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碑学浪潮中地位的演变与最终确立！北朝书圣尊号之来由二话

（续上）

与郑道昭相关者，赵之谦藏有《郑文公碑》，其去世前一年书写的《临北魏郑僖伯白驹谷题字》可称为其临摹郑道昭书体的典型代表，亦是他晚年的楷书代表作。《白驹谷题字》为云峰诸山刻石之一，传为郑道昭所书。

此题字的书法特色，康有为有颇为精辟的论述：“《白驹谷》之体，转折点画，皆以数笔成一笔，学者不善学，尤患板滞，更患无气。此是用方笔者，方笔写榜书最难，然能写者，庄雅严重，美于观望，非深于北碑者，寡能为之而无弊也。” 康有为所谓方笔榜书最难的观点，应当说是颇具见地的。相对圆笔的肘腕挥运而言，方笔用笔少了回环婉转，却多了诸多顿折的用笔。

赵氏临作，用笔老辣苍健，结构逼似，墨色略呈枯意，极得原刻方笔苍老之神韵。

康有为虽将赵之谦视作 “靡靡之音”，但他仍主张学习赵所推崇的《白驹谷》题字，他认为：“学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写之。六朝大字，犹有数碑，《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皆佳碑也。尚有尖山、冈山、铁山摩崖（《铁山摩崖刻经大集经》+《铁山摩崖刻经贰颂文》），率大书佛号赞语，大有尺余，凡数百字，皆浑穆简静，余多参隶笔，亦复高绝。”

至今所见康有为书法，多取法于《郑文公碑》，康自己也因与邓石如、张裕钊同学六朝而各有所得感到自豪。“昔人云，智过于师，乃可传授。又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吾见邓顽伯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永兴、登善；张廉卿专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率更、诚悬；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吾作魏隋人书，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为学唐人碑耳。盖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

在康有为看来，《郑文公碑》不仅与唐碑相通，而且与六朝其他碑刻亦有相通之处。从现存康有为大字中，不难看出他以《郑文公碑》为根基的书法渊源。

2、晚清书论家与郑道昭的书法地位

晚清碑派书论家以包世臣、阮元、康有为为代表，在有关郑道昭书学地位的讨论中，杨守敬的观点亦值得关注，而叶昌炽堪称登峰造极者。

包世臣认为《郑文公碑》“真文苑奇珍也。” 他在《艺舟双楫》中指出，“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 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

阮元嗜好金石，他在与老友孙星衍信中谈及收集郑道昭书法的欣喜之情：“北魏郑道昭五言诗（在大基山新得者，若《天柱山铭》及《云峰山》等，其出已久矣）。…… 如贫儿少富矣。”就技法而言，阮元还认为郑道昭书法较《水拓瘗鹤铭29字》更优，更具古法：“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

不仅如此，阮元还认为《郑道昭碑》直是欧、褚师法之所由来：“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马绍墓志》、《高植墓志》、《贾使君碑》、《高贞碑》、《高湛墓志》、《孔庙干明碑》、《郑道昭碑》、《武平道兴造药方记》、《建德天保诸造象记》、《启法寺》、《龙藏寺》诸碑，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岂皆拙书哉？”阮元这种以郑道昭书法为唐法之源头的说法，直接开启了后来康有为的观点。

杨守敬《寰宇贞石图》载《郑道昭郑文公下碑》、《郑道昭论经书诗》、《郑道昭大基山石刻》、《郑道昭观海童诗》，并在《评碑记》中认为《郑道昭郑文公下碑》、《郑道昭论经书诗》诸刻：“书法之妙，直逼《瘗鹤铭》。独怪《鹤铭》自宋以来烜赫人寰，此碑《金石录》已载，顾称之者少。且其碑凡数千字，真宇内正书大观也。”

杨守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足以成为 “宇内正书大观” 的郑道昭书法未引起赵明诚以下书家的重视，相反，《瘗鹤铭》反倒名噪数百年？

康有为对于云峰刻石风格的妙喻，百余年来成为人们推崇云峰刻石的重要论据：“《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 与之前的诸多批评者不同，康有为更多地从技法上分析云峰刻石的与众不同。

他认为，《云峰石刻》为圆笔之极轨：“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而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在康有为的书法技法体系中，方、圆笔为一对重要概念，他所谓 “《云峰》为圆笔之极轨” 的观点也只是一个较为概括的说法。如对于云峰刻石中相关方笔的讨论可看出他的客观性：

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若下视鲁公 “祖关”、“逍遥楼”，李北海 “景福”，吴琚 “天下第一江山” 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有道里计哉！

按照康有为的思路，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到他对于云峰刻石中方圆笔的分类：《郑文公碑》为圆笔代表，而《白驹谷》乃方笔典型。在康有为那里，数寸大字的典范之作首推云峰刻石：“数寸大字，莫如郑道昭《大基仙坛》及《观海岛诗》，高气秀韵，馨香溢目。” 甚至他在批评黄庭坚大字的时候，也以云峰刻石作为参照：“宋人数寸书，则山谷致佳，如龙蠖蛰启，可肩随《大基》、《观海》诸碑后，正不必以古今论，但嫌太妩媚耳。”

可以说，至康有为时，云峰刻石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了魏碑中不可或缺的代表。

然而，郑道昭与云峰刻石的地位并未达到历史最高峰。

郑道昭与云峰刻石的最高定位由叶昌炽来达成。叶昌炽在《语石》卷七中言：

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粗犷，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慕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陶贞白，书中之仙也。

叶氏此说，将康有为所标举的魏碑三大代表之一的云峰刻石定位为 “北朝第一”、“真书第一”，将书者郑道昭标举为可与王羲之并肩的 “北朝书圣”。这一观点，令 20 世纪众多喜爱碑刻的书家、书论家欣喜万分，如祝嘉就有满怀激情的评论：“（郑道昭）于书法上的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道昭为北方书圣，以与王羲之这一位南方书圣并尊。”

综上所论，自赵明诚《金石录》记载之后的诸多文献记载，多涉云峰石刻的数量、名称、时间、内容等等，有关其书法艺术的探讨在包世臣、阮元之后逐渐深入，至康有为时达至巅峰，而对于郑道昭地位的赞誉则由晚清叶昌炽在 1901 年的《语石》中完成。无疑，云峰刻石地位在书法史上的提升与经典化，郑道昭 “书圣” 地位的提出，皆依赖于晚清碑学兴盛的大环境。正是在碑学大潮之中，郑道昭因云峰刻石而独树一帜，郑道昭书圣地位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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