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娇娇：顾颉刚编辑《辨伪丛刊》与“古史辨”运动的展开
发布时间：2025-05-06 13:13 浏览量：35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著名的论学书信《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宣告“古史辨”运动正式开启。此后的百余年间，毫不夸张地说，“层累说”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热点议题。然此文开篇第一句话“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
(注：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中所蕴藏的“古史辨”运动的信息，却似乎没有引起充分注意。“二年以来”说明“古史辨”理论萌发于1921年前，而“蓄意”一词则告诉我们顾颉刚的辨伪思想酝酿已久且意旨明确。从顾颉刚及其学术同盟者留存的史料来看，“蓄意”所指的是他们计划编辑的《辨伪丛刊》(注：对于《辨伪丛刊》的编辑，史学界已有一些讨论。如吴怀祺称《辨伪丛刊》是对古代辨伪文献作了一次整理（吴怀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马建强梳理了顾颉刚编撰《辨伪丛刊》的背景、有关撰述体例的思考〔马建强《个人际遇与学术生态的互动——顾颉刚学术生涯的突破》，《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0-64页〕；向燕南论述了顾颉刚《辨伪丛刊》中对郑樵思想的探究（向燕南《郑樵学术接受史之分析——从南宋到民初》，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3-95页）。)。
顾颉刚
一 《辨伪丛刊》的缘起与刊行
1909年，17岁的顾颉刚在中学老师张伯南的书架上第一次见到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本的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即被姚际恒的辨伪言论深深吸引。1914年春，顾颉刚又从张伯南处借来《古今伪书考》，手抄一部，并于3月1日作了一篇长跋，称姚际恒为“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闻于世俗者”(注：顾颉刚《古今伪书考跋》，《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同时也批评了姚氏辨伪之不足，这似为顾颉刚日后编纂《辨伪丛刊》的远因。
2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迫切的救亡心理，将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如何整理与看待作为传统文化遗产和载体的中华典籍，学界聚讼未决。1919年，北大师生成立《新潮》和《国故》两社，前者以“学术原无所谓国别”，应“渐入世界潮流”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第1页。)；后者则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注：《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第298号，第4版。)。胡适等人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是促成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近代的重要方法与途径。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顾颉刚。1920年11月24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我想先把《古今伪书考》抽出，点读一遍，做一个序，先行付印。……若你能任点读的事，就更妙了。不必急急，每天点两三页便够了。你若点读《伪书考》，再加上一点补缀，——如《尚书》及《周礼》等，——我定可担任寻出版者。此书版权即归你，我可以保他必销售”(注：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页。)。可见，胡适从一开始就有点校《古今伪书考》的意思，并且有明确的出版计划。就这样，在胡适的鼓励下，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并发现了更多的伪书，如宋濂的《诸子辨》和胡应麟《四部正讹》。不止于此，顾颉刚较胡适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编纂《辨伪书三种》：“我的意思，可以拿《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三种合印成一册，唤做《辨伪三种》。这三种合起来不过五六万字，可使人对于伪书得到更深的印象。”(注：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3页。)胡适积极响应顾颉刚，称赞顾颉刚《辨伪三种》的想法“极好”，并指出“此书不妨慢慢地整理。或临时加入别的新发见的辨伪著作，亦未可知”(注：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5页。)。在这两封信中，《辨伪丛刊》的计划已呼之欲出，略具雏形，只是还没有“丛刊”之名罢了。
传统典籍浩繁，真伪难辨，前人虽多论述，然散见各处，难见其梗概。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正式提出编辑《辨伪丛刊》的设想。这与另一位对催生《辨伪丛刊》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钱玄同有直接关系。这时的钱玄同正好也在密切关注前代史家的辨伪文字，同年1月8日，钱玄同专门购买了袁枚的《随园全集》，读后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