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经典：诗经学研究的新视野

诗经学历史源远流长，研究路径也丰富多样，除了义理辨析、名物考证、文字训诂等方面的文本阐释外，还产生了独具一格的图绘传统。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9CZW010）指出，诗经图作为经典的视觉化延伸，将审美感受、知识积累、伦理体验融为一体，实现了理性与感性、图像与教化的深层融合。

诗经图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绘诗成图”的诗意图，二是“以图解经”的经义图，这两类图绘各有侧重，在风格特点、创作主体、载体形态等方面皆有区别。诗意图往往以艺术表现为其旨归，因此大多拈取诗中意象或故事加以图像化表现，形制上则多单卷别行，方便人们赏鉴、陈设。可以说，在诗意图的绘制和流传中，审美欣赏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也是促使诗意图大量创作的重要推动力。而经义图的基本目的是辅助对经典的阐释和理解，《诗经》的内容繁杂古奥，对于后世学子而言，许多名物、礼制、天文、地理知识非常复杂难解，这些知识以文字形式难以直观呈现，诉诸图像则能一目了然、事半功倍。此外，历代阐释者往往致力于挖掘《诗经》篇章结构、文本框架中的整体性义理，由此形成对《诗经》的宏观把握，这也促使了大量图谱类作品的产生。不管是更接近我们理解中的“图画”的名物图和地理图，还是离我们理解中的“图画”较远、以图表形式呈现的谱系图和义理图，其实质都是以可视化的方式寻求理解经典的“图示”，因此其出发点是有内在一致性的。

“绘诗成图”的诗意图

诗意图多为围绕《诗经》篇章进行的主题创作，艺术表现和审美功能是此类图绘的特色。诗意图的创作主体丰富多样，有的由帝王发起或亲自创作，其创作本身有较强的政治寓意；有的由文人绘制，实则借《诗经》这一家喻户晓的主题表达艺术情致；也有些是民间图绘，拈出《诗经》中的一些主题和寓意进行生活化表现。诗意图的载体形态以纸本、绢本为主，亦有各类屏风、玉器、墨条、鼻烟壶等日常器物上的装饰绘画。

诗意图可以具体分为三种。一是以单篇为表现对象的图绘。此类图绘于东汉就已经产生，在长期发展中，《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成为画家们热衷的经典主题。例如围绕《豳风·七月》产生的豳风图绘传统，以农耕主题寓意劝课农桑、重本恤民的主题；围绕《小雅·天保》产生的“天保九如”图绘传统，以诗中出现的九种元素之组合表现祝祷之意；围绕《周南·麟之趾》等诗作产生的女德图绘，将相关诗作与传统后妃德行联系起来。二是以组诗为表现对象的图绘。此类图像多以《诗经》中多种主题相近的诗作形成系列图绘，亦有题材范围不限于《诗经》，而是以各类经典故事形成的同主题图册。三是以《诗经》全本为表现对象的图绘。宋代是诗经图发展的关键时期，画家马和之与宋高宗、宋孝宗合作，创作了涵盖三百零五篇全帙的《诗经图》，此图规模宏大、技艺高超，历朝历代备受追捧，摹绘者众多，对后世诗经图的发展产生了“轴心式”影响。清乾隆皇帝非常推崇此图，曾敕命画院诸臣仿宋人笔意完成《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三十册，并亲自书写诗文部分，这套图绘包含三百一十一幅，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诗意图作为对经典文本的“视觉化”转译，其本质是一种跨越媒介的艺术“再创作”。这不仅要求画家对《诗经》的文本内容及阐释传统有深刻理解，还需要水平极高的艺术创作技法，在有限的画面空间内，以构图、色调、笔触等视觉语汇，重新诠释经典的诗意与内涵。这一过程既充满了挑战性，又给了画家巨大的发挥空间。以马和之《诗经图》为例，作者不仅尝试让画面表现文本内容，还重视在画面中呼应毛诗训释，呈现作品的教化意义，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审美感受，更能体会其深层主旨。

“以图解经”的经义图

经义图表现出明显的实用倾向，审美功能相对较弱，多由学者完成，载体形态以书籍为主，亦有少量镌刻成石碑。宋代印刷技术成熟，经义图的发展也进入黄金时期，南宋杨甲《六经图》之《诗经》部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经》经义图作品，后世《诗经》注疏有不少都在书前专列一卷图说，选取《六经图》中的《诗经》部分经义图作为学习、了解《诗经》的基础。

《诗经》经义图主要包含四种类型。一是厘清时间脉络的谱系图，以东汉郑玄《诗谱》为代表。《诗谱》参照《史记》年表之格式，以图表形式直观呈现《诗经》时世谱系。这一工作上承汉代毛诗训释，下启唐代官方编纂的《毛诗正义》，对于诗经学的体系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构建空间格局的地理图，以“十五国风地理图”图系为代表。此图由南宋杨甲首创，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保存在宋刻残本《六经图》和宋刻《纂图互注毛诗》中。此类图绘在全国图上标注十五国位置和《诗经》中出现的重要山川河流，还附上相关区域的古今地名互相参照，为读者理解《诗经》之地理情况提供了直观参考。三是梳理义理脉络的义理图，以《思无邪图》《四始图》等为代表。这些作品以图表形式提炼《诗经》整体义理，以把握全书结构为旨归。四是图解《诗经》鸟兽草木虫鱼的名物图，以清人徐鼎《毛诗名物图说》为代表。《诗经》多鸟兽草木之名，对这些动植物形态、秉性的说解往往关乎诗旨，如以“关关雎鸠”比喻后妃德行，以“鸠居鹊巢”比喻男婚女嫁等。徐鼎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图说》，在相关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