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义”义乌•信义】假如把古今义商拉进同一个微信群——看他们如何解码“信义文化”

栏目介绍|

义乌是浙中母县、八婺肇基，有着2200多年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迹遗存、文献典籍、民俗技艺等文化资源灿若星辰。今年“新春第一会”上，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叶帮锐强调：义乌，义字当头、义利并举、义在利先，是一座忠义、节义、仁义、孝义、侠义、信义“六义并举”的城市，一座有情有义的城市。

文化基因，决定了“何为义乌”。文化解码，是探寻“这些文化标识为何会出现在义乌，义乌又何以成为义乌”的过程。

为了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我市正倾力推进“‘何以义乌’文化解码工程”，体系化、深层次挖掘“义”文化等义乌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刻诠释“何以义乌”，全力打造中华文化新地标。

为此，《义乌商报》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与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推出“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之“六义”专栏，溯源义乌“六义”文化的历史脉络，寻找城市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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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有义 世界义乌”之“六义”专栏

第二篇报道

《义乌商报》3月19日2版整版刊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义乌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义商创业史。

从古至今，不计其数的义乌商人就像灿烂星河中的一个小星团，虽不耀眼，却澎湃着无限的生命力，创造了诸多奇迹，使义乌成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成就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纵观历史，义乌商人商贸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他们践行“以义制利、义利并举”的故事传为美谈，其文化基因和经商准则代代相因。

“敲糖帮”Q版形象。

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来了：如果把义乌商人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部分代表人物拉进同一个微信群，何其壮观！若是给他们一个主题——聊聊做生意的秘诀，解码义乌商业的“信义文化”，定然会擦出别样的火花。

那么，先来感受一下这个超级大群的聊天画面。众人经过一番商量，群名定为：“古今义商一家亲”，并推选范蠡为群主。因他与义乌颇有渊源——随越王勾践蛰伏于义乌勾乘山时，提出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之策，最终使越国绝地求生反败为胜，被后人尊称为“商祖”“商圣”。

义商之先义后利

涉及史料：《义乌商帮》（施章岳 朱庆平编著）记载——

穷苦出身的丁光银（1873—1938年），原随父亲撑义乌小八舱乌篷船为生，后靠自身努力，成了“驾长”，撑船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且创下了良好声誉，即使货主不随货同行，也信得过他。有一次，一严州（现建德）周姓粮商，委托丁光银运输白米200担，事先讲好将白米运到临浦（旧时浙江省最大的米市所在地之一），货主三天内到船上来提货。可想不到的是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却始终未见货主踪影，丁光银到处打听也毫无音讯。因船难以卸货，不能接货返航，丁光银一直等了半年多，导致连生活都到了借贷无门之窘境，眼看白米就要霉变，才不得已将米出售。得到售货款后，他给临浦多家米行老板留下地址，如遇到周姓老板让他随时来取款。

丁光银卖米。

“卖米所得大概有大洋六七百元。有了这笔‘横财’，丁光银一边撑船为业，一边做起了火腿生意。五年后，成为苏州、杭州、兰溪火腿业‘三只老虎’之一。后来，他还在杭州收购舒莲记扇庄，在上海购置房产，在兰溪、杭州投资银钱业，生意越做越大。”义乌史志专家傅健老师介绍，丁光银始终没有忘记周姓粮商，特制周姓恩公之神位，置于财神爷赵公明侧，顶礼膜拜。

义商之诚交四海

涉及史料：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乌故多纯悫之士，其笃爱敬、守礼法、重然诺、慎取与，自纳于矩镬之中，尺寸不逾。”

约乾隆年间，义乌有位贩六陈的商人叫叶宜春，有一次运粮食到杭州，结算时米行老板多算给他60多两银子，回家后一数才知道。多出的银子虽不为外人所知，但出于诚信，叶宜春毅然决定派人将银子专程送回杭州。

《泉陂陈氏宗谱》记载——

清末民初，后宅全备村人陈开兰是后世称道的良商义贾，他“兼营商货，至苏杭，必大获利归，操赢如胜券。同业者每不解其故，有问之，曰：‘吾无他长用，吾诚而已，一诚无伪，人皆信之，吾是以得战胜商场也’。”

义商之敢闯敢创

涉及史料：《义乌商帮》（施章岳 朱庆平编著）记载——

义乌人敲糖换鸡毛之生涯，应该是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乾隆年间盛极一时，从而形成声势浩大的“敲糖帮”，全县约有糖担万副。

义乌兵融入后，敲糖帮群体不断壮大，还有了质的跃升。其组织结构严密，分为“担头”与“坐坊”两个体系，即前为“商”后为“贾”。前者走村串巷，负责从事货担交易；后者负责组织商品和后勤保障，使原本分散的个人行为成了群体经营。

其次，义乌敲糖帮的经营线路较为固定，形成了类似大商业的跨区域经营网络和市场体系，将经营范围扩大到东南各地，原本细碎的货担交易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小商品物流圈。

这种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经营网络，是同期其他地区小商贩经营活动中十分少见的。

“陈泰兴”为流落在杭州的无业义乌人无偿提供帮助。

据记载，义乌敲糖帮，在施善行义方面也做到了极致。北路“总站”南星桥是义乌城郊西江桥村陈大浒所开设，店名为“陈泰兴”……（坊内）备有空糖担数百副，专供流落在杭州的无业义乌人租用。只要是义乌人，如果生活困难，无以为生，都可以到该糖坊去要求加入敲糖生意的经营活动。糖坊不仅赊租糖担、糖货和垫付食宿之费，而且帮助介绍帮中的“年伯”，随帮伙学习生意之道，在经营回来后，再结算账目。

义商之施善行义

涉及史料：《义乌商帮》（施章岳 朱庆平编著）记载——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田心王氏开办的“慎可火腿行”，由于经营有方，声名鹊起，除了本地销售，还分别在杭州、温州、严州、苏州等地开设分号。当时，苏南遭水灾，瘟疫四起，江苏巡抚林则徐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王恒玺二弟恒魁据《本草纲目拾遗》的方子，剁下火腿行中全部火腿爪，骨研粉，肉熬汤，分送患者服用。此法果然效用不凡，使瘟疫骤减，林则徐深为慎可火腿行义举而感动，遂挥毫题写了“培德堂”匾额。

清道光年间，为救瘟疫患者，王恒魁剁下慎可火腿行内的全部火腿爪。

民国时期，“金永和”是廿三里镇的知名商号，主人金重辉是闻名遐迩的商界巨子，他的企业在当时乃义乌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宏大。金氏夫妇对乡邻十分慷慨大方。有一年因灾情严重，廿三里不少贫困农民交不起皇粮国税，金重辉慷慨解囊，拿出上千银圆代为补交；当青黄不接时，对贫困户“量给升斗”，主动接济；当全县募集救济农村寡妇生活基金时，他踊跃募捐，且不用真名，用“日新”两字取代。民国36年（1947年），在过完70岁寿辰后，他将4个儿子叫到跟前，把佃户和穷人的欠租、借款凭据及实物抵押的押据，统统烧毁，并声明，从今往后，别人欠金家的租金、借款、赎金一笔勾销。待办完善事，他带了点养老金，与老伴一起到杭州颐养天年，直到善终。

义商之诚实守信

涉及史料：《赤岸孝冯氏宗谱》记载——

（冯）允奇（1600—1680年）……数奇有待，出塞贸迁，波斯珍异，载满归船。也就是说，在明代中叶，冯允奇早已远赴波斯等国做起了海外贸易。

《义乌商帮》（施章岳 朱庆平编著）记载——

2008年2月，一位40多岁的日本商人给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建打来电话，要进一批保暖裤。张建根据对方的要求组货配货，然后尽快给对方寄运过去。忙完之后，她就收到了对方打过来的货款，一看，居然多了3万元人民币。估计是粗心出了错，张建随后就把这3万元汇了回去。不久，日商亲自来到义乌，特意赶到张建的摊位上，给当时才23岁的张建姑娘深深鞠了一躬。

日本客商为张建的诚信行为致谢。

2015年，一波兰客商向“真爱”订购了30个高柜共600万元人民币的毛毯并预付了20%的定金。谁知几个月后国际油价大幅贬值，毛毯原材料市场大幅贬值，毛毯的价格也一贬再贬。面临这样的困境，“真爱”选择站在客商一边，把毛毯的出厂价一降再降。只这一项，“真爱”就赔了近100万元。

2000年，陈萍一手创办的义乌市衬衫厂面临倒闭风险。面对巨大的压力，早已去深圳外贸市场打拼的陈萍没有置之不理，他清退了4个村的投资款和员工集资款500万元，妥善安置了全部员工，主动承担了企业的一切债权债务。待改制完成，企业债务高达7000多万元。他说：“既然企业亏在我手上，就要在我手上再赚回来，我不会一走了之。”他与银行协商，签订了3年还清债务的协议。随后，陈萍赤手空拳来到上海打拼，不但按时还清了7000多万元的债务，还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陈萍自愿独自承担企业全部债务。

“义乌土话：‘出六居（入）四’，意思是做生意要多让利给别人一些，先让合作伙伴获利，别人才会更愿意和你做生意，生意才会越做越好。这是因为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义’先于‘利’，不以功利为急，讲究商业道德，守诚信，不欺诈。”傅健侃侃而谈，义乌人都深深懂得：只有“义”在“利”先，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实际上也是义乌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市场长盛不衰的深层原因。

最后，傅健总结道：义乌商业社会中的“义”，本质上是通过伦理自觉，实现多方价值共创。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时代，它既是企业抵御“短视陷阱”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商业文明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资源。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企业只有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才能真正基业长青。”而这一转化过程，正是“义”的现代表达。

总之，何以为“义”？最根本的就是“让利于义”。