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条人命换来的南北榜，一直用到今天！谁在造谣于少保废了南北榜

洪武三年（1370）正月初九，朱元璋在奉天殿颁布诏书：“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

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这道诏书标志着明朝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

然而制度运行仅三年便陷入困境，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以“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为由暂停科举，改行荐举制（《明史·选举志》）。

至洪武十七年（1384）重开科举时，地域失衡已现端倪。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洪武四年至十七年间录取的369名进士中，浙江籍占102人（27.8%），江西籍85人（23.1%），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平五省合计仅19人（5.3%）。

这种悬殊差距引发北方士人强烈不满，洪武二十二年（1389）河南道御史许珙上疏直言：“北方士子朴直，文词稍逊，宜量材录用。若以文辞定高下，则北土无复登进者矣。”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会试，85岁的大儒刘三吾主考，录取陈䢿等52名进士，竟无一北方士子。

《明太祖实录》卷249详细记载了朱元璋的震怒：“三吾等大江以南士人私其乡，试官侍读张信等复以陋卷呈进，所取之卷文理不佳，荒谬尤甚。”

三月初十，朱元璋命侍讲张信等12人复阅落第试卷，要求“务求至公，毋得循私”。

复查结果却引发更大争议。

《明史纪事本末·科举开设》载：“信等言前考等级皆当，南卷文字通顺者，反斥为纰缪，实属枉屈。”

四月十三日，刑部突然介入，查出张信等人“受嘱将北人劣卷送皇帝御览”（《明太祖实录》卷251）。

五月初五，朱元璋在奉天殿召集群臣，当廷宣布：“刘三吾、白信蹈（副主考）等胡蓝之余党，专擅科场，私其乡里！”（《明史·选举志》）

六月十八日，朱元璋亲自主持殿试，录取韩克忠等61名北籍士子。

《明太祖实录》卷253详细记载了新科进士的籍贯分布：山东20人，山西18人，河南14人，陕西5人，北平4人。

与此同时，原主考团队遭受严惩：刘三吾以“老悖”免死戍边，张信、白信蹈等二十余人被凌迟处死，史称“南北榜案”。

时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记载：“是科死者枕藉，血流成渠，实为开国以来科场第一大案。”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但科举考试仍在南京举行。

《明太宗实录》卷233记载：“礼部奏请会试改于北京举行，上以营建未竣止之。”

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分离的状态加剧了地域矛盾。

永乐二十二年（1424）会试，录取的149名进士中南方占112人（75.2%），北方仅37人（24.8%）。

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在病榻前召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重臣。

《明宣宗实录》卷九记载了这场决定性的会议：

杨士奇奏：“科举须兼取南北，如南人虽善文，多失浮华；北人质朴，然多可用。”

明仁宗谕：“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当令南、北分卷，以百名为率，南取六十，北取四十。”

九月正式下诏：“会试分南、北卷，南卷取六十名，北卷四十名，著为定例。”（《明史·选举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定形式确立的区域配额制度。

（1）南北卷之外新设中卷

正统五年（1440）二月，礼部尚书胡濙上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文风渐盛而尚不及中原，宜别立中卷。”

由此形成南卷（55%）、北卷（35%）、中卷（10%）的三分体系。

南卷：应天、苏松、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等四府九州。

万历四十二年（1614），礼部侍郎何宗彦提出：“今四方文教日兴，宜量扩中卷地域。”

经调整后的比例为：南卷55%（录取约180人）、北卷35%（约115人）、中卷10%（约33人）。

此时中卷区已扩展至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全境，以及南直隶的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五府，徐、滁、和三州。

天启四年（1624），御史周汝弼上疏称：“北卷士风日盛，而中卷之地如云南、贵州，文教未开，宜增其额。”

但此时明朝已陷入内外交困，礼部以“祖制不可轻变”为由驳回。

据《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七年（1634）会试时，北方进士占比达到42.6%，创洪熙以来新高，但中卷区仍显弱势，云南、贵州两省在崇祯朝16科中仅出进士11人。

崇祯十五年（1642），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在奏疏中疾呼：“今闯贼肆虐中原，正当收北土之心，科场北卷宜再增十名。”

然而次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最后一次科举在南京草草举行，录取的杨廷鉴（南直隶武进人）等400名进士中，北方仅占31.7%，制度平衡终随王朝倾覆而瓦解。

顺治三年（1646）首开科举时，清廷沿袭明朝南北中卷制度。

《清世祖实录》卷25载：“会试照旧例分南、北、中卷，南卷取二百三十名，北卷取百五十名，中卷取四十六名。”

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鹿祐奏称：“地域配额致边省遗才，请按省定额。”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正式废除南北卷，改行分省取士。

《清圣祖实录》卷250明确记载：“嗣后会试不必预定额数，亦不必编南北字号，惟按省酌定中额。”

雍正帝对此评价：“明朝分南北中卷，虽未尽善，然较之前代已属公平。今按省定额，更得均平之道。”

至此，运行335年的南北榜制度完成历史使命。

（1）统计数据折射的平衡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

洪武四年-建文四年（1371-1402），北方进士占比12.7%。

永乐元年-宣德十年（1403-1435），北方占比升至23.4%。

正统元年-崇祯十六年（1436-1643），北方稳定在37.6%-42.3%。

万历二十六年（1598）状元赵秉忠（山东青州人）的殿试卷现存青州博物馆，其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印证了北方士人的崛起。

南北榜制度演变揭示出三个深层逻辑。

1. 政治平衡需求：

朱元璋在处决张信等人时申明：“夫科举者，非但求才，实系天下人心。”

2. 文化整合压力：

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指出：“明初南文绮丽，北风刚健，分卷乃调和鼎鼐之策。”

3. 制度演进规律：

从洪武三十年（1397）的暴力矫正，到洪熙元年（1425）的制度建设，再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彻底转型，展现了政策演进的完整周期。

当崇祯十六年（1643）最后一位明朝状元杨廷鉴金榜题名时，南北中卷的录取比例已精确至55.2%、35.1%、9.7%。

这种用1397年20条性命换来的制度遗产，最终在清朝脱胎为分省取士，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持久的区域公平实践。

正如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所言：“前明南北分卷之制，实为千古良法，虽时有损益，其维系天下之大义终不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