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先生访谈

严家炎老师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后教育与文学的回归。严老师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坚守了学者的良心，从风雨中一路走来。从严老师平实、朴素的话语之中，我们能体会到老一辈学者“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

一、童年磨难：从传统私塾到新式学校

记者：严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1933年出生在上海，幼年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严老师：我可说是“生逢乱世”。我特别记得1937年发生的上海“八·一三”战事，我的祖父母年岁大一点，他们留在家里，父母亲带着我逃难。他们那时才二十多岁，扁担一边放着锅碗瓢盆，一边把四岁的我放在篮子里面，挑着走。

我家住在宝山县，离上海市不远，那时候还属于江苏省。祖上大概是从太湖流域一带迁过来的。我祖父是清末的秀才，在我五岁的时候，为保护家人被土匪打死了。我父亲是种地的农民，但读过不少书，小时候上过私塾，后来又上了中学。他是由长期的胃溃疡变成胃穿孔，1946年大出血去世的，年仅36岁。我的伯父是南洋中学的校长，但那时候他得了肺结核病，买不起药，年纪轻轻的29岁也去世了。

当时我家在村子里算是有一点产业的，有土地，也有院子。由于家境还可以，我从小就读书，一开始是祖父教我，后来祖父去世了，我就正式上私塾了。那时候私塾与小学并存，就看家长有没有能力或愿不愿意请老师。

记者：您从小有没有阅读和背诵“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代名篇呢？

严老师：从两岁开始，祖父就抱着我一边学说话一边学认字，所以我到四岁左右已经认识上千个字了。贴在门上的新年对联，我都能够念出来。三四岁的时候祖父开始教一些唐诗，并且让我背诵。不久他去世了，我父亲聘请私塾老师，拿家里两间房子作为课堂，村子里面一部分愿意念私塾的孩子也一起来上课。私塾老师先教《百家姓》、《千字文》，因为我已经认得一些字了，老师就让我诵读《孟子》，有时还选些段落来背。背书并不是机械式的，虽然五岁左右的儿童理解能力比较低，但老师会用比较浅近的语言讲解一下，所以文章的大意还是知道的。比如“仁者爱人”，老师会说人们要懂得互相友爱，不能只顾自己。这种道德观念虽然浅显，但装在脑子里面还是有点用处的。私塾老师一般先让我读，然后解释，在几次三番诵读的基础上再背。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新式教育”的？

严老师：我上了两年私塾之后，就到离我们村子大概二华里的地方上小学了。我因为基础比较好，直接上的三年级。高小的时候开始学到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到了初中就有自然、历史、语文、算术、代数这些课。

我最喜欢学语文，喜欢看小说，而且是偷着看，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小说不是“正统”。我祖父、父亲他们留下了一些书，我家有什么就偷偷看什么。甚至在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偷着看小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杨家将》，第二部是线装的《三国演义》。初中以后我的阅读面就宽了，冰心、鲁迅和巴金的书我都开始涉猎。那时候能接触到的西方小说不多，直到初三才看了一些。

记者：您上中学时有写文章的习惯吗？

严老师：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是在上海的一家地方报纸《淞声报》上。正因为我的文章发表了，才激起我创作的兴趣，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我在后来的工作中都记下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读书笔记。

二、一心报国：从革命大学到土改干部

记者：您高中毕业后为什么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读书呢？

严老师：高中毕业时，我母亲叫我上正规大学，比方复旦大学，但我出于参加革命为国家做贡献的思想报考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我在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读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受到毛泽东“到生活里面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思想的影响，觉得参加实际工作更有意义，又听说这所学校只是短期培训土改干部，所以就报考了。

记者：那您在解放前接触过共产主义的思想吗？

严老师：1947年以前我接受的主要是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曾建议母亲拿些地分给贫困的农民种，少收或不收地租。这其实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应该同情贫苦农民。所以后来我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共产党主张的解放劳苦大众的思想，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记者：“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课程是如何设置的？

严老师：前四五个月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几门课程，每门课都要联系自己的思想来讨论、学习，再听报告，然后学员各自写自己的认识。比较正规的数理化课程是没有的，我们上的课相当于政治课、语文课、历史课的综合。

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教师是刘雪苇，他是“革大”的教务处长，从抗战初期就到延安去了。他很喜欢西方文学，讲课很有启发性。比如他讲鲁迅和“太阳社”、“创造社”的论争，认为这些人都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有论争，就因为“太阳社”、“创造社”的人很简单浮浅地认为学了一点马克思理论，阶级立场就改变了。鲁迅是不赞成这种看法的，他认为向无产阶级的转变需要思想感情的实际变化，一夜之间阶级立场就变了，这是不可靠的，所以鲁迅批评“创造社”、“太阳社”是“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刘雪苇认为鲁迅在论争当中的主张是正确的，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思想来进行改造，真正要站到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贫苦劳动者的立场上去看问题，才是正确的。

记者：除了这些，有没有跟“土改”有关的课程？

严老师：最后一个多月学了《土地改革法》，还请参加者报告了“土改”工作的全部过程。1950年底正规的《土地改革法》已经出台，它是在1946年东北和1948年华北“土改”实践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我们学习和讨论《土地改革法》，并请有实际“土改”经验的干部来讲“土改”的情况，他们会讲述在工作中曾经有过什么偏差，有过什么“左”的东西，并批判错误做法。

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了半年后，我就被分配到安徽皖北滁州专区搞“土改”。贫苦群众虽然分到了一点土地，但没有牛耕地，甚至连犁都没有，怎么办？所以又搞了互助合作组，使农民的劳动生产能够进行下去。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很困难的事情，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问题要处理，虽然当年我只有十六七岁，但已是乡工作组的组长。

记者：您在安徽“土改”工作结束之后又做了什么？

严老师：滁州“土改”共搞了三期，搞完以后我们就集中到合肥去总结、学习，然后又分配工作。有的到财经部门工作，有的到宣传部门，有的到组织部。我被分到皖北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了几个月，冬天又到宿州专区搞第四期“土改”。到了1952年的春天又作为“三反、五反”工作队派到铜官山矿务局，就是后来的铜陵市。临行之前，省委书记曾希圣告诉我们：铜官山是一个矿区，不要看它地方不大，却是个深山密林，“大老虎”上百条。所谓“大老虎”就是贪污犯，而且是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当时一万元是很大的数目）。所谓“打老虎”就是搞群众运动，让大家揭发。我们去了几个月，一条“老虎”都没有查出来。其实当时国家对铜官山的投资很有限，只够维持它发工资，哪里会有上万元的“大老虎”？这样，我们“三反、五反”工作队的十几个人，都留在铜官山矿区工作了。

后来我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北京搞“三反、五反”，也是这个路子，说这个区有“大老虎”上百条，那个单位有“大老虎”上百条，用的词语都是一样的。

1955年，又掀起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一些人受了检举，虽然查无实据，但也因此被抓进监狱吃了苦头。有的人，比如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老师刘雪苇，就被作为胡风分子抓起来，抄了家。这个案子抓了上千人，而且许多人还是共产党员，都关进监狱好多年。我感到无法理解，甚至有恐怖的感觉。好好的革命同志，怎么一下子成为反革命了？刘雪苇老师，那时他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兼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教务处处长，又当过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几乎是在最艰苦的时期奔赴延安，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三、回归文学：从研究生到北大教授

记者：铜官山工作期间您还有时间看文学类的书籍吗？您是怎么考上北大研究生的？

严老师：这要感谢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工作很忙，也基本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但晚上我一般都坚持读书。读文艺作品，读理论书籍，读翻译的东西。这样一直到1956年，也读了不少书。

我是在1956年决定考研究生的，因为1955年那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把我搞怕了。我原来是喜欢文学的，也买了几本胡风的书，像《论现实主义的路》、《在混乱里面》、《密云期风习小记》。还有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刘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等。到反胡风的时候，这些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我买到的胡风以及跟他有关系的人的书，只好都交给组织，请组织上审查。

反胡风后第二年，恰好《人民日报》上刊登北京大学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广告。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进大学或者读研究生，我于是响应了这个号召。报名的时候是经过领导同意的，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专门复习的时间，我是在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复习的，考上研究生完全是靠平时自学来的底子。

记者：您还记得上研究生的时候，北大中文系在教学上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吗？

严老师：中文系历来有注重原始材料、做读书笔记的传统，导师又给我们开出了包括古今中外的长长的一串书单，于是我们分秒必争地刻苦阅读钻研，而且非常重视讨论。老师教学也强调要自己摸索、钻研，不同的理解就会产生争论。每次上课争论的焦点都不一样，但都是很具体的学术问题。老师们一般会先听我们汇报学习的情况，然后他们会进行指点并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让我们思考。

记者：您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副博士学位，1958年即留系任教，这是什么原因？

严老师：1956年我考进来的时候，读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1958年10月，系里面找我谈话，组织上决定提前调我出来充实教师队伍，让我给留学生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这种奇怪的安排背后隐蔽着两个重要事实。第一，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奇迹，像钢铁和粮食每年都要“翻一番”。教育也要“大跃进”，所以中国大学生有的编写红色文学史，有的面对面地去直接批判专家、批判学术权威。留学生原本跟中国学生一起听课，此时却无事可做，所以要我去教留学生。第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反右”不断扩大，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举个典型的例子：1957年春天，中文系有八个教师和研究生想办一个文学方面的同人刊物，定名《当代英雄》，开过一两次会。王瑶先生当时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当心哦，你们自己办同人刊物，上面允许吗？后来他们就没办了，刊物也没出。但到了1958年初的时候，北大党委说“想办同人刊物就是反党”，所以这八个人都被划为右派（其中三人因鸣放中的言论而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连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孙觉，也因为不赞成把八人全划成右派而被撤去领导职务，换成了蓝芸夫。

我当时一再恳求不要提前把我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来，希望到1961年副博士研究生毕业了再分配，那时候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服从分配。但是系里说不行，已经报到北京市人事局了，作为党员必须服从，不服从分配是要受处理的。最后，我只好答应了，1958年10月底就开始备课，寒假结束就给留学生上课。

记者：您开始教学是什么情况？

严老师：50年代比较有名的新文学史著作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王瑶先生就开始紧张地备课，两年后《新文学史稿》出来了，上下两册，这在当时已经很难得了。可是我们考进来的时候，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已经不能做参考教材，因为他的书里面引了大量胡风的东西。所以1956年我们考进北大的时候，指定参考书已经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我去教书的时候，刘绶松的书也不能用了，里面提到的很多老作家因为反右派的原因也垮了，像丁玲、艾青、冯雪峰等都不能讲了。另外还有丁易和张毕来的两本书，丁易那本是在莫斯科大学的讲稿，很简单，张毕来的我觉得还不错，但只有一卷。

一方面是原先的教材陆续受到了批判，另一方面，我感觉书中有些重要的问题讲得不够准确。例如普遍把1916年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革命的开端，但陈独秀他们真的那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了吗？所以我备课的时候就去翻各种原始材料，用了整整20天时间到北大图书馆读《新青年》杂志，因为“文学革命”的口号是从《新青年》开始提出来的。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随后1917年2月陈独秀再发表《文学革命论》。在王瑶先生的书里面把这两件事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始。可是翻阅了《新青年》杂志，我们就会发现，胡适从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则是到1919年下半年、1920年上半年才开始有较明显的阶级论思想。《新青年》上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二年——1918年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考查原始材料去得出结论，不人云亦云，不只是做研究的基本要求，在教学上也才能有说服力。

记者：在俄国革命以前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已经“风起云涌”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没有影响吗？

严老师：影响不大。那时马克思主义是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列的。北大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讨论的就是社会主义究竟有几种？当时认为有四五种。在1918和1919年之间，《新青年》上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开始出现了，胡适因此才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使《新青年》编辑部的人产生了分歧。这些人里面有更激进的，像钱玄同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开始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要大，但无政府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因为毛泽东讲的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主义。

记者：您给中国学生上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严老师：1959年春天，中国学生部分地恢复上课，也就是五五级和五六级的学生，他们的红色文学史已经完成了，四本《文学研究与批判》、《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的书也出来了。刚复课的第一学期，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几个老师采取了讲座的形式。王瑶先生讲了两讲，其他几位老师一到两讲。我也讲了两讲：《谈“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当时我主要还是给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给中国同学系统讲课，是在1960年下半年，那是给五七、五八级的学生上“中国当代小说”，因为前一年刚庆祝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所以记得很清楚。

真正把“大跃进”的超高热度转向冷却，也是在1960年。这一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后退，强调科学。在高等教育战线上，提出要建设200多种文科教材，让周扬负责来抓。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1961年开始委托唐弢先生担任主编的，王瑶先生和我也是那时被调到教材编写组的。

记者：政治运动不断，“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教材又必须有，这可真难为任课老师了。

严老师：在60年代初，唐弢先生将近五十岁，正当壮年。他既是作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他在事先征求编写组意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规定了几条原则：（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写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这些规定对教材的规范化，对年轻学者的锻炼成长，都是很有好处的。

其实，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条件在60年代还不很具备。那时，东北批萧军的冤案还在，全国反胡风的冤案还在，文艺界那么多右派的冤案还在，左翼文学内部两派的宗派主义也还存在。很多问题无法碰，只能回避。我们编写组只能在当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设法做得好一点而已。

1964年上册讨论稿（一二分册）出来后，内部印刷了200本，当时准备报教育部批准，可是刚印出来，唐弢先生心肌梗死症就发作了，讨论会也没有开成。下册草稿留在唐先生家中，“文革”初期造反派抄他家时被抄走，最后不知去向。

四、教育反思：走出政治漩涡，回归文学本意

记者：“文革”期间教学工作是怎样一种情况？

严老师：“文革”之前虽然“批判‘三家村’”，却还有一些正常的教学活动。但自从1966年6月初聂元梓等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起，正常教学活动就完全无法进行了。先是工作组进校，想要维持秩序，但不到一个月，连工作组也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说是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了黑帮。然后是造反派掌权，不久却越斗越乱，演变成两派武斗。

记者：不上课，学生都在干什么？

严老师：除了“批斗”之外，就是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总之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审查、汇报，还有劳动。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了，1977年以后招进来的学生需要系统地讲授现代文学，可是没有教材，所以有的先生很着急，催促我们重新组成编写组来修订这本书。于是在唐弢先生家里开了一次会，因为唐弢先生身体不好，就让我主持大家一起修订。上册较快改完，下册的稿子一年后也写毕，因为是重写反而放得开些。经过两年时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终于经修订和补写后出版。

记者：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资深教授，您如何看待当前中文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对现在中文系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严老师：过去中文系的学生可以说绝大部分是有志向的，希望将来能够在语言文学这个领域有所作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文系最红火的时候，思想相当解放，政治气氛宽松，这两个条件对文学研究与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自从90年代以来，我觉得真正想在中国文学方面有所成就而来读中文系的就少得多了，当然还有一些。

中文系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毕业生。比如骆英（编者注：黄怒波的笔名，现任中坤集团董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是中文系七七级的，他毕业了以后出去发展很好。先在中宣部，后来出来经商，搞了中坤集团。他现在发展得很有成就，几十亿了，但是他还继续写诗。2008年他作为校友捐助北大一亿元，给诗歌研究所捐助了一千万。还有张曼菱（编者注：天津作家协会理事，海南作家协会理事，海南曼菱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独立制片人和导演，职业作家），她是中文系七八级的学生，在校期间即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海内外影响很大。最近有一部长篇小说《悠悠玄庄》，作者张曰凯，他是1961年毕业的。这部作品源自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体验，无论抒写男耕女织的场面，还是过年过节的风俗人情，都浸透了自然而然的诗情画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我们50年代进来的时候系主任杨晦先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意思是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但实际上中文系还是有一些作家生长出来，并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专业素养。远的不说，“文革”中和“文革”后进来的学生里成为作家，并写出好几部作品的起码有十四五个。除上面提到的黄怒波、张曼菱外，还有像曹文轩、刘震云、黄蓓佳、陈建功等。

中文系进行有系统的研读作品、欣赏作品的训练，这实际上有助于创作。曾有个学生给我写信，他本科在别的学校读的，硕士生考到北大中文系来。他说进来之后才知道自己大学四年是白过的，就是应付考试，好多优秀的作品没有读，很多很重要的有地位的作品不了解。我跟他说你有这样的觉悟就行了，要吸取这个教训，补补课。多读一些中外古今的作品，具备文学本身的素养，知道从哪些方面去发展自己的文学能力，再加上必要的生活历练，这样就具备了成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条件。

中文系培养的是文学鉴赏和撰写文章的能力，能不能成为作家要看自己的志趣，中文系并不是要刻意培养什么人。真正在文学方面有天赋的学生不需要老师给他提点，自己就愿意在那里写。我知道的七七级、七八级好多学生都是这样，他们已有许多感悟，读书的环境把他们的创作热情激发了出来。把自己想说的话文通理顺地写下来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能吸引人去读当然更好，至于是否要朝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走，由学生自己选择。

五、谈谈文学鉴赏与文学评论

记者：现在出版物越来越多，良莠不齐，文学评论就显得非常重要。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多年，能否请您谈一下文学评论方面的事情？

严老师：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评论文章应该注意几点。首先，衡量一个作品的成就，要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看作品能否真正感动读者，而不是去硬找作者的意图，硬要和某种主义观点拉扯上关系，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要放松了去阅读，看自己阅读时的感受，哪些方面是自己真正感动的，并多做笔记。

其次要对作家有所了解，需要结合作家的生平背景人生阅历，了解作品的写作年代。孤立地理解作品是不行的，还要阅读这个作者的其他文学作品。

再者从评论者自身来看，要写出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评论，必须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平常多读一些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对于眼前作品的情感场景才能感受得更好、把握得更准、体验得更深切。评论者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一定的创作体验，为评论而评论，很容易转到空洞的“政治立场”上去。

比如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主人公倪吾诚永远只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就让我联想到俄国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个奥勃洛莫夫就连早上起床都很困难，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只因为他要胡思乱想很多东西，好不容易从床上爬起来，半天已经过去了。他养成这么一种性格：爱夸大口，有宏大的计划，很受人注意，实际上什么都做不出来。王蒙是在写他的父亲。任继愈先生曾经跟我聊天讲王蒙的父亲，说他总是每次都把计划订得很宏伟很吸引人，但三年五年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做出来。我问王蒙读过《奥勃洛莫夫》吗？他说读过。他不想有意模仿，只是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他父亲的思想性格，就产生了《活动变人形》这样的作品。后来《王蒙自传》中的王锦第的出现，完全证实了王蒙说的是真话。当然，我说这些绝不意味着王蒙的创作没有虚构和艺术想象。

记者：您觉得文学评论对作者会有影响吗？

严老师：作家也很关心针对他的作品的相关评论。如果你把握得很准，说出了作者的想法，有些弱点你也看出来了，对作者也会有好处。比方说我“文革”前写了几篇评论《创业史》的文章。1967年和作者柳青见面的时候，他问我有关梁生宝的文章是不是有背景有后台，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搞他。我说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只是认真读了作品，第一遍是放松了读的，第二遍做了笔记之后再验证以前的感受是不是正确。那时候年轻气盛，可能有的地方措辞尖刻了一点儿，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柳青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柳青在《延河》上发文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也都进行了答辩，看得出他很重视这种讨论。

2006年我顺道在西安市长安县给柳青扫墓，他的女儿见到我，她说柳青其实是赞同我的意见的，《创业史》里梁三老汉这个形象确实写得最深厚，而梁生宝这个主人公是新英雄人物，地位很重要，但是人物描写只是在水平线之上，打动人心的力度还不够强。

记者：您觉得《创业史》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吗？

严老师：柳青是基于生活创作的，应该说他是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互助合作在特定条件下对农民是有好处的，比方春耕季节很忙，需要别人帮助。柳青所在的长安县，梁生宝的原型，一个姓王的实实在在的农民，他带头扎扎实实搞互助合作。“互助合作”要农民自愿，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才行，不能操之过急。后来全国搞的互助合作是上面压下去，不顾实际情况强制执行，农民怨气很大，实际上也破坏了生产。柳青在“文革”中受了冲击，他跟我说今后不敢写了，“三突出”规定，群众里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里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里要突出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像《金光大道》那样，柳青不喜欢，不想这么写。

记者：您对文学评论的现状怎么看？现在评论者的态度、水平如何？

严老师：有好的，的确下了功夫，读作品不止一遍，文章写得也很活泼，有见解。但恐怕也有一些人读和写都很快，很匆忙。举例来说，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第八届），张炜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一共10卷，读一遍起码要两三个月。评论的人根本就读不过来，何况候选名单有三十部，这还是淘汰过的，申报的还要多出很多。从中评出五部最优秀的，你想评委能用多少时间去读？我当过第五届、第六届的评委，当时是赶着读，非常紧张，虽然没有像《你在高原》这样的大部头，但读得也苦不堪言。

记者：有没有为了商业宣传目的的评论呢？

严老师：恐怕也有。现在我们的风气不好：塞钱、塞礼品。比如我做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时，作家跑到家里来找你，到投票前夕我只能闭门谢客。

记者：文学奖种类很多，茅盾文学奖大概是最具权威性的。您觉得这些评奖的过程和结果是公正的吗？

严老师：这个就不敢说了。茅盾文学奖有一个评委库，从库里抽出十多位组成评委，有客观公平的一面，但能不能评得完全公正，有好多因素制约。我只能说做到大体公正就算不错了，要做到绝对公正大概是很难的。

记者：专家意见是公开的吗？

严老师：以前不需要专家都写意见，就是投票，但最后产生的5部作品需要写评语。现在是每部参赛作品都要写几句。

记者：现在作品这么多，文学评论怎样才能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呢？既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也提高作者的创作能力。

严老师：首先，创作应该是真正自由的，作者要把他生活里感受最深的表现出来。如果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大家一窝蜂，这样是不会有好作品的。现在政治的影响减弱了，但是商业化的风气也出现了。在不为哪种东西服务的情况下，作家写自己心底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那样文学才会有希望。这一方面依赖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作者有意识地从各种束缚之中自我解放出来。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作家能够做到。

另外，评论也要有自由的氛围。既不是去替作家捧场、讨好作家，也不应该因为“门户之见”攻击某一位作家。应该从艺术实际出发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这样的评论才能影响到整个文学氛围。作者和读者都要习惯听听不同的声音，避免好就什么都好、坏就一无是处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