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皇后”苏青:晚年生活落魄,蜗居10平米小屋,沦为看门大姐

发布时间:2025-04-09 17:13  浏览量:8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有这样一位奇女子,她曾以犀利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在上海文坛掀起一阵旋风,与张爱玲齐名,被世人称作 “宁波皇后”,她就是苏青。然而,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女作家,其晚年生活却落魄不堪,蜗居在 10 平米的小屋,甚至沦为看门大姐,其中的人生起伏,令人唏嘘不已。

1914 年,苏青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彼时的宁波,传统与新思潮相互碰撞,而苏青的家庭无疑为她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成长环境。她的父亲冯浦,在苏青出生这一年,在家族的支持下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经济学。

五年后,冯浦学成归国,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顺利在上海一家银行谋得经理一职。苏青自幼聪慧,长相甜美,备受长辈宠爱,她的童年是在宁波那宽敞的庭院中度过的,家中丰富的藏书以及父亲从国外带回的新鲜思想,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她幼小的心灵,也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种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苏青在文学方面的天赋逐渐崭露头角。在入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时,她便开始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文艺作品,她的文字灵动而富有感染力,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目光。

1933 年,对于苏青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她成功考入了民国第一学府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的外文系。这座汇聚了众多精英学子的学府,本应成为苏青梦想起航的港湾,然而,命运却在此刻悄然转向。

在中央大学,苏青结识了李钦,一位同样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彼时的校园,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情窦初开的苏青很快便与李钦陷入了热恋。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钦听闻苏青在学校里 “宁波皇后” 的美名,心中的危机感愈发强烈。出于对这份感情的不安,他急切地希望能够与苏青尽快完婚,将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

而苏青,或许是出于对爱情的懵懂与执着,亦或是为了照顾爱人的情绪,最终同意了李钦的请求。婚后不久,苏青便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在那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家庭对于女性的期望往往局限于相夫教子,苏青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退学,回归家庭。

苏青怎么也不会想到,告别校园的那一刻,竟成了她噩梦的开端。李钦的家族虽然也是望族,但封建迂腐的气息极为浓厚。在这个家庭中,长辈们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苏青第一胎生下女儿后,便在李家遭受了无数的冷眼与歧视。更令人悲哀的是,她被当作了纯粹的生育工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接连生下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而曾经那个在校园中与她花前月下、浪漫温存的丈夫李钦,也在婚后逐渐暴露了本性。他不仅反对苏青读书、结识朋友,将她牢牢地禁锢在家庭的狭小空间内,自己却在外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过着放纵的生活。

这段婚姻生活,对于苏青这样一位新时代的知性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她内心的压抑与痛苦,如同汹涌的暗流,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不断涌动。终于,在长期的忍耐与挣扎之后,苏青鼓起勇气,向李钦提出了离婚,并选择净身出户。

这一决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苏青以自己的行动,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起了挑战。

离婚后的苏青,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她的肩上。为了生计,她四处奔波,寻找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的一篇散文《论离婚》发表在了《古今》杂志上,这篇文章以其犀利的观点、深刻的洞察,引起了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注意。

陈公博对苏青的才华颇为赏识,随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给予了她诸多帮助。在陈公博的支持下,苏青进入了机关工作,然而,机关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沉闷压抑的氛围,让苏青感到极度不适。仅仅在机关待了几个月后,她便毅然向陈公博提出了辞职。

陈公博并没有因为苏青的辞职而对她置之不理,相反,他看中了苏青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潜力,出资五万帮助她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社 ——《天地》。苏青担任社长、主编、发行人于一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营与创作中。

在这一时期,苏青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1943 年 4 月,她开始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自己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这部小说以其真实、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女性在婚姻中的挣扎与成长,一经发表,便受到了上海普通市民的热烈追捧。

小说结集出版后,更是引发了抢购热潮,一共印了 36 版,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其畅销程度甚至超过了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此后,散文集《浣锦集》《饮食男女》等也相继出版,每一部作品都在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青的名字一时间响彻上海滩,她与张爱玲齐名,成为了当时上海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这位才女。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人们开始清算与日伪政权有过关联的人。苏青因为与陈公博的密切关系,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她被骂作 “文妓”“性贩子”“落水作家”“汉奸文人” 等,各种诋毁和谩骂铺天盖地而来。1945 年 11 月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更是将她列为 16 位文化汉奸之一。曾经的辉煌瞬间化为泡影,苏青从文坛的宠儿,一下子跌落谷底,她的作品也无人问津,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苏青试图融入新的生活,她加入了妇女团体 “妇女生产促进会”,积极寻找工作,希望能够重新开始。然而,由于她过去的经历,求职之路异常艰难。1949 年底,香港《上海日报》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为报纸写稿。

苏青怀着一丝希望,创作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 32 篇稿件寄去,然而,她不仅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稿件内容被认为有 “讽刺新社会” 的嫌疑,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这一打击,让苏青的生活再次陷入了黑暗。

1951 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满怀期待地报名参加,却不幸未被录取。后来,在夏衍的出面帮助下,她才得以进入学习班学习。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芳华越剧团工作。在

剧团里,她积极配合 “三反”“五反” 运动,创作了多部剧本,然而,这些作品却并未获得成功。直到 1954 年 5 月,由她改编的郭沫若的《屈原》首演,才获得了良好的反响。随后,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也成为了她在解放后最为辉煌的时期。

好景不长,厄运再次降临。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苏青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1955 年,胡风事件爆发,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件。苏青因此受到牵连,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的牵连。1957 年,苏青被 “宽大释放”,回到剧团后,却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生活的落差让她倍感凄凉。

1959 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因不愿跟随前往,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她不仅要承担编剧的工作,还要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负责字幕,工作十分辛苦。在此期间,她也配合形势创作了《雷锋》《王杰》等剧目,但都未能引起太大的反响。

1966 年,特殊时期爆发,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让苏青的生活雪上加霜。她被抄家批斗,随后被锡剧团辞退,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的压力如同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后来,在黄浦区文化馆的收留下,她才勉强有了一份工作。

1975 年,苏青退休,每月只能领取 43.19 元的退休工资,这点微薄的收入,对于维持她的生活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

晚年的苏青,生活极为凄凉。她原本住在市区瑞金路,居住环境简陋,不仅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还经常受到邻居的欺负。无奈之下,她只能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住房,希望能求得一丝安宁。

此后,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仅有 10 平方米的狭小房子里,相依为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苏青身患多种疾病,身体每况愈下,她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一还保持联系的,只有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声》杂志主编)。

在她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她内心的绝望与无助。

1982 年 12 月 7 日,苏青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终年 69 岁。在她病危之际,她心心念念的,竟是想再看一看自己的成名作《结婚十年》,然而,家中却早已没有这本书。她的离去,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悄然无声,却又让人感到无尽的惋惜。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 年 12 月 1 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然而,这份迟来的公正,对于已经离世的苏青来说,又能带来多少慰藉呢?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 “发现”,苏青也逐渐被人们重新挖掘出来。她的旧作《结婚十年》等大量印行,再次走进了读者的视野。人们在阅读她的作品时,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曾经在文坛上光芒万丈的 “宁波皇后”,看到了她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奋斗的身影。

回顾苏青的一生,她就像一朵在风雨中摇曳的花朵,曾经绽放过绚烂的光彩,却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沧桑。她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她个人生活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缩影。从风华才女到落魄晚年,苏青的传奇人生,让我们感慨万千,也让我们对那个特殊的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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