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史官

要讨论老子的思想，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老子”的面貌模糊不清。不仅老子的身份事迹包裹在传说的云雾当中，《老子》诞生的时代也是一桩迷案。历史上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不会全无实据，而《老子》书中有“绝圣弃知”、“绝仁弃义”之类的言论，却又像针对儒墨而发，似乎应该在儒墨大兴之后，而且像“万乘之国”、“取天下”之类的话，也决非孔子时代所有。但既然战国中期的庄子常称引《老子》之语，那么这部书的产生年代又不应特别靠后。《老子》的时代不明，固然有历史久远、文献错讹的因素，恐怕还与道家哲学崇尚“无名”的风气有关。我们这里的讨论，并不试图解决而是要合理地面对这些悬案。

“老子究竟是什么人”也包含了许多谜团，大致包含如下的问题：首先，老子有无其人？其次，如果有老子其人，他是哪个时代、什么身份的人？先秦的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著作的汇编。虽号称为某子，并不意味着全书都是这一学派的开创人自己著作的。一部先秦的子书之中，常有许多后人陆续添上去的篇章，而且在一篇之中也可以有许多后人陆续添上去的段落。如果我们在某本书的某篇中发现有战国晚期乃至汉代的用语，并不能因此判定这本书就是晚周和汉代人的著作。《老子》在漫长而复杂的流传中，语词和表述方式历经添换，但其主旨大体沿袭不变，其文本主要形成于某个时代，其思想却不局限于特定的时代。我们认为，“老子”可能源于某个实有的人，却不必确指一个特定的个人，当是一个持有相似见解和表述方式的群体的总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近乎“学派”。所以，下文凡称“老子”处，皆是对那个《老子》作者群的人格化的指称；凡言“老子认为”，皆指“老子学派”的一般主张。至于某句话是否确系历史中“老聃”这个人所言，本文则不求其甚解。

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特定的人，老子原名叫李耳，或称老聃。老子是别人对他的尊称。李耳曾是周朝的史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青年时曾拜谒过这位史官，向他请教有关礼的问题。对于理解老子的思想而言，老聃的个人性格面貌不如其史官的职业特点更有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官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和保存历史档案的角色，更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整理历史故实，发现和总结自然、人世的规律，供当政者参考借鉴。王国维指出，早先的史官还是具有枢要地位的王朝重臣，掌握着当时知识体系的总汇。

史官有一个绵延积累的职业素养和特有的思考角度，其思想可以超越特定的时空范围。作为学派的“老子”，可能源于春秋时期观兴废记得失的史官群体，在其后的发展中还可能包括战国时期为各国国君出谋划策的平民游士，甚至还有汉初鼓吹黄老政治的智囊集团。这类人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有些相似性，其语录体的文风也大体沿袭。从《老子》文本的时间上看，或许有后世（战国、汉代）逐渐添补的段落或名词，但其主要的观点和思路则出于春秋或更早的史官智慧。

在《老子》中，史官智慧的主要体现是对于天人变化之“道”的概括。在贵族政治的高层，人事的变化迅疾而难测。《左传》云：“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昭公三二年）春秋时代开始暴露出的（包括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的）乱象，使这种史官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反思兴衰的规律。他们的反思得出了“无为”的结论，比如“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治人事天”（五十九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等。《老子》的主要关怀仍是人世的安宁，其态度是有为进取的，但这种有为并不是当时汲汲追求霸业的暴发户的作为，而是探寻“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五十四章）的“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这种史官的追求在汉代司马迁的自述中有一个精要的概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观天知变的理想，是中国儒家和道家最为接近的追求，也塑造了中国古人在审美、艺术创作和美学反思等方面的路向。

——摘自《中国美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