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历史镜鉴中感知中美博弈胜负手在于谁先破解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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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紫禁城后宫的铜壶滴漏仍在寂静中循环往复。这尊精密的计时器，曾见证过郑和船队的七下西洋，丈量过张居正改革的昼夜更迭，却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下永久停摆。

三百七十八年后，当人类文明迈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导致大明王朝灭亡的党争与腐败，这两个政治毒瘤，竟如宿命般分别落在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肩上。

是的，我们这篇文章，是要从历史的镜鉴中看中美博弈。

中美博弈全球关注，关于中美博弈的话题，更是长居网络热搜。但是，网络上关于这一话题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推断中美两国，谁会把谁吃掉。中国网民更是笃定中国会赢，美国会输。并以新中国战胜美国的历史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超有说服力。比如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那么积贫积弱，照样干趴了美国，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干美国更加不在话下了。

其实，这样的推断都可以归于荒谬。因为，文明的发展不是谁把谁吃掉，谁把谁吃掉，那是逆文明的。另外，中国也好，美国也罢，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把对方“吃掉”，除非自己被自己打败。

那么，中美两国有没有自己打败自己的可能呢？回答是肯定的。正因如此，以历史的观点来观察中美博弈，便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意义也要真切很多。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己被自己打败，就是亡国。

亡国只要这三个现象同时出现，就是注定的事了。这三个现象就是党争、腐败和底层造反，在大明王朝灭亡的过程中，尤为明显。正是党争与腐败，导致了李自成的揭竿而起，导致了拥有兆亿人口和红衣大炮的大明王朝，被只有大刀长矛的区区几十万人的满清杀得血流成河。

大明王朝崩塌的同时，也将党争与腐败这对双生子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特别地明目醒世。

党争和腐败一旦成气候，如果得不到遏制，那么，亡国就不远了。这一命题的深层逻辑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两极分化。

党争也好，腐败也罢，背后的原因都是公权力的私化。公权力就是国家权力，它的私化必然导致国计民生的“撂荒”，结果是少数人穷奢极欲，多数人朝不保夕。最终导致社会失业群体因无法生存而不得不革命，并使这样的革命，具有了无可争辩的正义性。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统治者就成了崇祯皇帝，能做的也就是上吊前痛咒“文武百官都该杀”而已。

历史规律一直在显灵，且从不看对象，只要符合条件就行。中国也好，美国也罢，会不会被自己打倒，当下最为关键的是能不能破解可以亡国的党争与腐败。注意，我们这里说美国党争，并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同样，说中国腐败，也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党争。只是表现程度的强弱而已，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挑表现强的对照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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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遗址的残垣上，至今仍可辨认“风声雨声读书声”的斑驳字迹。明末士大夫们或许不曾想到，他们以清流自诩的“君子之争”，最终演变成阉党与东林党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死搏杀。

天启年间，当魏忠贤的“五虎五彪”在朝堂肆意构陷时，帝国的红衣大炮正以每分钟两发的射速，在辽东战场上形成对后金铁骑的绝对火力压制。然而，再先进的武器也架不住党争的腐蚀。大明的红衣大炮炮手袁崇焕因党争而被召回，然后被撤职查办，再又被处以极刑——凌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的党争，还搞得社会意识形态极为混乱，民众被弄得善恶不分。这才会有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北京市民争食其肉的场景，把这个庞大帝国在政治撕裂中的自我吞噬。

今日华盛顿国会山的穹顶下，驴象之争的硝烟早已超越正常政治博弈的范畴。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的暴乱事件，将美国政治极化推向历史峰值。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胆小鬼博弈”，在控枪法案中的“程序性阻挠”，在社会议题上的“文化战争”，无不让人想起明末“国本之争”中，持续三十年的储位拉锯。

一旦政治沦为选票算计的工具，国家利益便成了党争祭坛上的牺牲品。大明王朝是这样，当下的美国也如此。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了明朝的党争，自然也要说明朝的腐败。明朝的腐败是出了名的。官僚集团为了扫清腐败障碍，可以制造“土木堡之变”，把皇帝的精锐送给敌人，可以不让皇帝上朝，可以让国家发不出军饷……

回望明帝国腐败亡国之路，最是让人瞩目的节点，当属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

改革者的“一条鞭法”展现出了惊人的制度创造力。赋役合并后的“折银征收”，将实物经济时代的复杂税制转化为可量化的货币体系。然而，令改革者没有想到的是，用白银利刃切割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官僚集团转而通过“火耗”附加，将改革红利转化成了新的寻租空间。而当拉美白银经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输入时，国家财政，很快就被东南沿海的买办控制，国家货币体系随之崩溃，基层治理能力也进一步弱化。

除此之外，改革者旨在通过强化官僚考核提升行政效率的“考成法”，也在其身故后迅速沦为党争工具，导致官僚体系系统性溃烂，最终在陕北旱灾中引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冲天烈焰。

当代中国的反腐风暴同样面临着制度深化的考验。从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雷霆之势，到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笼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新型腐败变种的治理难题依然存在。某落马官员家中搜出2.3亿元现金，某省会城市三年内四任市委书记接连落马，这些案例并不鲜见，警示着反腐永远在路上的艰巨性。

无论是美国的党争还是中国的腐败，都可以亡国。美国党争如同慢性病，在制度框架内缓慢侵蚀机体活力；中国腐败更像急性症，需外科手术式的治理革新。前者困于“否决政治”的恶性循环，后者面临“存量清理”与“增量遏制”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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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党争与腐败这对政治毒瘤，究竟哪个更具破坏力呢？料想这也是读者朋友感兴趣的话题。这一话题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历史和现实的案例里。

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明军总兵力11万对阵努尔哈赤6万铁骑，却因将帅失和、指挥混乱而惨败。四百年后，当美国政客们在芯片法案、基建计划上缠斗不休时，中国正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坚“卡脖子”技术。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历史巧合，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述问题。

另外，统计数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客观答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显示，美国国会立法效率已降至二战以来最低水平，第117届国会通过法案数量不足往届半数；而透明国际组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清廉指数排名十年间上升20位。

由此可见，当下美国面临的问题，要比中国严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放松自我净化与自我提升之工作进度和工作力度。美国党争催生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正在动摇立国根基。中国在反腐向纵深推进时亦面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这一现象，又让人不禁回望大航海时代的东西方，感慨也油然而生。

1517年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时，明朝正德皇帝在南巡途中肆意勒索地方；1640年英国议会点燃资产阶级革命烽火时，崇祯皇帝却在煤山走向了生命终点。

是的，历史分野往往始于对自身痼疾的不同态度。英格兰通过《权利法案》实现渐进改革，而大明则在党争与腐败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不要以为体大膘肥就天下无敌。自身的问题不能解决，倒下去会很快。强秦亡于大泽乡一场大雨；大明亡于陕西的一场干旱；晚清亡于武昌军营中的一名士兵擦枪走火。

也因如此，中华先祖把“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作为政治信条，牢牢铭记于心，谨小慎微，励精图治。

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中美两国博弈远没有中美两国的国家治理地位高，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

我们也看到，两国的政治家远比网上博主们清醒百倍。他们都知道自己在进行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治理竞赛”。他们的真功夫，都用在了本国的内在问题破题解决上面。特朗普政府成立了国家效率部，中纪委向金融领域也派驻了“探头”，两国都在与时间赛跑。这场无声的治理竞赛，或许将决定未来百年的文明版图——毕竟，没有哪个大国能带着流脓的伤口赢得长跑。

决定中美生死博弈的不在外部，而在于中美两国解决自身亡国矛盾的能力，谁先解决，谁就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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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公园的崇祯自缢处，是一个朝代的陨落之地，后人在此立碑，碑上镌刻“明思宗殉国处”，给予后世统治者永恒警示。这就是当党争撕裂国家共识，当腐败蛀空执政根基，再强大的军事力量、再繁荣的经济数据都将化为泡影。就像那尊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正德年间铜火铳，纵然制作精良，终究没能阻挡住关外的八旗铁骑。

当今世界的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美国若能重建“妥协政治”的传统，中国若能完善“制度反腐”的体系，或许就能避免重蹈大明覆辙。

历史从不等待犹豫者，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断言：“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但愿中美两国博弈能促进自身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背着“脓包”互相砍杀，那不是世界之福，更不是两国之福。

燕山山脉依旧沉默地横亘在华北平原北缘，居庸关残破的城墙依然还在，他们都阻挡过游牧民族数百年的进攻，也都看到了李自成的农民军的破墙而入，看到了清兵入塞，看到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它们都在告知世人，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崩解，最强大的帝国常常因内耗衰亡。

是的，中美这场没有硝烟的竞赛，胜负手或许不在航母数量与芯片制程，而在谁能率先完成痛苦的自我革命。

当费城自由钟的裂缝与北京永乐大钟的斑驳在历史时空中共鸣，人类文明再次迎来制度创新的关键时刻。破解党争与腐败的千年命题，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更是深层次的文明觉醒。毕竟，三百年前明朝的教训早已写明，任何忽视内部治理而醉心于外部竞争的强国，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