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我党曾提出释放罗世文等人，但最终没能成功

罗世文，1904年农历6月21日出生于四川威远县清溪河畔的观音滩。罗世文的祖父是盐业资本家，父亲长期经营盐运。罗世文三岁时，祖父因在盐业竞争中失败而破产。父亲也因此被抓入巴县狱中作抵押，病死狱中。由于父亲早亡，母亲又是妾，罗世文受到族人的歧视和冷遇。年幼的罗世文从小就刻苦学习，受到了老师的器重和喜爱。

1920年秋，罗世文在老师的推举和亲友的资助下，在重庆青年会教会学校补习一年英语之后，于1921秋年以优异成绩考进了重庆甲等商业学校。

罗文世考入商业学校之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进步书刊。他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户，指出了他前进的道路。他逐渐明白了：要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光埋头读书是不行的。于是，罗世文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罗世文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杨图公以及在四川工作的恽代英、肖楚女等。在这些同志的指导、帮助下，罗世文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加重庆地区的革命运动。1923年，罗世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

罗世文任重庆团地委书记以后，积极协助肖楚女、杨图公等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平民学社"、"学行厉进会"以及"社科研究会"等组织，吸收上百名男女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斗争。这些青年大多数成为早期四川党的骨干。罗世文还协同肖楚女、杨阁公建立了重庆巴师、川师、联中、冶平、巴中、商中等校团的组织，为重庆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从1924年到1925年，罗世文协同肖楚女、杨阁公领导了重庆地区几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他们发起并组织了重庆"非基督教同盟"。他们把非基督教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大量印发标语、传单、发表演说。罗世文还到受反动势力控制的学校去宣传、教育广大师生不信教、不受骗，并在1925年"复活节"出版《反基特刊》，揭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深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欢迎。

1924年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私运劣币，拒绝检查并将牒查之士兵掀下大江造成严重伤亡的"德阳丸案"。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重庆反动政府的妥协投降行径，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愤慨。肖楚女率先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声讨日商罪行，罗世文即以重庆学联主席身份，到重庆各校进行演说和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重庆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市学生行动起来，同全市人民一道，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经过大家的努力，在11月27日召开了各团体代表会，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会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群众代表一起，到日本领事馆，面对日本领事，表达山城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共同意志，严正指出，这次日本船主在中国土地上违反中国法律，害死中国士兵，必须由中国政府和人民按照中国法律予以审判和制裁。12月13日，重庆各界人士七千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阻拦，勇敢地集会于打枪坝广场，召开了"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华人的德阳丸案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死者命债和丧葬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及照会，表达了山城人民的强烈呼声。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罗世文率领队伍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精神。

1925年初，肖楚女、杨阁公、罗世文等响应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领导和组织"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罗世文发动团员到各校宣传和组织、联络，团结各群众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间派，批评国民党右派，终于选出了以共产党力量为主体的"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为促进重庆国共两党合作和群众团结创造了一定条件。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罗世文在肖楚女、杨阁公等领导下，发动和组织重庆各界成立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罗世文被推选为后援会文书主任。他发动团员到各区县的工厂、学校进行深入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不久，驻渝英日领事向地方官发出恐吓，重庆卫戍部队发布了禁止集会令，后援会个别领导人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罗世文勇敢地挑起了革命重担，他作为代理主席，主持了后援会第二次主任会议。会上，罗世文提出与卫戍司令部接洽，取消戒严令，并商量团结社会各界，共同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罗世文还起草了给北京执政府外交部反全国各界军民的函电，鲜明地提出：要求英日两国赔偿损失，要求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等条件作为斗争的目标。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各界群众于6月25日举行了声援上海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大振奋了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7月1日，英国士兵在南岸刺死、刺伤工人多名。罗世文等积极组织山城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并同军警展开了激烈斗争。

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和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1925年5月由"平民学社"出面办了《烟光》周刊，由肖楚女任主编，罗世文负责发行。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俩以《烟光》为阵地，谴资帝国主义暴行，指导重庆外交后援会的工作，受到革命人民的欢迎。但反动军阀很恐惧，勒令封查了《爆光》杂志，并要肖楚女与罗世文限期离境。

在这几次群众斗争中，罗世文从肖楚女、杨阁公等身上学到了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斗争艺术，也从广大革命工人、学生中吸取了战斗的力量。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罗世文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下半年，党组织决定罗世文赴苏留学，当船过日本海时，日本警察上船要中国旅客脱去衣服进行检查。这不仅是一种人身侮辱，而且也是一种折磨。罗世文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义愤填膺。他气愤地说道："我们要记住这笔帐！不推翻卖国政府，不赶走帝国主义，不铲除封建军阀，国家就永远不能富强，人民的幸福就没有保障，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受侮辱、受压迫的命运！"

船抵海参崴，罗世文和同志们受到第三国际的热情接待，又坐了十多天的火车，到了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东方大学里，他手不释卷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尽管学校给学员配备了翻译，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罗世文还刻苦学习俄语，很快掌握了俄语。

罗世文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而且还热心帮助其他同学，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同志。他主动帮助他们整理笔记，解答疑难，由于罗世文英语和俄语都学得不错，所以学校让他一面在东方大学读书，一面在中山大学当翻译。他的学习和工作，受到学校教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敬重。

罗世文身在赤都，心怀故国。他念念不忘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人民。他经常翻阅来自祖国的报刊杂志，了解大革命的进展情况。1927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屠杀革命人民的"三三一"惨案。罗世文的老师和挚友杨阁公在惨案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罗世文从亲友来信中得悉噩耗，恨不得飞回故乡，手斩顽敌。在沉痛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涂山诀别几经秋，故国不堪江水流。

可惜身无双羽冀，归来聚众斩顽酋。

不久，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罗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和留学生一起，组织了示威游行。他渴望早日回到祖国，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

1928年夏，罗世文在东方大学毕业，又游历南俄，进行学习、考察。1928年底返回祖国。回国时，他只带回了一箱马列主义的书籍。他明明知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饰十分厉害，预料一入中国境内，便要受到严格搜查，而且只要查出了赤色书籍，就有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他还是想方设法，带回了一箱俄文版马列著作。罗世文回到上海，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当时，他对马列主义有了一定研究，而且有着浓厚兴趣，很想继续从事理论研究。但是当时四川革命运动很需要人，党中央决定派他回四川参加革命斗争。于是，他坚决服从党的命令，毅然放弃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并决心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四川的革命实践。

1928年底，罗世文回到重庆，次年4月他负责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工作。不久，省委派罗世文到四川地方部队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进行兵运工作。这个旅经过我地下党长期工作，基础较好。该旅第一团团长、代理旅长邝继勋不但早已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工作积极主动，其他两个团也逐步为我党掌握。罗世文到第七混成旅后，对部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秘密发展组织，在各连相继建立党小组。经过一段工作，罗世文回重庆向省委作了汇报。不久，邝继勋旅越来越为反动军阀所注视，四川的几个反动军阀都想伺机吞并它。因此，邝继勋连续三次电告省委，要求立即举行暴动。在省委会上，罗世文认为，七旅既已为敌人觉察，如不暴动，很可能被敌人瓦解。与其等待暴动期间被敌人吃掉，不如于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省委同意邝继勋旅暴动，并派邹进贤、罗世文等前往领导。

1929月6月，罗世文赶到第七混成旅所在之射洪县射洪嘴，这时该旅因组织暴露，上面扣发了军饷、军粮，而且附近军阀正欲对他们下手。一些军官对起义发生动摇。在这关键时刻，罗世文挺身而出，迅速对党员干部进行工作，并对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励，对部分动摇的军官进行了批评、帮助，稳定了局面。接着，他又同邝继勋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及组织领导等问题。

随即，第七混成旅移驻遂宁县与蓬溪县交界的大石桥，宣布暴动。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邝继勋任前敌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三个团改为三个师，分别由共产党员负责各级的政治工作。

当天晚上，罗世文、邝继勋连夜率领部队到达蓬溪，在拂晓时分，干脆利落地将军阀李家钰的一团的枪械缴下。天亮时分，起义军占领县城。罗世文带领红军战士在县城张贴红军布告和传单，并将搜出的县征收局全部粮册、债券及租税册子，在大街上当众烧毁。罗世文和红军政工人员在大街上发表演说，宣布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要同全国人民一道，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反对地主剥削，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红军的革命举动使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拍手叫好。

第二天，起义部队继续前进。在经过南部县流马场时，部队根据当地党组织及农民协会的要求，召开公判大会，公审了鱼肉百姓的伪团防局长、恶霸地主范朝忠及其师爷帅仕光，群众人心大快，红军声威大震。在南部县新政坝，把逃苦居民，受到群众欢迎。跑的该镇首富、伪团总鲜于吉三的酱园铺里的食物分给了贫罗世文和邝继勋率领部队转战营山、渠县，渡过渠河，由达县南岳场进入梁山虎城镇，向猫儿寨前进。猫儿寨是大地主石文交的要察，地形险要，储粮丰富。由于部队经过十余天连续行军作战，粮食、弹药匮乏，急需体整和补充，因此，罗世文、邝继勋与梁山县地下党商量后，决定攻打猫儿寨，以便进行休整和补充。谁知，给红军带路的同志引错了路，天明才赶到寨前，而约好打开寨门的地下党员又未能骗到钥匙，军阀的援军却已赶到寨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白天硬攻。但因为寨子险要，敌人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故红军两次仰攻，均未奏效。而在此期间，军阀刘存厚、刘湘、田颂尧等派出的部队已前后逼近红军，长江一线也为刘湘派兵布防，部队无法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部队会合。前委遂决定东进，以便与王维舟、李家俊在川东的游击队靠拢。但部队在经过开江马鞍山夹槽时，被刘存厚部队包围击溃，起义失败。

罗世文与同志们分散突围后，孤身一人，昼伏夜行，经过数日的艰苦跋涉，罗世文被饥饿劳累折磨得面色憔悴，衣衫褴楼。痢疾和疥疮也缠上了他。就这样，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终于回到了重庆，回到了党的怀抱，他向党组织汇报了这次暴动的情况及经验教训。党组织为他治好了疾病，调养了身体，继续留在省委工作。

1930年上半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陈攸生、秘书邹进贤以及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屠杀面前，罗世文没有丝毫的动摇、悲观和气馁，他以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斗到底！在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时，他担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李立三领导、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派专人到四川，要求四川省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全国总暴动。罗世文此时虽不是省委主要领导人，但也是执行了中央这一指示，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威（荣县、威远）、广汉及梁山等地的士兵及农民暴动。尽管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忠诚坚定，奋勇战斗，但由于在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对整个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又往往仓促上阵，因而均遭失败。惨痛的事实教育了省委领导及罗世文同志，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经过整顿，检查了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

1特别严重，决定将省委机关迁往成都。是年3月，罗世文任省委军委书记，8月任省委书记。这个时期，由于各地暴动陆续失败，各地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上与党中央联系不时中断，工作极为困难。罗世文以顽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还千方百计找到苏联出版的报刊杂志，从中摘译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文章给省委和各地方领导同志传看，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经常鼓励省委和各地到省委的同志说："我们暂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象失了舵的孤舟，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工作，继续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罗世文和省委同志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局势，领导了成都和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不久，罗世文要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草拟了宣传提纲，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东北，国家民族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必须走武装抗日的道路！"宣传提纲印发全省各地，为抗日制造舆论。不久，省委在成都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召开了大会。罗世文和省委的同志经过周密的筹备，这天早晨，各学校、工厂、商店和市民群众，到达公园广场。八点多，各界代表纷纷登台发表演说，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论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政策，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罗世文和省委的同志虽然领导了成都和四川地区的抗日运动，但是，由于根据当时中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严重错误的指示，没有很好地进行抗日民主活动的组织发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上。1932年，罗世文和省委领导了南部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还领导了德阳孝泉的革命兵变。南部升钟起义的一部分革命武装，后来到通江加入红四方面军，编为一个独立营。与此同时，罗世文和省委还根据中央指示，派出不少党、团干部及军事、医务和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前往苏区，支援苏区的工作。

1933年8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与党中央派往川陕苏区工作的廖承志一起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穿过四川军阀的封锁线，到达川陕苏维埃。罗世文和廖承志到通江以后，受到川陕苏区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罗世文开初是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省委高级训练班里，罗世文给省委高级干部讲授了"列宁主义初步"。罗世文以他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修养，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分若干部分给高级干部们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农民土地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讲义里，罗世文仅仅只用了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民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精髓揭示出来，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阐述，批判了托洛斯基，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罗世文深刻而生动的讲演，提高了川陕苏区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罗世文和廖承志抱着极大热情来到川陕苏区，希望能为川陕苏区的革命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轻视党的集体领导，尽力在党组织、红军及政府中培植个人系统，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把川陕苏区视为他的独立王国，谁不听他的话就被视为异己，给以排斥打击，甚至监禁杀害。为了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罗世文与廖承志对张国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意见，但张国焘不仅拒不接受批评，反而怀恨在心，对罗世文与廖承志予以歧视、排斥和打击。1934年底，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罗世文、廖承志非法逮捕监禁起来。张国焘在亲自"审讯"他俩之后，又派人把他俩监视起来。要他们刻腊纸、做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耳闻目睹了张国焘非法严刑拷问、残杀抵制其错误的领导干部，以及四川省委派到川陕苏区工作的党团员的罪行。他坚信，党和人民迟早要为这些含冤死去的同志昭雪。

不久，罗世文与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监视着，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最严酷的考验。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干预下，罗世文与廖承志终于没有被张国焘杀害。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罗世文、廖承志得到了平反，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久，罗世文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教授，给红军高级指战员讲授革命理论。1937年3、4月份，党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罗世文作了长篇发言。他以在张国焘部队亲眼看见的大量活生生事实，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各地发生很大影响。四川地方军阀刘湘、潘文华在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推动下，出于其与蒋介石的矛盾，企图借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力量，与蒋介石的排挤和并吞地方势力的政策相对抗。因此派出代表与共产党联系。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力量，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为代表回川，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联系，领导四川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下半年，罗世文由延安经西安到成都，会见了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罗世文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向他们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种矛盾，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并抵制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

罗世文除直接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外，还通过联系和指导早已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同志，进一步在刘湘的中上层骨干及幕僚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并领导了郭秉彝在刘湘中下级军官中进行发展进步势力的工作。

由于罗世文善于根据形势，分析矛盾，宣传真理，促使刘湘在抗战初期能倾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而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作了一些抵制，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有利于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罗世文还积极进行群众组织的团结工作。他指导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两个抗日革命群众组织的合并，并以这个力量为基础，更广泛地开展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秋，罗世文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长江局汇报了工作，然后由武汉返回重庆。在轮船上，世文遥望故乡巴山蜀水，缅怀曾经带领自己战斗的杨阁公、肖楚女等烈士的光辉业绩，不禁心潮澎湃。爱和恨，回忆和展望，激起罗世文心中翻腾不息的浪潮，他写了一首《别汉入蜀》: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难蚕从寓意浓。

劫后佘生仇禹贡，

瞻前乐死反尧封。

阁公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1937年冬，党中央派邹凤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到四川，会同罗世文、张曙时等共同建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凤平任书记。1938年8月后由罗世文任书记。

省工委在抗战初期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领导了全川的抗日民主运动，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1938年10月7日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时，四川已建立成都、重庆市委以及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乐山等中心县委，全川党员发展到三千二百五十八人，就在这次省工委会议上，根据南方局指示，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西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西特委以罗世文为书记，邹凤平为副书记：川东特委以廖志高为书记。

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②的领导下，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成都、重庆和全川的抗口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

1939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的安排，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后，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对一些比较暴露的同志进行了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939年底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指挥大批部队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也把魔爪伸向了国统区的党组织和救亡运动。蒋介石为了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烈火，为了打击四川地方军阀，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类似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抢米事件"。1940年3月12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四川军阀潘文华投放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一个米仓库，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唆使地方军阀推行白色恐怖政策，将我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省委领导同志应予以注意，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过了两天，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黑名单上点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邹风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但罗世文却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和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的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就这样，罗世文仍然留在成都坚持工作。

3月18日，罗世文化装后去到新华日报推销处处理有关事务，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已亲自批准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早已伸到新华日报推销处周围。等他刚一进去，早已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上去，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新华日报营业处，别动队的特务冲上楼来。在这危急时刻，罗世文丝毫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他镇定地指示同志们坚持工作岗位，坚持发行新华日报。在军警特务面前，罗世文昂首挺胸，从容向楼下走去。走到楼梯口，他又回过头来，无限深情地嘱望了同志们一眼，他那在眼镜里灼灼发亮的深的眼光，象在向同志们告别，又象在对同志们嘱咐，请他们转告党组织：我绝不辜负党的教育和培养，我一定能经受住最严酷的考验。

就在罗世文被捕的当天晚上，军警特务们又在努力餐饭店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的军官组成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妄想罗世文、车耀先在他们的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我四川党的机密，以便他们一网打尽：他们还妄想通过罗世文、车耀先把"抢米案"栽到共产党身上，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为他们消灭共产党和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极尽威胁、利诱手段，妄想使罗世文、车耀先就范。但是，罗世文、车耀先以坚定的立场和严峻的态度，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使戴笠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但是，戴笠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却并未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同罗世文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邓文仪带：着厚重的礼物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叙旧情、拉关系、谈利害的方法，使罗世文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愤然斥责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我投降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1927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利益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罗世文看到，在全国人民艰难地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时候，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却在营建着摧残抗日军民的监狱，景色壮丽的歌乐山群峰，正在变成集中营的围墙，不禁万分愤慨，他知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眼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不禁想起1938年夏在重庆写的《赠张元弟共勉》的诗：

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念年冰糵励忠贞。

他知道，现在是实践这个誓言的时候了。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盞，围墙内外碉楼林立。监狱是八大间棋盘似地隔开来的牢房，用了美妙动听而又虚伪透顶的八个字来命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解到息烽监狱后，息监主任立即提审了他们。他们都义正辞严地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的莫须有罪名予以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息监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沉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他们。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查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难友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越功勋。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合作，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一有机会就讲述形势和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作文书，军耀先与韩子栋为支委。

临时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资是"死牢"，共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去可能的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了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不坚定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了狱中生活的部分改善（如争取到了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的权利等）。其次，支部还自始至终抓紧一切机会与外面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的援助。

不久，国民党军统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在息烽监狱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搞一些行政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那末，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秘密进行了研究。罗世文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完全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最后，支部决定，除罗世文外，其他未公开身分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进行工作。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向监狱长提出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人、骂人等条件。周养浩只好答应了这些条件。这样，就确实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但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作工作。"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十分钦佩。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作图书馆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刊，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他还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评述文章，以借古讽今和影射的方式，鼓舞和教育狱中的同志和难友。罗世文从各方面关心狱中难友，他经常指导青年难友阅读古今中外的作品。当一些青年难友在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的劳役中，产生消沉和绝望情绪的时候，罗世文就亲切地鼓励他们："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残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

罗世文以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由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监狱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罗世文又巧妙地领导大家进行抵制。

1944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以此来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那些平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们敬酒。罗世文冷眼扫视了一下那一付付虚伪丑恶的嘴脸，凛然说道："你们桌上摆的，都是人民的脂膏！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淮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1945年7月25日，息烽监狱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萍等五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罗世文、车耀先仍毫不屈服，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汽车在经过桐梓时，因桥梁坏了，汽车就停在一座废弃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释放了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并希望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这封信送出后，罗世文对韩子栋说："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两年内。这一两年内政治形势没有好转，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复自由了。"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了二楼左边的重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办，释放了叶挺、廖尔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拒不释放他俩。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援助和纵容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1946年8月17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握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移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俏交给了许晓轩（即"老宋"）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封面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短短的遗信，字字珠玑，熠熠放光。它把一个钢铁战士的灼灼红心展示在我们面前。他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人民的一位忠实儿子对战友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第二天，1946年8月18日下午3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监狱的同志们都紧紧抓住铁门，恋恋不舍地向他们告别。罗世文以烁烁有神的目光，同狱中难友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

罗世文与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对着歌乐山连绵的群峰，放声朗诵了他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慷慨激昂的诗篇，飞向难友的心里，飞向祖国大地，飞进亿万人民的心中。罗世文怒火炽燃的诗篇，震憾了杀人魔窟刽子手瑟缩颤抖的黑心肝。刽子手开枪了，罗世文、车耀先应声倒地。特务们害怕阳光，害怕真理，害怕人民，他们在罗世文、车耀先身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以毁尸灭迹。

熊熊的火光中，罗世文与车耀先得到了永生！

解放后，人民政府抓住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骨灰，重新隆重地进行了安葬。

三十年来，每逢重庆解放纪念日、清明节，成百上千的青少年和革命群众，庄严地来到烈士墓前，向烈士献上花圈、挽联，向烈士表达他们继承革命遗志，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