敬畏既存在于屈原式的精神升华，也显影于对酷吏暴政的冷峻审视。翻到《酷吏列传》，张汤制定律令，王温舒杀人如麻，司马迁冷笔如刀，记下这些酷吏“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的复杂评价。曾在长安街头呼风唤雨的酷吏，早已只剩冰冷的名字。张汤的府邸，也早就湮没在尘土中，王温舒的权势也必然是过眼云烟。"

《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是世俗眼光中“不入于正义”的“匹夫之侠”，司马迁却以如椽大笔为他们正名：“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他痛斥权贵阶层“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的虚伪，却为“振人不赡，存亡死生”的布衣之侠立传旌表，对“人穷则反本”的人性光辉礼赞。太史公以“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的记载，何尝不是对专制皇权价值观的无声批判。”

所以，读着读着，就觉得什么权位的高低，什么寿命的长短，人之从容当是归去时仍留有精神余香。

四、向死而生

《史记》中多样的生死观，让我们看到生命规律的超越，从汉武帝与司马迁的不同结局中可见一斑。汉武帝耗尽国力封禅泰山，以为自己功业会永垂不朽。泰山之巅立起的丰碑，在风雨中会渐渐斑驳。长安狱中发愤著书的司马迁，却用一部《史记》，让自己的生命挣脱时间的桎梏。读《五帝本纪》时，看见的不是神化的帝王，看见的是“迁徙往来无常处”的部落首领；读《货殖列传》时，看见的不是“重农抑商”的教条，看见的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人性。

我想，中国人生死观，说来说去，该是一份重量，或说是一份岁月的淬炼中凝结成的精神种子。而种子的发芽能力，伯夷叔齐是“义”，屈原是“忠”，游侠是“信”，这些被《史记》记录的品质，早已超越了个体的生死，成为文明的基因。至此，好像读懂司马迁为何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许他要做的，本就不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当是是为人的精神世界立起一根衡量价值的标尺，故此“成一家之言”的抱负，成就《五帝本纪》对部落迁徙的客观记录，成就《货殖列传》中对人性欲求的深刻洞察。

回望历史，从《史记》的字里行间，抑扬顿挫，都是太史公的心跳。他写尽了王侯将相的兴衰，却在自己的生命里，践行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箴言。生如朝露，死若尘埃，惟精神回响穿越时空，在文明原野不断递阶催发新绿。而这，与生死无关。

如开篇所述，本文不作考镜源流之辨，只以拙笔覃思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