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水浒传》中的辱母杀人案

作者：王月勤

2017年前后，有两起“辱母杀人案”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山东聊城小伙于欢因不满催债人掏出生殖器在母亲脸上拍打，用水果刀愤而杀人，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后有陕西汉中青年张扣扣，因不满打死母亲的凶手逍遥法外，用单刃刀捅死凶手一家三口后，投案自首。这两起杀人案，皆因触碰了人类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普遍的伦理底线，在当时的媒体上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古今中外，这类涉及国家与个人、法律与良知的案件不在少数，个体通过故意犯罪来反抗国家法律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安提戈涅》就讲的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刻斯安葬，最终被处死的故事。《水浒传》中雷横因说书艺人白秀英殴打其母，愤而还击，一枷就将郓城县县长的女朋友、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白秀英送上了西天；但与于欢案、张扣扣案不同的是，打死人的雷横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而是在押送他的法警的帮助下，逃往了梁山。

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郓城县步兵都头雷横从东昌府出差回来，报销了差旅费，依旧每天打卡上班。一日在县衙东街行走，被一个闲人叫住，说本县来了一位女星，色艺双全，现在正在文化娱乐一条街上卖唱，你一定要去看看!说着就拉雷都头到了勾栏瓦肆，往VIP包厢的C位上坐了。那闲人却撇下雷都头到外面吃早点去了。这一去不要紧，为后面的惊天血案埋下了伏笔。因为闲人去了，就没有人介绍说，这是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雷横先生。因此，当青年歌手兼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白秀英小姐唱到精彩处，故意卖个关子，戛然而止，托着盘子收钱时，雷队发现自己没有带钱。作为VIP座位上的头号人物，本就面皮发烧，却遭到女星以及女星父亲白玉乔的奚落。

说到这里，我要替白秀英说句公道话：作为常年跑江湖的一线歌手，白秀英不是不知道与当地警方搞好关系的重要性。证据是那闲人在拉雷都头到场时，明明告诉他：“那妮子来参都头，却值公差出外不在。”（第五十一回）也就是说，白秀英刚从东京来郓城发展，就到公安局找过雷都头，不巧赶上雷都头出差在外。可以想见，如果当时白秀英找见了雷都头，以雷都头的贪吝，塞上一点钱，或直接在办公室“柔情缱绻”一番，什么特种行业的许可证，或消防证、卫生证当场就给办了。但这时，她不认识雷都头。那时也没有手机，可以从县政府的官网上搜到雷都头的照片。因此，当剧场里有人认得雷队，高声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时，白玉乔却骂道：“只怕是驴筋斗。”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本县的知名人士，雷队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黑白通吃——当年正是他和朱仝，放走了国家的最大敌人晁盖和宋江，正宗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哪里受过如此羞辱？他跳下台来，三拳两脚，就将本场演出的经理人白玉乔打得皮开肉绽。这一打不要紧，白秀英立即坐了一顶轿子，到县政府找到知县撒娇撒痴。那知县原在东京时就和白秀英有些瓜葛，白秀英之所以放弃东京来郓城发展，就是冲着男朋友来的。一听白秀英受了欺负，知县大人惊呼：“快写状来!”按理说，帝制时代的知县都是通过科举考上来的，绝对算是那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应该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但那天的知县也许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也许由于刚刚到任，还不知道郓城县的水有多深！

就拿帐下这位紫棠色面皮、留着一部扇圈胡须的雷都头来说，他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开过糙米加工厂，杀过牛，放过账。因膂力过人，腾地跳远能力极强，能从两三丈阔的涧边一跃而过，满县人都称他“插翅虎”。“插翅虎”的武功高强不算啥，关键是他和黑社会有来往。就在此事发生前几天，县上派他到东昌府公干，他还顺道到梁山小住几日，受到晁、宋二位首领的盛情款待。你把他惹恼了，不用说你的女朋友，你的合族老小能否保住性命，也要看雷爷的心情。但这时，雷爷还没有想好要上梁山，所以当知县派人将他捉拿到官，又当厅责打，戴上木枷示众，他忍了；白秀英仗着他和知县的关系，要将他枷在剧场门外号令，他也忍了；白秀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公安干警将他的衣服扒光，捆在街上羞辱，他还是忍了。

这时，千不该万不该，他的母亲出现了。这老婆儿虽年过六旬，常年居家不出，但比那时的好多人“懂法”。她说：“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出于母性护犊的本能，她一面解索，一面与白秀英对骂。白秀英大怒，向前只一掌，就将老婆儿打倒在地。老婆儿还在挣扎，白秀英再赶上去，左右耳光扇个不停。雷横是个大孝子，旁边看了，终于忍耐不住。一枷从白秀英的脑门上劈下，劈开了天灵盖，脑浆流了一地。一代女星、享誉山东的表演艺术家就此香消玉殒，离开了她心爱的舞台。从书中的描写看，她的演唱技艺高超，声如枝上莺啼，更兼舞态翩跹，影若花间凤转，令人陶醉。若论礼义廉耻，却是一样不会，因此，“德艺双馨”的称号就免了。

二

这就是《水浒传》中著名的辱母杀人案。若单从过程来看，它与2016年的于欢杀人案、2018年的张扣扣杀人案并无多大不同，皆因母亲受辱，儿子愤而杀人；但从结局来看，犯罪嫌疑人雷横与于欢、张扣扣命运迥异，判若云泥。

雷横杀了人，众人将他拘押到县衙，听候审问。当牢节级正是他的同事朱仝先生。当牢节级就是今天的法警。这朱仝在时文彬当县长时，与雷横一样，都是都头，不过雷横是步兵都头，朱仝是马兵都头。都头相当于今天的刑警队长，手下各管四十名干警。新任县长来了，不知为何，将朱仝换作当牢节级，或许古代人少事简，法警、武警、刑警不分也有可能。总之，今天是朱仝看管前同事雷横，他就立即安排其他干警打扫了一间干净牢房，让雷横独住，又安排酒食让雷横吃了。他并没有乘此机会站队于县长，与前同事划清界限，而是对前来探视儿子的雷母说：“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第五十一回）所谓的“救之”，就是上下使钱。朱仝原是当地富户，比雷横家有钱。无奈知县恼恨雷队打死了他的女朋友，再加上死者的父亲白玉乔催逼甚紧，只得做成死案，让朱仝押解雷横到济州了断。

“插翅虎”雷横

这时，《水浒传》中最感人的一幕上演了：朱仝引了十几个公安干警，到郓城郊外十数里地的一个“农家乐”门前停下。朱仝说：“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里边吃酒，他却拉雷横到饭馆门后的茅厕旁，打开枷锁，放了雷横。

（朱仝）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不在话下。

可以看出朱仝私放雷横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下手，回到县衙又以何种理由顶罪，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际上在案发当日，雷母向他哭诉之后，他就“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六十日拘押期满，又由他押解案犯到济州，他终于逮到了机会。他说的是实话，此时他的父母都已亡故，但从宋江骗他上山后的叙述看，他有妻子和儿子。他的家底不薄，且打算毁家纾难，帮助雷横。最终的结果是，他等雷横走远，自回衙门首告，表示甘愿服罪。知县将他押解到济州，当厅打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后来是宋江设计，害死由他看管的小衙内，他被迫上了梁山。这是后话，不提。

三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还原一下朱仝当时面临的二难处境：一是押解雷横到济州交差；二是放了雷横，回郓城顶罪。第一种选择看似稳妥，全无风险，实际就《水浒传》描写的世界而言，庙堂之上有江湖，朝廷之外有民间，他所处的是一个相互撕裂、相互对立、多极并存的世界。庙堂遵守的是法，江湖崇尚的是义；朝廷奉行纲常礼教，民间信仰天地良心。因此，如果朱仝把雷横送到济州偿命，看似遵纪守法，但也不是全无代价，至少要在江湖上留下个同流合污的名声。这样的名声对董超、薛霸当然不算什么，但对像朱仝这样行走在江湖上的豪杰来说，代价也不能算小。第二种选择风险巨大，而且是“立即而现实的风险”，但它在江湖上会收获无数点赞和关注。根据书中的描写看，朱仝在选择之前，不是没有经过挣扎的，但最终是良知战胜了利益，天理战胜了王法。

作为北宋王朝的一名基层干警，他不会不知道“王法”的重要性；但作为一个人，他知道有比王法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天地良心”。而正是这更重要的价值，使他最终放弃了家财、饭碗，投身到吉凶难卜的救援行动中来。

千年以后，我们知道朱仝遵守的叫“自然法”。自然法是上帝在造物之初就根植在人性中的法律。相对于地上各国的“明文法”，它的来源要早得多，价值等级要高得多。前者是后者制定的依据，后者是前者推演的结果。相对于人为制定的明文法，自然法的观念是绝对的、先验的。简单地说，自然法不是用墨写的，乃是造物主用他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写在石版上的叫法律，写在心版上的叫良知；能用墨写在纸上的叫法律，无法用墨写在纸上的叫天理。一个国家的君主根据治理的需要，制定一些明文法是可以的；但明文法必须与天理（自然法）相适应。当一个国家的明文法与天理（自然法）相悖时，人们有权根据上帝根植在人心中的良知选择反抗。大宋王朝的警察朱仝先生，今天就是根据良知的指引而选择放走犯人。大概在他这样的好汉看来，世界如果有一部法律，规定儿女只能坐视父母受辱而不能还击，这法律就是“坏的法律”，帮助坏人成就“坏的法律”亦与坏人无异。

四

当然，在整本《水浒传》中，这种“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例子还有。虽然不多，却如夜间萤火、荒漠甘泉一样，给人以希望和慰藉。如鲁迅所言：“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写林冲误入白虎堂后，高俅欲借开封府尹之手害死林冲，就派人将林冲所买的宝刀封上，押送林冲到开封府。府尹姓腾，本不欲治林冲死罪，怎奈高太尉权势熏天，严词相逼，正不知如何周全。当案孔目姓孙名定，为人耿直，一心向善，人送外号叫“孙佛儿”。“孙佛儿”虽官位不高，但职事重要，相当于现在的检察官、书记员一类的角色。他知道这事冤枉了林冲，就劝说府尹周全。

府尹道：“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府尹最终被孙定说动，只判了林冲“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孙孔目从此在《水浒传》上消失，再没有出现一次，但他的这句“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却如雪泥鸿爪，过目不忘。

第五十四回《黑旋风探穴救柴进》，写李逵在柴进庄上暂住，恰遇殷天锡带人强拆柴进的叔叔柴皇城的豪宅。李逵忍耐不住，三拳两脚打死了殷天锡。这殷天锡是高唐州知府高廉的小舅子，而高廉又是高太尉的叔伯兄弟。他们的裙带关系像树，树大根深，一枝动，百枝摇。高廉立即将柴进并柴皇城一门老小收监下狱，听候处决。李逵急忙赶回梁山报信。宋江带领人马，经过数番激战，终将高廉斩作两段。

梁山人马浩浩荡荡开进高唐州城内，寻到一处监房，里面关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寻到一处牢房，里面关着柴进一家老小；只是不见柴大官人。吴用就将高唐州还未来得及逃走的狱警召集起来，讯问他们柴进的下落。果然，内中有一人是负责监管柴进的干警。

书中是这样写的：

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数内有一个禀道：“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专一牢固监守柴进，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后又催并得紧，小人回称柴进已死。因是连日厮杀，知府不闲，却差人下来看视。小人恐见罪责，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开了枷锁，推放里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

根据书中的交代，蔺仁只是一个普通的狱警，但高廉在向他委以重任时，就赋予了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他却没有用，没有用的原因很简单，只是“不忍下手”；而正是这倏忽升起的“不忍”之心，分别了人与兽、正与邪、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

从蔺仁的自述看，他没有把自己说成一个英勇无畏的奥特曼，而是坦陈自己外有争战，内有恐惧，最终还是恐惧战胜了勇敢，将柴进推放到了井下。注意是“推放”，而不是“推进”，一字之差，却凸显了这个州级警察内心深处的怜悯与良善。如果是“推进”，就不需要“开了枷锁”；开了枷锁反而容易招致被害人的反抗，等于自找麻烦。既然开了枷锁，就一定是与后来李逵救柴进一样，用一个箩筐盛了，放下去的。如果是推下去的，柴进后来就不可能活着。因为这个枯井很深，有多深呢？书上说，“把索子放下去探时，约有八九丈深”，将一个已经打得半死的人，推进八九丈深的枯井里，隔了一日还能活着，我只能说，当初就是用箩筐放进去的。而这个放进去的人，正是上峰要他随时夺命的人。这是北宋版的“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五

这个在中文知识圈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是这样讲的：1989年2月，20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Chris Gueffroy）与其同伴试图翻过柏林墙逃往西德。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因格·亨里奇（Ingo Heinrich）开枪射杀了格夫洛伊。在整个东西德分立及对峙时期，因偷越柏林墙而被枪杀的东德民众大约有两三百名，一般认为，被亨里奇开枪打死的格夫洛伊是最后一位遇难者。

1991年9月，针对该案的审判启动。德国民众和舆论很关心这些士兵是否会受到惩罚。亨里奇的辩护律师Rolf Bossi认为，根据前东德法律，东德民众并没有自由离开其国家的权利，枪击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被告也辩称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主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Theodor Seidel）不这么看，他认为，士兵向逃亡者开枪，确实是在执行东德的法律和上司的指令，他们只是处在那根很长的责任链条的最底层和最末端；但同时他也强调：“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确的。”（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在赛德尔看来，亨里奇根本就是一个歹徒，“他膝盖跪下来，从距离37米的地方向逃难者射击。……当之前的射击没有效果，他转而瞄准Gueffroy的上半身开枪”。据此，赛德尔法官判处亨里奇三年半有期徒刑，且不予假释。

这就是长期流传的“一厘米主权”的典故来源。关于本案的判决理由，后来被人们不断演绎和加工，变成了现在广为流传的版本，即主审法官在法庭上怒斥被告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开枪打不准则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权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但我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出处。因而，我怀疑它可能是后人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根据故事的基本逻辑虚构出来的；但它之所以广为流传，也反映了公众对执法者在良知与法律冲突的情形下如何执法的期待。

套用到蔺仁的身上，就是说，作为警察，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推脱敷衍是无罪的。当高廉第一次要他执行命令时，他回说本人已“病至八分”；这时他知道不处死“犯人”是有罪的，但不处死“病人”是无罪的。当高廉第二次要他执行命令时，他诈称“柴进已死”；这时他知道不处死“犯人”是有罪的，但不处死“死人”是无罪的。当第三次高廉派人查看，实在无可推脱、无法敷衍时，他就宁可将犯人放入井下躲避；这时他知道不处死“犯人”是有罪的，但不处死“投入井下的人”是无罪的。相比他的德国同行亨里奇，一次射击不中，二次瞄准犯人的上半身，蔺仁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把枪口抬高了不仅仅一厘米，而是整整七八丈。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