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官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新一版）》探讨了中国古代官僚管理体制的构成、运行及发展状态，着重通过起源与形成、管理机构与部门、官吏选拔与任用、考核与监察、等级与待遇等方面，分析揭示其间规律、特色与问题。全书注重凸显制度动态，深入总结其效能得失，为一部系统简明而富于特色的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通史。新一版在结构、内容和观点上多有修订，提高了全书的学术性和可读性。

新一版序言

199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陈泽奎先生编辑刊行本书初版，至今已30多年了。2009年中华书局于涛和王芳先生编辑刊行修订版，也已10多年过去。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先生的厚意，本书新一版即将付梓，首先要对上列先生致以诚挚感谢，同时也要尽到作者之责，就本次修订略作说明。

新一版仍然保持了本书初版各章的内容结构和基本观点，但修订幅度不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变章节注为页下注。章节注是自初版以来就留下的问题，笔者和读者对此均感不便，特别是本书要以尽可能简明的文字拉出相关制度的概要、脉络，页下注的作用就更显重要。新一版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遂可在行文各处补充当年就应出注的一些依据和想法，更便于利用这些年来诸多新出资料，汲取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新成果，使本书得以作为一部有其特色的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通史继续发挥作用。

二是内容、文字调整。内容调整是因认识的推进，并与这些年来新资料、新成果的涌现密切相关。具体如汉代举贡系统盛时选官规模每年近200人，相较于西汉丞相下至佐史员12万多人，官员8000多至1万多人，按30年置换一轮计算，平均每年需选200～300人，这是我们当年认为吏员功次登进为官者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其时的入仕年龄似要大于后世，秦律有“除佐必当壮以上”的规定，汉代察举和博士选都曾限年40岁以上，人均为官生涯30年还是嫌太长了，加之其时官多职少的现象多少也已存在，每年实际所需官员人选有可能多达300～500人。这一新的估测意味着举贡系统每年提供的人选远不能满足官员更新的需要，文献所载属吏功次登进为官之例即可弥补这一缺口，而尹湾简牍的面世及廖伯源等先生的研究，正显示了属吏功次登进为官的规模不小，原先的观点确实需要加以修正。而这自然又会影响对辟署与吏道关系的认识，尽管公府辟署的情形特殊，但长官辟署制的主体部分应当是以某种程序和规定直接与吏员功次登进之途相衔接的。在此认识基础上，本书第三章述秦汉仕途结构原先是以辟署与举贡系统相对而言的，现则把辟署附从于吏道而与举贡相对，连同魏晋至隋唐的相关内容亦须相应调整。诸如此类的修改，皆得益于这些年来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对此我们深怀崇敬与感恩之心。

文字的调整主要是与内容相连，同时也有表述问题。不能不承认30多年确实可以发生很大变化，修订版较之初版的显著不同，应是文字删削，以致有些注意不够的地方，前后文气已嫌不接。新一版较之修订版又尤多省文处，不过省下来的文字都补给页下注的资料出处、版次页码了，再就是各种必要的补充性论述了。结果是总字数反而较之修订版增加了约10万字，在行文求简的前提下，这自然意味着新一版各章实际分量的加重，代表了本次修订的幅度和价值。

三是概念的修正。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所用的概念来源不一，在一并将之纳入我们的研究框架时，也不免会有种种问题令人踟蹰。如“机关”“机构”概念的运用，原先按行政学术语体系，用“机构”表示“机关”之下的各个部门，现在则越来越觉得把整个朝廷各部门称为“中央国家机关”是凿枘不合的。这次修订，在府、寺、台、省等官署的表述上已尽可能名从主人，包括基本不用“机关”一词，有必要概括时皆称“机构”，其下所属则称“部门”，这样可能较为平实准确。概念问题上更为突出的是“帝国”一词，本书初版在学界较早以“帝国”概括我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当年亦经反复推敲，再版时虽曾斟酌而未改动，这次修订则多代之以汉朝、唐代、历代、各朝之类的表述。这倒并不是我们认为“帝国”一词完全不合中国古代政体的实际，就专制皇权体制和君主世袭统治这些帝制特征而言，把中国古代王朝称为帝国仍然合乎学界的认知，并且便于相应的比较研究。问题在于，中国古代王朝与世界史上诸多帝国毕竟存在极大不同，体现于王朝谱系、王朝体制、王道内涵和易代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学界对此研究又过于薄弱，迄今除了几张标签人人眼熟，再加上人人自以为看破和不值一哂的厚黑之术，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可以说并没有积累起多少深入肌理且经得起考验的认识。有鉴于此，我们深感除非需要特别强调共性，在本书中与其沿用“帝国”一词，倒不如代之以“王朝”来得切实，不仅合乎古人的切身关注，更有助于省思今人研究的不足。

概念使用直接关系到研究预设和理论背景，在此无妨再说几句。本书修订版之序评述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制度史研究，肯定其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最富成效和潜力的部分，且为中国史学参与社会进步、推进学术发展最为强劲的一翼，又概括了十条迄今看来愈见重要的制度史研究共识。发展至今，学界同人的积累已不可谓不厚，但制度史研究的各个部分仍很不平衡，概念术语问题的制约已日渐凸显。尤其这40多年侧重于政治、行政、礼法等制发展历史的探索，相比于20世纪更早兴起的土地、赋役、军事等制的讨论，在研究概念的成熟度上是明显滞后的，集中表现为不少概念、名词未得必要的界定整合，从属于古今中外不同体系的相关理念左冲右突，反映了理论共识的缺乏和各自预设的紊杂。这一方面是因为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其概念术语所寓理论和观念要来得更为敏感和牵涉广泛，其突破固甚不易，整合尤难为功。另一方面则是土地、赋役等制研究所用的阶级、阶层、占有、依附等范畴，已历经社会史研究浪潮淘洗，遂得早为对立各派大致认同；至于政府、帝制、机关、治理方面的诸多范畴，则因展开较晚而歧见纷呈，尤其涵化认同尚待社会发展汰择作育。当然学术史也已反复表明，概念术语的成熟未必就是高质量的标志，晚起的发展整合往往可臻更高水平，近年不少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更多立足中国实际，在相关概念和理论提炼上似正开始走向自觉，这是值得期待的曦微之光。

按公认的政治定义，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所以恒以政治为中心，实质是因为所有领域的事态一旦成为公共问题即事关重大而属政治，而公共问题原本也无非是形形色色的私人问题。因此，政治史研究也包括相关制度研究在内，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或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仅天然会是史学焦点，且必须也只能筑基于各领域事态和各种个体生存状态的揭示。至于20世纪晚期兴起的后现代史学，虽亟欲从边缘突破中心，由下层颠覆上层，说到底也无非是不满以往的研究取径，却无从改变政治和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及其与社会各领域事态本属一体的联系。由此观察中国大陆史界近年兴起的关注边缘、强调下层之风，尽管其也像西方后现代史学一样丰富了资料和对象，拓展了研究领域，却“漫羡而无所归心”，缺乏西方后现代史学那种古典和现代知识、理论的深厚基础，未能在充实有关中心和上层的认识上着力建树，而是多少都在把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及其研究对立起来，由此涌现的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也就大都“泥于小数”，“苟钩鈲析乱而已”。

在“泥于小数”的另一端，还有对“大一统”等传统理念的曲解。近年兴起的“历史政治学”以重新诠解中国古代政治为一大论域，在某些学者的极端表述中，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几乎已被等同于国土、国家结构乃至相关思想、文化的“大统一”，既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更被今人赋予终极价值。但无论从哪种角度、哪种理论来看，这都是对历史的歪曲。按汉以来《春秋》学及古人的主流看法，“大一统”固然包括了某些“大统一”的内容，却是以更高层面的政治伦理和治理实践为前提的，即圣王之治及其所代表的政教原则和社会理想，亦即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一直高度推崇的“王道”，其基本逻辑一言以蔽之即“王道流行而天下一统”。因此，若抽去“王道流行”而强调“天下一统”，若有悖圣王之政教而把“大一统”等同于“大统一”，再来无限拔高这种“大统一”的价值，其谬其劣就远不只是曲解或玷污历史而已了。这也可见深入讨论中国古代政治的概念、范畴，弄清研究的预设和背景理论，已是目前亟待高度关注的问题。

经本次修订，基本上解决了这30多年来读者对本书提出的各种问题，使之得以新的面貌继续接受批评指正，这是令我们至为欣慰和期待的。在此要再次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感谢历史学分社的郑庆寰先生促成了本书新一版，其与徐花女士共同为修订工作付出了心血，他们的编辑大为本书增色，让我们深为感佩。

楼劲刘光华
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