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圣：衡阳抗战亲历记

引子

＃本文摘自《漆园古今》蒙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96年4月)，作者李悦圣，原标题《衡阳抗战亲历记》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曾与日寇这群失去人性的恶狼，在血与火中拼杀过10多次的老兵，不能不万分庆幸我还能活到这个喜庆的日子。虽然我的记忆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大大的减退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也随着岁月流逝淡漠了，然而有一件事仍记忆犹新，那就是在衡阳战役中，被日军俘去20多天的战斗经历。

我是1937年应兵役征召入伍到上海市武警总队服役的，“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上海防守3个多月，大小战斗参加过10多次，后被困死在南市，为法租界所收容。1938年夏初，由海上经香港、广州至长沙。后来参加陆军第十军三师搜索连。历任帮写、文书、军需上士、少尉司务长等职。曾参加过长沙三次大会战。1942年冬初，常德战役后，十军伤亡过半，经驻衡阳市北郊区补充休整。1943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奉命防守衡阳市。兵力配备除十军两个甲种师外，又拨给暂编54师，归十军指挥，三个师约3万人。进驻衡阳市区七、八天，即被日军四面包围。我们连防守在衡阳市南面的山上，我率领一个10人的炊事班，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军需上士，一个通讯员共13人，驻在衡阳市东面江沿上，给连队搞伙食、弹药等后勤工作。敌人攻击的十分猛烈，白日飞机轮番轰炸，夜间枪炮声彻夜不停。开始时，伙食筹措尚十分顺利，饭菜齐全，按时送到阵地上去。

20多天之后，粮食虽然不成问题，可是想搞到一点下饭的菜就难了。开战前，市内的富户商贾均已撤离，留下了几千名贫民妇孺和我们争吃食。我只好搞一些黄豆，命令炊事班抽人泡豆芽、磨豆腐，好在食盐食糖并不缺乏。我除了筹措这些伙食、弹药之外，也时常护送这些物资到阵地上去和弟兄们聚一聚，问问还缺什么。仗打到40多天的时候，市内就乱成一锅粥，敌人的小股穿插部队经常突然袭击之后，又突然无影无踪的消失了。同师、军部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了。

一天，忽然看见送饭的把饭菜又原封未动的挑回来了，询问之后方知阵地丢了，部队也找不着了。这一下子真使我不知所措。只有多方联系，自守自卫了。可是我的人员也逐渐少了。今天文书上士不见了，次日军需上士又失踪了，10多天后，只剩下我和我的通讯员与3个炊事员5个人。仗打到50多天，这天夜里枪声特别的紧密。天明时，来了一个自称是师部传令兵的人，叫我们去衡阳县政府院内集合。到了那里，只见满院子的人，蹲的、卧的，站的什么样的都有，混乱极了，武器到处乱放，也没有人问，我情知不妙，便和我仅有的4个部下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5个要团结在一块，不可走散，只有斗争下去才有生路。

令人担心的不祥时刻终于来临了。忽然从院子的树林中走出一排托着枪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同时屋里出来一位中国上校军官，说他是某团团长，已同日方谈妥，只要放下武器，便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这时大家纷纷把枪扔在地上，然后令我们排队进行搜身，搜完一个就关进屋里去一个。鬼子什么都要，惟独不要钱（中国票子）。我唯一的心爱之物——派克金笔和瑞士表被抢了去。在这座礼堂似的屋子里一共关了约300多人。每天来几个会中国话的鬼子，讲几次什么“共荣共存”呀，什么“为建立日本大东亚帝国而圣战”呀等鬼话之外，别无他事。如此训练四五天之后，每人发一套日本军装，并编了队。每10人一班，由一个带枪的日本兵看管，每三班为一小队，有个日本军官。从此以后，只要你不误一日三餐两点名，随便出入，任意游逛。

我们5个人因时刻在一起，所以被编在一个班里。我暗暗告诉同伴，鬼子要拿我们当炮灰去打自己人，必须找机会逃出去，现在还不行，敌人是外松内紧，故意观察我们动静的。果不出所料，几天内便抓回好多逃跑的，严刑拷打，残酷杀害了好多。每夜的惨叫声真令人心惊胆颤。我们班里就被杀害了3个人。几天之后，逃跑的人渐少了，最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就是鬼子残杀无辜百姓和奸污妇女的暴行。战争给这座繁华城市遗留下的是残垣断壁，尸骨遍野，臭气熏天。若大个衡阳市无一处完整的房屋，有的一家老少数口被杀死在一堆。没有逃出去的百姓约好几千人，我没有见到一个活着的，上至几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儿童无一幸免。到处皆能看到被脱光衣服捆绑着的妇女，有的还奄奄一息，有的已经死去。

一个十三四岁小姑娘的尸体，光着身子躺在衡阳县政府的大门口。不管死的活的，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仍有一些日本兵去奸污。这仇恨的怒火，使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对伙伴们说：“咱们要多杀几个鬼子给死难同胞报仇！但仍需耐心地寻找机会。”

我们被俘20多天后，鬼子要我们出发南下，行军时一反常态，晚上出发，一班挨着一班排成单行，在小路上前进，灯笼火把一片通明，大呼小叫远闻数里。走不到十来里路便熄灭灯火在路上原地休息，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如前模样再走。天亮之后便进村驻下，把我们关在一个院子里，挑出五六人同两个带枪的鬼子编成一组，到村庄上去，他们捉鸡、打狗、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下午收兵回来休息，晚上再走，一次走不到20多里地。

我想，这是敌人虚张声势，已是外强中干的表现，机会来了。天随人愿，次日我们5人在两个鬼子中间排成一行出了驻地的村庄，向东南方向紧靠山脚下的一个村子走去。鬼子上路后便朝天放枪，乒乓劈啪，加上鬼子不停地狼嚎，老百姓早已吓跑光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村子。我们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一群母鸡，鬼子喜欢的直嚎嚎，得意忘形地放下枪扑向鸡群。我一个暗示，两人一个目标，同时扑向鬼子，很快就把这两个鬼子给弄死了。我们的战利品是两支三八大盖，两百余发子弹，四个手榴弹，一面日本太阳旗。我们5人面南跪下发了生死与共，决不背叛的誓言之后，一个有战斗力的小组就算成立了。我先开口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是生死于共的弟兄了，没有什么官兵之分，不过要想行动一致，死里逃生，总得有个头才行，听听大家意见如何？”他们4人齐说：“你还是我们的头，不说长官了，论年龄也是老大哥，又有战斗经验，我们绝对听从指挥。”我说：“好吧！那就当老大哥了。”我任命通讯员赵文海为副手，如是我死了就由他来指挥。

于是我和小赵两人，系上鬼子的带有子弹盒的皮带，托起枪，挑起日本旗，效法鬼子的队形，大摇大摆地出了村子，奔向山脚下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山的形势是南北两片大山，中间夹着一条小溪，南面山脚下有条小路蔓延着伸向东南。我们大约走有四、五里地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路向南拐了一个约70多度的陡弯。叫大家注意情况变化，作好应急准备。谁知我们刚刚转过这个山弯，一眼便看见前面路上有一队约10多人的鬼子巡逻队。我正想调头往回走时，已被鬼子发现，叽哩哇啦地向我们问话。

我们虽打扮很象日本兵，但不会说日本话，趁敌人还未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低声向大伙说：“看样子非拼不可了，咱们边抵抗边向山弯那边撤。”我喊了一声“上山！”我们都向山上跑去。鬼子的枪声也响了，嗖嗖的子弹从身边、头上掠过。打到岩石上进出了火花。我找到一块大岩石，躲在后面向跑在最前面的鬼子开了一枪，那个鬼子应声倒下，同时小赵也开了火。此时已有四五个鬼子蜂拥而上，离我们也只有三四十米远了，我喊一声“扔手榴弹”。紧接着轰轰两声巨响，一股浓烟向上冲起，遮住了敌人的视线。

我们迅速撤到山弯那边去了。趁敌人看不见我们的行动，忙指挥大家向北面山上转移，北山不但是山高坡陡，而且林深草密便于行动。大家迅速下了南山，趟过小溪，向北山顶上爬去。我们将要爬到山顶的时候，南山那边枪炮齐鸣，约有四、五十个鬼子，漫山遍野向南山顶上搜去。足足闹腾了有两三个小时，一无所获，只好抬着四、五副担架收兵向东南方向走了。临走时，又向北山上打了几炮，放了几枪，但始终未敢上山搜查。此时中午刚过，一片寂静的山林里透出几声鸟叫，表明危险已经解除了。此时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坐在树林中商量一阵子，决定必须找到老百姓。第一，换掉这身狼皮，因为我们没有人会日语，蒙日本人不着，到吓跑了自己的同胞；第二，要弄到吃的，但绝对不可抢老百姓，否则我们将两头挨打；第三，要探明情况，便于今后行动。

我看山北坡比较平坦，山脚下树林较密，象是一个村庄，我们便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向山脚下走去。刚走到半山腰，忽见前面草棵直晃。“小心！有情况。”我低喊一声便伏下来观察。不久，即看见两个妇女慌慌张张地向山上跑，后面一个日本兵紧追不舍。再仔细向四周观察，别无情况，便决定救这两个妇女。我和小赵两人猛地从草丛中站了起来，托着两支上了刺刀的枪，向山下迎头走去。那两个妇女看见我们吓得瘫在地上动不了啦。那个日本兵乐得只叫“好的好的，花姑娘的，塞咕塞咕的。”我俩给他一个冷不防，一人捅他一刺刀，他便上天堂做美梦去了。

此时这两位妇女才猛然醒悟，又是磕头又是礼拜的千恩万谢。从她们口中得知，此地近处驻有日军，天天出来骚扰。白天百姓都躲进山里，今天她俩回家拿吃的，被这个鬼子碰上了。她们把我们带领到一个山洞里。很多老乡躲在里面，两位妇女讲了刚才的经过，她们的丈夫、父母等一大帮人围上来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直到天黑方才领我们进村，到他们的家里进行款待，给我们换了便服。据说，此去东边不远约几十里路，有条铁路（大概是粤汉线），铁路沿线驻有日本的重兵，建了很多炮楼、据点。铁路两侧也驻有少数日军，过铁路再向东有条河，叫什么麦家河（是湖南口音，是麦是梅搞不清楚），过了河才是游击区。议定上半夜我们休息睡足，下半夜由被救妇女的丈夫送我们上路。我们吃饱喝足，倒下头便睡着了。

1点多钟，老乡叫醒了我们，带领着上了路。一路上都没有言语，在不平的山路上摸索着走了半夜，天麻麻亮时出了山口，引路人对我们说：“从这里一直走，无论怎么拐弯，千万不要下路。大约中午可看见路边上有两个过路店子，你们就歇下来，可以买些吃喝，但不要多讲话，尤其是对那些拿扁担过路的买卖人，不要问这问那，那样会吓跑他们的，只管盯着他们，等到他们动身走的时候，远远地跟着，学着他们的动作，就能平安地把你们带过铁路去，多多保重，再见！”

我们按照老乡的指点继续前进，路比较宽阔一些，天也亮了，所以走起来也快得多了。一路上也很少见有行人，大约在11点多的时候，便远远看见了那个过路店子，在距店子约百米处的山坡上，我们找个林子歇下来，我去店子里看情况，同时买些吃喝回来。店子上的情况和老乡介绍的基本一致。法币可以用，就是东西贵得很。我买不太多的饼子(玉米面的）就花了几百元中央票。刚要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问我：“当兵的，要到那里去？”我上下打量那人几眼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当兵的？”“听口音呀，你是北方人。”这时我忽然想起老乡的话，不敢多谈，便笑了笑说：“不到那儿去。”便走回来了。

大家吃着东西，注意观察那店子周围，后来陆续的又走进几个拿扁担的老乡。大家等得心急如火，直到太阳偏西时才见有人从店子里走出来上路，一个、两个……他们是相隔约30米远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我说：“这一回是到鬼门关上去拼命！3支枪走前头，随时准备战斗！”我带头上了路，路越来越宽，山势越来越平坦，树林草丛也相对的减少了。心象绷紧了的弦，嘣嘣直跳，走了约个多小时，天已是煞末黑，远远便看见象塔一样高的炮楼。这时能见度低了，我们的距离也逐渐缩短到10米，甚至几米远了，讯号也要靠低低的声音来传递了。前面的人趴下了，我向后按一下手，也趴下了。跟着前面的人向前爬行，爬得很慢，恐怕弄出响声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才前进两百来米。天彻底黑下来了。天上没有星光，真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突然，炮楼上的探照灯扫了过来，只好伏着不动，可以看到距离五、六十米远的铁路。等灯光扫过后，再向前爬行。路上已有好几具尸体横在那里。夏天的尸体一两天便有气味了，这些尸体还没有发臭，可断定是昨天刚被打死的。这五、六十米远的距离，倒花费将近一个小时，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过的一个小时，我终于爬过了铁路，下了路基几米远就是一道干沟，我下到沟底停下来，等后面的同伴。枪对着炮楼，准备随时都能到来的拼杀。一个,两个……五个人都过来了。我们爬上约一人多高的沟坎，上面是一条沿稻田的山边小路。一勾弯月，几点寒星，使能见度开阔了许多，还能隐约看见前面人影的晃动。

我们紧随其后又走了约一个多时辰，约离铁路有八九里远时，前面的人向左方村庄里拐过去了。这时是尾随其人进村还是继续前进，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老乡不是说过吗，过了铁路离那条河就不远了，只有过了河，我们才能安全，我们还是前进去找河。”意见统一了，便依然前进。夏日夜短，此时已听见头遍鸡啼了。大约又走了一个小时，前方出现一大片房屋，料定是个集市。我们警戒着走到集头上，左边一家铺子亮着灯，推开半掩的铺门，走了进去。原来是个豆腐作坊，早起磨豆腐，约有40多岁的老板猛见闯进几个端着枪的人，一下子吓蒙了，结结巴巴地说：“老老老总，请吃豆腐浆！”我笑着说：“老乡别怕，我们是中国兵打日本的，不祸害老百姓，请问这是什么地方？”“麦家家河。”“离河还有多远？”“就在街那头。”“有船过河吗？有到有，就是要过河……”老板吞吐着不肯往下讲了。

这时从里间走出一个人来，说：“当兵的，我们又见面了。”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在店子上找茬跟我讲话的那个人，我笑笑说：“原来是你呀！你是……”那人没等我说完，便抢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坦率地回答说：“是打日本的中国兵。”“有证明吗？”我说：“有！”边说边从内衣里掏出十军的符号递给他看。那汉子凑到灯光下翻过来调过去看了一会说：“原来是十军的！少尉先生，你们有几个人？”我没有立即回答他，反问一句：“你是干什么？”“我是衡山县政府游击队的侦察兵，也是打日本的。”“那好，咱们是一家人了，我们有5个人3支枪。”“你们过河去干什么？”那人问。“到游击区去打游击呀！”“我们听说铁路附近有支子人同鬼子交过火，是你们吗？”“不错。”“请问能过河吗？”“渡口上面有鬼子的一个税局子，平时只有两个税官，天天也有不少武装鬼子来来去去的，要过河，我人熟没问题，你们这么多的人还带着枪怎么过呢？”“今天税局子里有几个人？”那汉子好象领会了我的意思，说：“你们是想……”他用手比划个打的姿势。“对了，别的没办法呀！”那人思索了一会，说：“也只有走这条路了。我带你们到黄会长家去了解下情况再决定。”

说完，他带头走出了豆腐铺子。我们跟着他走到街的那头，已经看见有一条大河横在面前。街右边有一家店铺门前挂着日本旗子，那人走向前拍门，里面有人问“谁呀？”那人说：“张忠义，找黄会长有事。”铺门开了，我们穿过店堂，进到一个大院子里，堂屋里的灯亮了，约50多岁的一个瘦老头，披着衣服走了出来，看到三四条枪对着他，吓得又是作揖又要磕头，哆哆嗦嗦地说：“张爷，什么事没给你帮忙办呀！你这是……·”老张笑了，“会长别怕，没你的事，我们想打局子搞点经费，来了解一下情况。”会长这才定住神，让我们到屋里坐，又是茶又是烟地忙个不停。

我说：“天已快亮了，不要你招待我们，你说局子里有几个鬼子?”那老头擦擦头上的汗说：“鬼子到是只有两个，只是……”老张开口说：“既然只有两个人，我们决定行动了，你带我们去叫税局子的门，就说有偷税的过河，叫鬼子快起来报税。”那会长不言语，迟疑起来了。老张又说：“你怕什么，赶早过河偷税的生意人不是常事吗？鬼子会信的。”会长这才战战兢兢地说：“那你们可给我们镇上留祸害了。”老张说：“这你就多虑了，弄死两个鬼子之后，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死无对证，鬼子又能怪你这手无寸铁的老头什么罪了”，计划好了，便开始行动。税局的两个鬼子听说有偷税的，慌慌忙忙开了门，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当了俘虏。我们缴获两支手枪，700多块银洋，1200元法币，还有些日本军票等。老张要把俘虏绑到队上去交政府处置。我说：“费那个干么，万恶的鬼子留他作啥！”就在河岸上用刺刀给报销了。我们上了渡船，对黄会长说：“谢谢啦，请回吧，我们自我送行了。”说完，3支枪一齐开火，噼哩啪啦放了几十枪。从此我们就逃出了狼窝。并杀死了几个日本鬼子，完成了为死难同胞们报仇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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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园古今》蒙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9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