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漳白话-区怀瑞《玉阳稿》卷五之黎我生诗序

《玉阳稿》八卷，首二卷为诗歌，后六卷为文章。明末佛山高明区怀瑞在当阳任职期间，鉴于当阳的历史地位与现状，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文关怀的诗作与文章，这些作品后来被整理成《玉阳稿》。

古今的劳动者和怨妇，他们的心声自然流淌，尽管无心于作诗，却成就了动人的诗篇；而那些学士大夫，虽然终日执笔挥洒，讨论诗歌，却往往只是模仿别人，结果反而让诗歌显得矫揉造作。李献吉先生在他的自序中对此已有详尽的论述，这便是真情与假意之间的区别。献吉先生天赋异禀，他的诗作遵循着严格的规范，却又回归自然，堪称国朝诗坛的正宗。然而，即便如此，他仍担心自己的诗作不够真实。由此可知，诗歌是情感的表达，应崇尚风雅，归结于人的本性。那些情感不真的人，绝对没有资格谈论诗歌。有些人只是浅尝辄止，内心浮躁，不辨诗歌的体裁，也不去琢磨字句，这样的人连基本的写诗技巧都未掌握，又何谈表达性情呢？

楚骚是在诗经之后兴起的，可以说是怨情的极致。司马迁曾评价说：“《国风》虽然好色，但并不淫乱；《小雅》虽有怨恨诽谤，但并不愤怒；而《离骚》则兼具了这两者的特点。”尽管司马迁本人并不作诗，但他对诗歌的理解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汉魏的诗歌继承了楚骚的风格，近体诗又继承了汉魏的风格，虽然体裁各不相同，但情感却是相通的。这些情感真挚的诗歌，都可以被谱成乐曲，感动鬼神。后世的诗人不求表达自我情感和性情，却强行模仿古人的题材和风格，即使模仿得再像，也已经失去了原作的韵味。更何况那些信口开河、随意挥毫的人，他们的作品只是傲慢自大，毫无深意，又怎能不显得淫乱和怨恨呢？

我当初在玉阳任职时，人们都嘲笑我写诗，还讥讽我与诗僧交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开始有人前来向我请教诗艺，但真正有诗韵的人仍然很少。在长林，我遇到了龚南华，他的学问有深厚的渊源，并不受世俗新声的影响。他还寄给我黎我生的《山舟堂诗》，这首诗音韵和谐，格律严谨而才思奔放，如同荆山合沓，充满了奇妙之处，确实不是一般的珍宝。

在琅琊、历下时期，天下人都沿袭浮夸的风格以求得高格，所以公安派主张诗歌应该离经叛道；而当竟陵派诗歌诡异幽咽时，天下人又都避开这种风格，转而追求诗歌的和谐。公安派对于古调，曾说：“这是古人的诗，不是我的诗。”那么，对于忠孝于君亲的行为，难道也可以说“这是古人的忠孝，不是我的忠孝”吗？因此，诗歌必须基于人的性情，而性情必须体现在对父对君的忠诚和孝敬上。在诗歌的声韵方面，近体诗必须以初唐为基准，古体诗则应以《离骚》和《昭明文选》为典范。千百年来，诗歌的传承如同薪火相传，虽然不断变化创新，但也必须保持新颖的同时遵循古法，这似乎是一个不变的规律，也是当下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我希望与我辈诗人共同努力，不要只是盲目地争夺一时的名声，而是真正致力于诗歌的创作和传承。这就是我写这篇序的目的。

原文如下：

古今劳人怨妇，菀结成籁，无心于诗，而诗合；学士大夫，操觚染翰，终日论诗，效颦学步，而诗反雕。李献吉先生自序详矣，则眞不眞之谓也。献吉天才命世，尺寸徃榘，返乎自然，爲国朝正宗，于此尚患不眞；乃知诗情声也，崇尚风雅，约而归之性，则情不眞者，决不可以论诗。顾浅尝其味，满中浮气，不辨体裁，不琢字句，不可以操觚染翰，何论性情乎！楚骚继诗而作，怨之极也。

司马子长定之曰：“国风好色而不滛，小雅怨诽而不怒，离骚兼之。”子长虽不為诗，其于诗也至矣。汉魏继骚而作，近体又继汉魏而作，体裁各别，而性情则合。其合者，皆可被管弦而泣鬼神。后世不求自性自情，强欲拈题傚古，卽使神肖，巳落二义。况矢口命笔，极其挥斥，亦傲夜郎、沉夫余而止，宁复不滛不怨哉！余初牧玉阳，人皆嗤其為诗，又讥其与诗僧游。乆之四方物色，始有过而问业者，然终鲜韵学。

长林得龚南华，学有源委，不為世俗新声；又以黎我生《山舟堂诗》见寄，则宫商谐叶，纪律严而才思宕，荆山合沓多奇，洵非一和氏之璧。夫诗，当琅琊、历下时，天下方沿袭浮夸以求高格，故公安欲其离；当竟陵诡俶幽咽，故天下僻之，又思其合。公安于古调，曰：“此為古人之诗，非吾诗也。”然则忠孝其君亲，亦曰“此為古人之忠孝也”，可乎？故诗必本性情，而性情必求可事父事君。声音之道，近体必本初唐，古体必本骚、选。千载薪火相传，变化日新，亦必机新而法古，似為不易之论，亦今天下翻然之论。愿与我生共勉，毋徒夺一壁之帜而巳。序以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